裴宜理郭台辉：政治过程追踪应得到重视

　　【核心提示】20世纪50、60年代以来西方社会科学界涌现出一股历史转向的热潮，社会科学家倾向于从历史中寻求灵感与资源，借助历史研究的主题与方法来回答当下社会关注的重大问题。任何社会政治问题都有其特定的历史起源与演进过程，只有了解起源与过程才能为现实问题的解决提供积极的思路。华南师范大学郭台辉教授与哥伦比亚大学李俊鹏博士通过访谈十余位引领这一潮流的国外著名学者，力图生动地反映这一转向背景下的学术史和学科史的发展进程。
　　郭台辉：身份构建与社会抗争是西方社会科学的热门话题。您一直从事中国近现代社会抗争与革命的研究，请您谈谈当初为什么选农民的反叛与革命这个主题作为政治学博士论文？
　　裴宜理：有两个原因。一是因为我出生在中国，一直对中国革命有种特殊的情怀；二是与当时的国际政治环境有关，20世纪60、70年代，美国的大学校园反对越南战争的学生运动很活跃，我也是参与者。因此，我对越南的革命来源及其与中国革命的关系很好奇，从而开始对中国革命的来源与意义等相关问题感兴趣。
　　
　　社会科学历史转向中的政治学
　　郭台辉：西方的社会科学在20世纪50、60年代就开始借用历史学方法或者转向历史研究，在社会学领域尤其表现明显。您获得的是政治学博士学位，那么，当时您所接触到的美国政治科学界是不是也有一股转向历史的潮流？
　　裴宜理：那时候没有，现在是这样。美国政治科学界这十年以来对历史转向比较感兴趣，像美国政治科学协会就有美国政治发展的子领域，而斯考切波就是该领域的骨干成员。但对比较政治学这个子领域而言，把历史和当代或者史学与社会科学结合起来的比较少。我认为再过几年就可能会变得更普遍，因为这种结合很重要。政治科学家刚刚开始重视所谓的政治过程追踪，也就是说，我们是从当代看社会和政治问题，但是要了解当代情况的由来，就需要重视其历史来源。所以，随着社会政治问题越来越凸显，历史转向这个趋势在政治学里面就会越来越普遍。
　　郭台辉：政治学跟社会学都很重视比较方法，都倾向于比较历史分析。您觉得政治学与社会学相比，在运用比较方法时有什么差异？
　　裴宜理：其实，我觉得没有多大区别，学科之间的区别是人造的。有一些社会学家后来就在政治学系教书，也有一些政治学家在社会学系教书。查尔斯蒂利原来的博士学位应该是社会学，但是他在密歇根大学兼任历史和社会学教授，后来到哥伦比亚大学就在政治学系教书。在社会运动这个问题上，不管是历史学家、社会学家还是政治学家的方法都很相似。
　　郭台辉：提到查尔斯蒂利，我想了解一下你们的学术关系。您好像跟他有一段重叠的学术经历，是吗？
　　裴宜理：我受到他很大影响，因为他出版《从动员到革命》（FromMobilizationtoRevolution，1978）之前，大部分学者是从心理学角度来分析社会运动。不管是受挫进攻还是相对剥夺等，都是心理层面。同样，那个时候的很多政治学家不很重视社会运动问题，以为那是社会学家或者心理学家的领域，都不觉得那是政治学的领域。虽然蒂利是一个社会学家，但他从政治学角度强调国家跟抗争者之间的关系，认为社会运动根本上是一个政治的问题。查尔斯蒂利提倡他的政治过程模式以后，好多对政治有兴趣的学者，包括我在内，就开始认为，革命、农民起义、工人运动都可以是政治学的领域。所以，从政治学来研究社会运动应该是他的一个重大贡献。
　　
　　中国研究的拓展空间
　　郭台辉：在美国政治科学中，中国研究可能是一个区域研究或个案研究。您认为近现代中国的历史研究如何以中国的个案来参与西方政治学家或社会科学家在理论和方法上的争论？
　　裴宜理：这个问题实在很难回答。因为中国在很多方面是独特的，如何把中国的个案跟其他国家作对比，这还是一个很大的挑战，我也没有解决这个问题。我觉得，把中国跟其他国家作对比，不太妥当。中国实在太大，而且太特殊。美国也是这样，它也是一个很特别的国家，跟其他西方国家很不一样。但是，我觉得城市是可以作比较研究的。上海和纽约、上海和芝加哥作对比，这是比较合适的。所以我现在想从这个方向开始考虑，看能不能开拓一个新的比较领域。
　　郭台辉：中国在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恢复和重建社会科学，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学术体制和学科分化越来越制度化，但另一方面过于细致的学科划分也导致了僵化封闭等问题。对此，您有什么建议？
　　裴宜理：我觉得一个重要办法是建立以主题或问题为导向的跨学科研究中心，比方说哈佛大学的燕京学社、费正清研究中心，还有美国政治研究中心。这些都是跨学科的实体研究机构，有各种经费支持，鼓励老师和学生做一些合作项目，从各个不同的角度来研究同一个问题，我觉得这是一种非常好的制度性鼓励。中国如今也开始建设类似的研究机构，像人文高等研究院。
　　郭台辉：但相比跨学科研究而言，东西方的比较研究由于文化之间的差异问题似乎更显困难。中国引入西方的东西，或者西方人来理解中国文化和社会，都涉及基本概念。那么，如何超越语言文化的差异，实现跨文化的比较与理解？
　　裴宜理：对，这也是一个很难解决的问题。一方面是障碍，但从另一方面来看，可以说是一种机会，比方说英文中的citizen，中文就有好几个词对应，像市民、国民、公民、同胞等。我写过一篇文章（PopularProtestinShanghai，19191927），把这些不同的中文词在民国时期的用法做对比，分析在什么时候或什么语境下采取哪一种citizen的概念。这对西方学者来说也有帮助。因为我们从来没有想过citizen在中国文化中有这么广泛的意义。我们的身份是一个城市的成员，同时是国家的成员。但问题是，在哪些情况下比较强调城市的市民，哪种情况下比较突出国家的公民。所以，虽然语言的差异是一种障碍，但通过进一步分析可以说明一些很复杂的问题。我们应该利用这个复杂性来互相介绍政治词汇的意义。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第50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