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房山下十字寺的碑刻

　　一唐辽金直到明朝此地就是景教教堂
　　十字寺位于房山区周口店地区办事处车场村西北鹿门峪尽头的三盆山。
　　在十字寺遗址上有有两方石碑很显眼。在1981年文物普查时我也注意到了。但是由于没有读到和金皇陵有关的内容，所以只是当做两块碑刻进行了登记了。但是，在金皇陵范围内出现两块碑刻，在我心头总是冒出来。后经听吴梦麟老师解释，心里才释然。
　　这两块碑，一为辽应历十年（960）《三盆山崇圣院碑记》亦称《大都崇圣院碑记》，以下简称辽应历碑）。
　　著名辽金史学家陈述先生说过，最早的位于长安的景教寺院曾经叫过：崇圣寺。
　　当时是唐太宗敕建大秦寺。僧史略下曰：‘大秦末尼，胡神也。官品令，有祆正。火祆教法起大波斯国号苏鲁支，有弟子名玄宾，习师之法居波斯国，大总长如火山后行化于中国。贞观五年有传法穆护何禄，将祆教诣阙闻奏，敕令长安崇化坊立祆寺号大秦寺，又号波斯寺，俗称崇圣寺。看来长安的这座崇圣寺和景教有着直接关系。那么，十字寺的前身也叫崇圣寺，也应该和景教有关系，甚至可能就是因为尊崇景教而称为崇圣寺。
　　另一方碑为元至正二十五年（1365）《大元敕赐十字寺碑记》以下简称元至正碑），碑文记载了十字寺的沿革和历史，是研究十字寺的唯一文字史料。
　　原来十字寺上的“古刹十字禅林”的石刻匾额，被房山区文物管理所收藏了。
　　另有的两件景教石刻，作为我国现存的为数不多的景教遗物，珍藏于南京博物馆内。当时主管文物工作的苏宝敦先生前往南博查看拍照，回来后特意唤我看了照片。后二年，有请南博出面房山出钱，复制了一套回来。放在了云居寺。因为有人认为这两件文物是被一些基督教研究人士称之为“景教徒的最确实和最有价值的遗物”，“景教东渐史上的伟迹”。
　　这是因为近代以来几位外国人的考察才有了此言论。
　　第一个是民国八年（1919）西方人哈丁首次于十字寺发现两件景教石刻遗物。同年七月，哈丁在《新中国评论上》撰文介绍这两年石刻。同年夏，西方人克利斯托芬伊文在十字寺中避雨，亦发现这两件石刻，并于九月份在《新中国评论》发表文章。翌年，哈丁再次来十字寺考查，两件石刻已被当地人埋藏起来。后来，在哈丁等人的逼迫下，藏者才不得不将石刻挖出来，供哈丁拓印。哈丁除拓印石刻外还抄录了十字寺碑文。同年，哈丁把这次考查的结果在《新中国评论》发表，进一步介绍十字寺及石刻，并将抄录的碑文附于文中。这件事记录者颇多。
　　哈丁和克利斯托芬伊文考察发文之后。有一位北平邮务总管的西方人阿林敦（Arlington，亦译作阿灵顿）。此人早于民国八年（1919）也就是哈丁首次发现十字寺石刻的同年就受《新中国评论》主笔顾临的委托寻找十字寺，阿林敦先后两次前往十字寺，因为地面不干净，在十字寺一带有土匪横行，所以没能来。阿林敦想了个办法，致函房山县邮务局长，请他设法。在房山邮务局长的协助下，阿林敦在民国十一年（1922）来到十字寺。这位房山县邮务局长协同阿林敦将十字寺两件景教石刻及寺中辽应历碑、元至正碑各拓印一份，并将碑文做了一些注释，由阿林敦寄往英国不列颠博物院的摩尔。这导致了英国人阿克穆尔（即不列颠博物院的摩尔）所著《1550年前的中国基都教》（《A。C。Moule：ChristianinChinabeforetheyear1550》）把十字寺作为重要一笔写入该书，第一次阐述了十字寺作为景教寺院在东方基都教传播史上的重要地位，该书详实地介绍了十字寺及两件景教石刻。而阿克穆尔的主要依据便是阿林敦提供的材料（据阿克穆尔著《1550年前的中国基都教》9799页。）
　　民国二十年（1931）九月六日，又有日本人来到十字寺见到寺中的两件景教石刻。
　　日本人的参与引起了国内的重视，九月十三日，北平古物保管委员会派该委员会秘书庄尚严、干事王作宾从北平来到十字寺调查。同年十二月，中央研究院历史博物馆将寺中的两件景教石刻移运北平，保存陈览，并将石刻拓印分赠各学术机关以供研究。1936年文物南迁时，十字寺景教石刻被运往南京博物馆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