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房山下“十字寺”

　　一思文探寻记录下的历史足迹
　　自古以来，凡是叫“寺”的地方都是出家人修行的圣地，几年前我与帝王带朋友去房山金皇陵参观，帝王说不远处就是十字寺了，我说，既然来了就去看看呗，顺便我也上一炷香。帝王说：你要上香可找错地方了，一会儿到那里你就知道了。
　　说说“帝王”这个称呼，也就是绰号。
　　帝王，就是王德恒，我男人。他从《北京的皇陵与王坟》（1990年）开始，先后写了《明清帝王与皇陵文化》、《大唐帝王与皇陵文化》、《解读中国皇陵密码》，平日里更愿意谈论帝王轶事，虽岁夜半而全然不倦，还想组建个“中国帝王文化研究会”，所以我给他起了个绰号，就是“帝王”了。以后他说让我要去掉。
　　想象中的十字寺红墙绿瓦，晨钟暮鼓，香烟缭绕，禅律颂经之声回荡在寺院周围，大殿上跪拜着修炼的和尚
　　走啊！想啥呢。前面就是了。
　　帝王把我从沉思中拽回到现实，于是，我们几人一行跟着帝王从金皇陵向十字寺走去，没走多一会儿，便有一铁索吊桥，桥下并没有水，我恐高，走在荡悠悠的吊桥上直发晕。
　　过了吊桥，便是十字寺遗址。
　　这就是十字寺遗址？
　　我愣住了，真是毁三观啊！连寺院的影子都没了，这也真没有上香的地方啊。
　　遗址已经荒颓的不成样子，萧瑟中透视着古朴与深远的味道。不远处的残垣断壁，土坯与石头垒砌的围墙，空气中，都弥散着沧桑的气味，这就是我要见的十字寺遗址。
　　位于北京市房山区周口店镇车厂村的三盆山缓坡一块平地上。
　　帝王说：十字寺遗址是景教遗址，在中国，既有建筑遗址又有碑刻的景教遗址仅此一处。也是唯一的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
　　我说，停！你说这是一处景教遗址？
　　帝王说道：没错。佛教在西汉末年的哀帝元寿元年传入中国。在三国、两晋以及南北朝的四、五百年间，佛教寺院建的比较多，就连现在北京地区潭柘寺、红螺寺、资福寺、及崇圣院都是那个时期所建。
　　于是，我有想起了“鸟”，遇见有关文物考古的事，我总要提起“鸟”。我说的鸟，就是日本考古学家鸟居龙藏，他几乎一生都在中国进行考古活动。
　　以下是帝王（我家王德恒）的回答：
　　原来鸟居龙藏真的在考古中对辽金景教有所发现。而且徐平芳等人认为，关于辽代景教的流传，仍有其它一些石刻资料可以作为鸟居龙藏发现的佐证。徐先生就认为北京房山十字寺旧址内发现的一块辽应历十年（960）的碑，碑额题为《三盆山崇圣院碑记》，就能寻到景教的踪迹。
　　辽史大家陈述指出，“唐长安大秦寺原名崇圣寺，此以崇圣名寺，又镌十字于碑额，可供探考线索”。
　　陈述所说的对景教的“探考线索，应该是指探考景教在辽代或辽以前流传的线索。实际考察中，金代景教也显出了诸多面貌。
　　而另一辽史大家陈垣，根据房山十字寺内的石刻十字架以及其上的叙利亚文字（意为“仰望此，依靠在此”），认为该寺“当时亦一景教的礼拜堂也”。
　　“仰望他，寄希望与他。”
　　王德恒认为译为更准确。此句叙利亚文铭文，就是景教教会公式用语的句子。
　　这座十字寺，至元代重修，并且顺帝赐寺名为“十字寺”，另立《敕赐十字寺碑记》，显然该寺与景教有着密切的关联，因此，徐苹芳认为这是“两块也里可温十字架石刻”。
　　也里可温是元代对景教的称呼。
　　而在十字寺石刻横额“玉皇宝诰”下，又有这样一则题记：
　　大明国景教庆寿寺僧人超然经匠道四名游于口口。正统三年四月廿九日游到口口口口小西天石经堂瞻礼。
　　徐苹芳、王媛媛都提到这则题记。王媛媛认为题记落款的时间比景教碑发现的时间要早，所以“大明国景教”不可能是受景教碑启发而来的新兴教派，而正统年间西方耶稣会士还没到中国，该“大明国景教”也不可能与之有涉。这样足证，至明朝仍有“景教”寺僧人前往房山“瞻礼”，比较合理的解释就是，房山十字寺曾是景教堂，后来伴随景教的佛化（依附于佛教），尽管景教堂已转为佛寺，但景教的流传在该地区仍然不绝如缕，经辽入元明，一直艰难地维持下来。这种情况，和江上波夫所言内蒙鄂伦苏木（即达尔罕茂明）安联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