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00年前，中国最后一个游侠被杀

　　当侠客郭解因为接连发生的暗杀、恐吓案件，而接受审判时，官府内部发生了剧烈的争论。
　　一些官员替他求情，说这些恶性案件发生时，郭解本人并不知情，应判无罪。
　　不过，御史大夫公孙弘坚持说，郭解以一介布衣，任侠行权，睚眦杀人，他自己虽然不知情，但这个罪比他本人杀人还严重。
　　皇帝最后下令，对郭解进行灭族。
　　这是公元前125年左右，汉武帝在位时期的事。
　　史家说，郭解之死，不仅代表中央集权政府对民间势力的强力镇压，也象征着历史上游侠时代的终结。
　　迄今为止，中国大约有2500年的侠客文化传统，但严格来说，自西汉中期以后，纯粹的侠客阶层已经消亡了。余下的2100年左右，侠客仅作为一种精神境界，一种偶发的个体，以及一种文人想象而存在。
　　1：
　　在汉武帝强力镇压侠客阶层以前，侠的影响力很大，大到经常可以与国家权威相对抗。
　　普遍认为，侠的产生很早，在春秋末年、战国初期已很活跃。当时，社会急剧转型带来了阶层变动和分化，“士”这一贵族阶层日渐落魄，分化出了许多群体。比如，早期的儒家、墨家、纵横家，很多人都是从士转变而来的。侠，也是这一时期从士里面分出来的一批人。
　　史学家吕思勉说，“好文为游士，尚武为游侠”。
　　但“尚武”只能说明游侠崇尚武力，不代表他们擅长武艺。事实上，司马迁在《史记》中一再强调，游侠是一种行为模式，或者说做人的准则，与武艺高低没有关系。他写道：
　　今游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盖亦有足多者焉。
　　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些游侠，虽然行事不符合国家的法律，但是他们言必行，行必果，舍身解救困厄，然后隐姓埋名，不肯夸耀自己的能力和品德。
　　道德境界这样高的人，跟儒家所说的君子，几乎没什么差别，只是一个从文，一个从武。同时，跟墨家的表现更为接近，锄强扶弱，贵不傲贱，舍生取义，自我牺牲游侠的行事风格简直是墨家的翻版，所以有人说，游侠就是“墨侠”。
　　司马迁《史记》有《刺客列传》《游侠列传》，里面所写诸人，大多都有侠者之风。在著名的荆轲刺秦王故事中，大家可能只记得刺客荆轲，而忘了侠者田光。
　　荆轲早年好读书击剑，流浪各国，到燕国后，结识了“狗屠及善击筑者高渐离”，还有名士田光。
　　燕太子丹想找人刺杀秦王，慕名找到了田光。田光说自己年迈，没有精力做这等大事了，遂向太子推荐了荆轲。
　　太子请田光引见荆轲，并叮嘱说：“国之大事也，愿先生勿泄也。”田光没说什么，笑着点头。
　　在把事情告诉荆轲，并得到荆轲同意当刺客的保证后，田光做出了一个惊人之举。他对荆轲说，太子担心我泄密，一个人做事情而使别人疑心，这不是侠。说完，田光自刎而死。
　　司马迁说，田光是以自杀激励荆轲。但田光以死来让委托人彻底放心，这是当时游侠的一种必须践行的节操。“重义轻生”可以说是一个游侠的基本素质。
　　反倒是我们现在认为一个侠客必备的武艺，在当时，并非硬性规定。荆轲行刺失败后，当人时惋惜地说，可惜啊，荆轲平时不讲刺剑之术。
　　也就是说，尽管荆轲行刺失败，尽管荆轲剑术太水，但这不妨碍他成为当时最有名气的侠客。侠的标准和成名，不在于武艺是否高强，而在于是否符合侠义。所谓“侠义”，就是我前面引用的司马迁的话，一个侠要勇于任事，一旦承诺，只身赴难，决不退避，功成则身退，功败则身死，不用多废话。
　　2：
　　从战国到西汉，侠客都是一个完整的阶层。按司马迁的分类法，有布衣之侠、闾巷之侠、卿相之侠。大概就是根据侠的经济能力和影响力进行的划分。
　　这其中，能力最大的，自然是以养私剑、广结宾客著称的卿相之侠。比如战国时代的“养士四公子”：
　　列国公子，魏有信陵、赵有平原、齐有孟尝、楚有春申，皆藉王公之势，竞为游侠，鸡鸣狗盗，无不宾礼。
　　战国四公子作为当时社会上最大的游侠，他们的身边分别集结了数千能人门客，势力足以与一国抗衡，甚至能够左右国家间的战争局势。
　　公元前257年，秦国击破了赵国长平军，进兵包围赵国首都。赵国向魏国求救，魏王派晋鄙率军十万驰援，行至半路，却怕秦国报复而驻足不前。名义上是救赵，实际上是观望。
　　情急之下，一个曾受信陵君礼遇的看门人侯赢，向信陵君献计窃符救赵。信陵君依照侯赢的计谋，窃得虎符，击杀晋鄙，指挥魏国大军奔赴赵国，终于击退了秦军。
　　由于侠的能耐太大，又常游走在国家法度之外，对王权特别是正在形成的君主集权构成了威胁，所以对游侠的申讨和限制从未停止。
　　韩非子把威胁君主集权国家的五种势力，称为“五蠹”，首当其冲的两种势力就是“儒”和“侠”，“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一文一武，作为战国民间成长起来的两大势力，对官方势力形成了消解和分散作用。一些官方人物、王侯将相为了扩张自己的政治势力，反过来要借重儒与侠的力量，结成同盟。这是韩非子最痛恨的地方，认为君王不分黑白，误用“五蠹”，最终将伤害整个国家。
　　秦国自商鞅变法以后，采用法家治国，严厉限制和打击游侠阶层在内的各种民间势力。待秦始皇统一六国，这一强力政策全面推向东方，史书说，“故隳名城，杀豪杰，民之秀异者散而归田亩。向之食于四公子、吕不韦之徒者，皆安归哉？”
　　在集权的打击下，游侠隐匿乡里，不敢出头。但他们带着国仇家恨，伺机报复。这群人中，就有很多原来六国的贵族子弟，以侠义相互期许，走上复国血仇之路。
　　公元前218年，出身韩国国相世家的张良，“与客狙击秦皇帝博浪沙中”，结果“误中副车”，秦始皇怒不可遏，下令全国追缉刺客。
　　秦始皇在位期间，多次遭遇暗杀，而杀手或其幕后主使，基本都是入秦以后备受压制的游侠阶层。
　　公元前209年，陈胜振臂一呼，发动反秦起义。虽然时人评价陈胜的格局并不大，但蛰伏已久的游侠，仍然纷纷响应。他们等着出这口气，等太久了。
　　秦王朝至二世而亡，只维持了十几年的统治。败亡的原因固然很多，但有一条绝对不能忽视。那就是，秦朝压制东方豪杰，用力太猛，使这些人没有出路，深恨秦制，一有变乱便趁势而起。秦朝最终在民间力量的反弹夹击下覆亡。
　　3：
　　鉴于秦亡的教训，刘邦在建立汉朝之后，对国家与民间的关系进行了调整。总的来说，就是从法家的全面压缩民间势力，唯皇权独尊，调整为道家的无为而治，容许民间势力代替皇权在某些地方进行治理，有点“小政府，大社会”的意思。
　　对游侠而言，汉初也不再赶尽杀绝，而是有意识地放权，给他们生路和尊严。
　　刘邦曾路过赵国，对赵王张敖简慢无理。赵相贯高等一批人见赵王受辱，心有不忿，打算瞒着赵王刺杀刘邦。事情没有做成，两年后被人告发，刘邦下令逮捕赵王、贯高等人。
　　到京师后，贯高力陈此事与赵王无关。狱官用尽酷刑，终不改口。刘邦仍不信，派认识贯高的大臣私下询问，贯高说，谁人不爱自己的父母妻儿？现在我要被灭三族，难道会为了保赵王而牺牲亲人吗？只是因为赵王真的不曾参与谋刺计划，都是我们这些臣下自己干的。
　　刘邦听到这话，赦免了赵王，同时认为贯高为人能立然诺，也赦免了贯高。
　　贯高则认为救助赵王的使命已经完成，遂自杀于狱中。
　　刘邦十分看重赵王手下这一批“能立然诺”的门客，把余下的人一个个都封了官。
　　这不是刘邦第一次对游侠表达宽容。
　　鲁人朱家，人称“汉家第一大侠”，以庇护豪士出名。这些“豪士”，都是由于种种原因被朝廷缉捕的人，朱家不惜与朝廷相抗命，把人救下来。特别是他营救季布一事，为游侠赢得极高的声誉。
　　季布原来是项羽部下的勇将。刘邦得天下后，悬赏千金缉拿季布，并明令，胆敢藏匿、庇护季布的，诛灭三族。季布只好扮作罪徒，卖到朱家府上为奴。朱家明知他的真实身份，仍然冒着灭族的风险把他收留下来。
　　随即，朱家进京，为季布打通关节，终于说服刘邦赦免了季布。
　　但在季布成为汉朝名臣之后，对他有救命之恩的朱家，却终生不再与季布见面。这一救人于危难、施恩不图报的侠者风范，使朱家名满天下。
　　应该说的是，朱家生在刘邦的时代，是游侠阶层最后的自由时光，再往后，游侠的命运恐怕就没这么好了。
　　汉初分封了很多诸侯国，这些诸侯国具有很大的独立性，形成“国中国”，皇权难以渗透进去。当诸侯国的实力发展到一定程度，势必对中央构成挑战和威胁。而诸侯国在势力扩张的过程中，必然要招徕人才。于是，兴盛于战国时代的养士之风，在汉初不仅没有消歇，规模反而更加庞大。据班固《汉书》记载，后来作乱的吴王、淮南王，“皆招宾客以千数”。
　　到汉景帝时，采取削藩政策，激起七国之乱。这是地方挑战中央的一次战争，而双方在战争中，均十分注重拉拢游侠势力。
　　吴王刘濞依靠游侠周丘，不费一兵一卒，就占据了下邳城。好在刘濞尚未把天下一流的游侠都招致麾下。名将周亚夫率军平乱，行至洛阳，与当时最著名的大侠剧孟见面后，兴奋地不得了，说：“吴、楚举大事而不求剧孟，吾知其无能为已。”
　　七国起事却不知道要寻求剧孟的支持，凭这一点，我就知道他们没戏了。
　　史书没写剧孟的势力到底有多大，一人竟然可以影响到一场战争的成败，但从周亚夫的感慨来看，他一人的能量，绝对超过汉初一个诸侯国。
　　皇权并非在每个时期都十分强大有力，当它控制力有限时，需要借助民间势力（特别是游侠）来为它加持，甚至帮助它赢得战争；但当它控制力变强时，掉转头反噬各种民间势力，就只是时间问题了。
　　因为，在君主集权制度下，皇权是唯一的铁一般的法则，决不允许任何游离于皇权秩序之外的社会势力存在。
　　4：
　　为皇权杀伐立威这件事，是由汉武帝来完成的。而本文开头被灭族的郭解，只是不幸遇上了强力整肃帝国秩序的运动，最终成为游侠时代终结，一个象征性的历史背影。
　　汉武帝时，经过汉初的休养生息，无论是国力、财富还是权力分配，都到了一个有必要也有能力调整的阶段。调整的方向，则是高度的集权，把原来放任民间的财富与势力，通通收归中央。所以，这一时期出现了盐铁国有专卖政策，以及针对游侠豪强的迁徙和捕杀。
　　西汉有“徙陵”制度，即把地方豪强迁徙到位于关中的帝陵周围居住，名义上使豪强享受“护陵”的政治名誉，实际上是强制他们离开原籍，处于政府的就近监视之下。被迁徙者的经济势力、社会影响力，都因此受到严重削弱。
　　面对游侠“权行州里，力折公卿”的挑战，汉武帝三次启动“徙陵”政策，将郡国豪杰以及家财300万以上者，迁去守茂陵。“内实京师，外销奸猾”，一举两得。
　　郭解原本不在迁徙名单内，但因为名气太盛，被举报为地方豪强，地方官员只好把他列为“徙陵”对象。
　　郭解，河内轵县（今河南省济源市轵城镇）人，“侠二代”。他父亲就是个侠客，汉文帝时因犯法被杀。郭解年轻时，像个古惑仔，后来改弦更张，仗义疏财，成为名满天下的大侠。
　　他干过好几件口碑极佳的事情。
　　他的外甥仗势欺人，强灌别人喝酒，对方一怒之下，拔刀将其刺死，来了个防卫过当。郭解找到凶手，但听凶手将事情经过讲述完，他非但没有怪罪凶手，还说“你杀得对”，把凶手放了。
　　他还充当洛阳城的纠纷调解人。洛阳的大纠纷，任谁出面都搞不定，但只要郭解来了，三言两语就化解。毕竟这么个头面人物，大家都要给面子。不过，郭解调解完，要求发生纠纷的双方假装尚未和解，等洛阳当地贤豪来调停后，再和解。把功劳让人，成人之美，正是游侠的基本品格。
　　郭解这类游侠的崛起，得益于汉初的无为之治，给了他们渗入和代管地方社会的空间。司马迁评论郭解的影响力，说“天下无贤与不肖，知与不知，皆慕其声，言侠者皆引以为名”。在地方社会，郭解的话，比官府管用。而且，他还能操控官府，替人免除劳役。
　　等到汉武帝决心压缩游侠的生存空间，针对游侠的负面舆论，也就开始满天飞了。
　　因为游侠一直游走在权力边缘的灰色地带，他们的所作所为都带有“两面性”。可以是帮助别人实现私力救助的侠客，也可以是扰乱社会秩序的“黑社会”，就看你站在什么立场去看。
　　关于郭解，除了司马迁等少数人给予了最高的赞誉，当时的主流观点则认为：“郭解之伦，以匹夫之细，窃杀生之权，其罪已不容于诛矣。”
　　郭解后来被举报为地方豪强，列入“徙陵”名单后，国舅、大将军卫青替他求情，说郭解家贫，不符合“徙陵”的资产标准。
　　汉武帝一听，勃然大怒：郭解不过是一介布衣，但他的权势竟然发展到可以使大将军为他说话，可见其家不贫。
　　郭解一家遂被强制迁徙。
　　郭解入关之后，关中贤豪都主动与他结交。此种举动，就像是豪强与游侠势力联合向中央示威，进一步加深了朝廷的疑忌。
　　在此之后，举报者遭到郭解门客的暗杀。汉武帝得知后，下令逮捕郭解。在郭解被捕后，受命在郭解老家调查的一名儒生，只因为当众说郭解触犯国法，很快就遭到郭解门客的杀害，并被割掉了舌头。随后，又发生了一系列针对朝廷官员的暗杀和恐吓案件，都被认为是郭解的门客所为。
　　至此，不管郭解是否知道手下杀人，力推皇权无远弗届的汉武帝，绝对不能容忍这样一个人活在帝国的土地上。
　　郭解被灭族，罪名是布衣“任侠行权”。
　　可见，为了大一统专制政权的需要，游侠阶层已经进入了消亡倒计时。
　　郭解之死，只是汉武帝消灭游侠阶层的一个步骤。中央政府采取彻底取缔、坚决消灭的方针，通过打击限制大臣养客、迁徙豪强、任用酷吏治侠等强力政策，对游侠群体造成了深重的打击和压制。
　　史家普遍认为，至此，游侠的黄金时代结束了。
　　5：
　　汉武帝以后，游侠阶层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要么转型，要么死。
　　在二选一的残酷抉择中，部分游侠主动向皇权靠拢，响应政府号召，走上通经入仕之路，从游侠变成了官员。曾经“以武犯禁”的那些人，经过“身份漂白”，收敛为皇权支配下的“侠官”。
　　看班固《汉书游侠传》的记载，在汉武帝以后，还有游侠活动，但这些西汉后期的游侠，基本都是“侠官”，与西汉前期独立自主的游侠相去甚远。
　　而在东汉以后，历代史书已不再设立“游侠传”。
　　游侠衰亡，游侠文化也始终没有成为中国历史的主流。只有在每个王朝的末期，当皇权控制力衰弱不堪之时，以侠义相号召的豪侠之士才会卷土重来。无论是三国、隋末，还是元末、清末，都曾有过短暂的侠客时代的回光返照。
　　这应该就是战国至西汉游侠时代的历史记忆，虽然游侠消亡，但那些重义轻利、倜傥豪迈、勇于任事、不畏强权的品格，仍然为世世代代的中国人所向往。
　　相比真实世界里侠的消亡，在文学世界里，侠影萍踪却越来越盛。从唐传奇，到新派武侠小说，侠客从不缺少受众，但这或许只是国人对于早已失落的游侠历史的一种心理补偿而已。
　　历史终归是历史，而小说只能是小说。
　　当社会需要侠客的时候，侠客就会被创造出来。仅此而已。
　　千古文人侠客梦，小说里的侠客、江湖和武林，想象远远大于史实。而且，即便是小说，往往也只能遵循和默认现实中的皇权。
　　在高度专制集权的明清两代，出现了大量描写“正义”的侠义小说，这些小说中的侠客无论如何快意恩仇，但他们都要守住一根红线无条件尽忠于皇帝。比如，清代小说《三侠五义》中的南侠展昭，开始仗剑行侠，后来成为包公的左右手，铲奸除恶，最后被皇帝钦点为“御猫”。看看，只有被皇帝养起来当“宠物”，这才算是一个侠客最好的归宿。
　　从这个角度看，真正的侠客，确实早已湮灭了，仅余沧海一声笑。
　　参考文献：
　　〔汉〕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2013年
　　〔汉〕班固：《汉书》，中华书局，2012年
　　钱穆：《秦汉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
　　崔向东：《汉代豪族研究》，崇文书局，2003年
　　颜世安：《战国西汉时代的游侠》（上、下），《江淮文史》，2014年第4、第5期
　　郭建静：《试析汉武帝打击游侠之原因》，《秦汉研究》第二辑，200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