纣王真的昏庸残暴？历史上真实的纣王到底是。。。

　　传统史书对商纣王（帝辛）的记载几乎没有好事：他宠爱妲己、奢靡享乐、滥用民力，发明炮烙等酷刑，迫害忠良、滥杀大臣，如杀鬼侯、鄂侯，囚禁周侯姬昌，挖叔叔比干心，废重臣商容，并逼跑了王室贵族、贤臣箕子，最终把600年商朝葬送掉。所以自古以来，人们对纣王的评价就是“昏君”、“暴君”，以至于“桀纣”成为坏蛋君主的代名词。
　　纣王
　　虿盆
　　上面说的都还是历代昏君暴君比较常规的“恶行”，此外不少古书还记载了纣王很多“变态”级的暴行：什么砍开徒步涉水人的腿，看骨髓是多是少啊；什么破开孕妇的肚子，看婴儿是男是女啊；挖名为虿（chi）盆的大坑养万千毒蛇，把犯人推里面活活咬死啊总之人们都说纣王在残酷折磨人方面很有创意和成就。
　　不过，古书上记载的纣王的种种恶行，难道都是真的吗？纣王真的坏到头上长疮脚底流脓的地步吗？其实我们也曾为纣王的一些行为做过一些剖析，进行过一点“翻案”。比如笔者介绍过，诸如广修宫室、大建离宫别馆，并不是纣王时才搞的，而是多代商王都是如此，而且这也是出于加强对全国统治的目的；再比如，纣王杀死鬼侯、鄂侯，囚禁姬昌，也并不是简单的“滥杀贤臣”，而应该是为了给商朝去除隐患。从这几点我们就可以看出，纣王的很多所作所为，都被后世简单地“污名化”了。
　　子贡
　　其实早在东周，就有人质疑这种污名化了的纣王形象了。春秋时孔子的著名弟子端木赐（字子贡）就说过：“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恶居下流，天下之恶皆归焉。”子贡的话并不是什么难懂的文言文，意思就是说其实这纣王的坏啊，也没有传说中那么厉害。只不过君子们厌恶处在下流的人，人一旦名声不好了，成了坏人的总代表，就什么屎盆子都扣他头上了。
　　在打败商人才得天下的周朝时期，有人能怀疑当时社会上的主流观点（即“纣王坏到家”），显然是很大胆的，也说明孔子的这位得意弟子，不是浪得虚名，确实有独立思考的优良品质和透过迷雾看穿真相的独到眼光。不过子贡的这番话，只是结论，并没有论证的过程，说服力好像不太足。
　　到了20世纪前期，著名疑古派史学家顾颉刚老先生则写了一篇名为《纣恶七十事的发生次第》的考据文章，专门对纣王的所谓罪行进行了系统的考证、辨析。顾老先生把各种古书里记载的纣王罪行，按照古书的成书早晚，一条条地罗列出来，如：
　　西周时期古书中记载的纣王罪行，春秋时期古书中记载的纣王罪行，战国时期古书中记载的纣王罪行，秦汉时期古书中记载的纣王罪行
　　顾颉刚
　　列完表后大家可以非常直观地发现，西周时期（《尚书》中公认较早的几篇）记载的纣王罪行，只不过才六条，也就是“酗酒、信有命在天、不用贵戚旧臣、任用小人（上古指地位低下的人）、听信妇人之言、不留心祭祀”，而且只是概况性的模糊语言，没有什么具体的详细事件描述；而到了春秋、战国乃至秦汉以后，纣王的罪行就越来越多，而且情节描写得越来越细致，越来越离谱。
　　举一个具体例子，关于纣王大臣比干的遭遇，《尚书》中公认较早的几个篇章里压根并没有提到；而到春秋时期的《论语》里，提到比干在纣王时期死了，但是不过说“比干谏而死”，并没有讲纣王具体是怎么杀死比干的；而到了战国末期吕不韦门客编的《吕氏春秋》里，就写为“杀比干而观其心”了，加入了比干死亡的具体情形“被挖心”，后来西汉太史公的《史记》也采用了这种说法。顾老先生通过这种罗列直观地向大家证明，纣王不少所谓罪行，其实都是后世杜撰出来的；一些罪行即便最初古书上有那么个模糊的影子，但是那些残暴的具体细节，却也是后世一代代添油加醋加上的。这也符合顾颉刚著名的“古史层累说”。
　　所以现在我们基本可以下这样的论断：古书中关于纣王的那些“变态”级的暴行，什么砍腿看骨髓、为验证是男婴女婴而剖孕妇肚子、挖虿（chi）盆养毒蛇咬人、让男女裸体追逐于酒池肉林间等，都是较晚的古书（战国以后的古书）中才有的情节，可信度很低；即便是那些比较常规的昏君、暴君的举动，如好酒好色、广修宫室、任用奸佞、迫害忠良、滥杀大臣等，其实夸大其词之处也甚多，而且其动机也并不能简单地归于纣王骨子里残暴，我们有的已经分析过。
　　其实就算是时代最古老、可信度相对最高的西周史料《尚书》中关于纣王的六条罪行，也就是“酗酒、信有命在天、不用贵戚旧臣、任用小人、听信妇人之言、不留心祭祀”，也值得说道说道。
　　我们首先要强调的是，这六条罪行，也都是胜利者周人讲的，不是第三方的中立记述。尤其是其中四条不用贵戚旧臣、用小人、宠妲己、不留心祭祀，更是后来周人伐纣时武王战场动员演讲辞《牧誓》中的话。打仗前揭发对方的罪状，激发自家的士气，以表明自己是正义之师、对方是必须消灭的坏蛋，骂人时自然是只会夸大，绝不会缩小的。不过即便如此，骂出的纣王罪行，也不过尔尔。
　　下面，我们就来一条条细分析一下周人描述的“纣王六大罪”。
　　第一条“酗酒”，这条算确实是真的。古籍《尚书》中，周公在《酒诰》、《无逸》等对周人内部的讲话中，就谆谆告诫周人一定不要学商人酗酒误事误国。而且考古上，殷商遗址中出土的青铜器，也以酒器为多。酗酒本身算不上多么滔天的暴行和罪恶，但继之而后的奢靡享乐、骄奢淫逸、横征暴敛，当然会让商朝王侯贵戚丧失民心。而且商人酗酒，还会导致一个在古代不为人知的严重问题。据考古学家检测商代贵族遗骸，发现商人贵族长期用含铅的青铜器饮酒（青铜是铜、锡、铅的合金），遗骨中含铅量大大超过正常数值。而现代医学证明，铅中毒可以导致人头疼、烦躁、内脏受损，甚至影响人的智力，这势必会影响商王和贵族的执政能力。但是话说回来，商人贵族的酗酒和骄奢淫逸，并非始自纣王。一个大国立国几百年，当权贵族免不了奢侈无度，中国历朝历代莫不如此。把酗酒之罪归在纣王头上，显然没找对源头。
　　商代酒器青铜觯
　　第二条“信有命在天”，这点就有点找茬了。中国自古就有君权神授的思想，朱元璋时圣旨的开头就是“奉天承运皇帝，制曰”。上古之时更是鬼神信仰浓厚，殷人尤其好鬼神之事，我们知道那些殷墟卜辞都是占卜用的。当时不要说纣王，就是文王自己，也占卜弄筮，甚至他后来要称王、要伐商，也自称是“受命于天”。文王“信有命在天”就行，甚至周人还在《诗经》、钟鼎文里大加歌颂，怎么纣王“信有命在天”就成罪过了呢？
　　第三条和第四条“不用贵戚旧臣”、“任用小人”，其实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也就是用人问题。这条其实看你从哪个角度讲。首先我们要解释一下“小人”的意思，众所周知，在上古，“小人”是指地位低下的人，而不是从道德品质方面来讲的。从贵族时代的“政治正确”来说，一个君王当然要依靠贵族老臣，才是对的；提拔任用非贵族的平民、贱民，当然是错误的。但是从历史发展角度来讲，中国历史、乃至世界历史的趋势，就是从贵族政治往平民政治发展，因为贵族门阀垄断政治，会造成阶层不流动、利益固化。在中国，贵族世袭政治和盛于南北朝的变相贵族世袭政治九品中正制，历来都是被大加批判的。把平民纳入朝堂的科举制，则是被中外一直大加褒赞的。纣王不用贵族老臣，提拔一些地位低的人做官，换个方式说，难道不是“不拘一格降人才”？当然在选拔的方式，选拔的人是否得当这些问题上，可以进一步讨论罢了。
　　第五条听信妇人之言，当然指的就是宠信妲己。这条，其实从商人的传统看，应该也不算啥。从考古发掘来看，商人的女性本来地位就较高。我们知道商王武丁就有一个著名的老婆叫“妇好”，她的坟墓里陪葬有代表征伐大权的斧钺，卜辞里也多次记载她领兵出征，可见女人有权在商人那里算不了什么大事。要说妲己干了什么具体的坏事，早期的史料里也没讲出什么，只有到西汉刘向编的《列女传》里，才说纣王好为长夜之饮是因为妲己喜欢，说纣王剖比干的心是妲己怂恿。至于说纣王砍人腿看骨髓、挖虿盆用毒蛇咬人都是因为妲己撺掇的，古籍上并无记载，这些不过是明朝神魔小说《封神演义》中编出的情节。（战国时的《吕氏春秋》倒是记载过纣王砍人腿看骨髓，不过书中说这些是纣王自己的主意，并没有提到这些想法是妲己想出并撺掇的。）
　　妇好
　　第六条不留心祭祀。通过挖掘殷墟遗址，考古学家发现纣王时期殷商的祭祀确实是减少了，但制度更加完善。纣王时的祭祀制度，把对王室旁宗远枝的祭祀和对上帝、自然神等的祭祀废除了，用牲也不像商朝前中期那样，不再动辄数百地杀牲畜和杀人了。但这种倾向，显然也是历史的进步，说明商人对鬼神的崇信不像以前那样强烈了，人本的思想可能有一定抬头。尤其是祭祀时杀人杀牲减少了，有利于保存劳动力，避免家畜的浪费。最后值得一提的是，纣王取消对王室旁宗远枝的祭祀，应该也是为了限制、剥夺一些王室旁宗远枝后裔的旧贵族的权势。
　　也就是说，从今天人的角度看，纣王的这“六大罪”，只有酗酒还能算是罪。而从当时人的角度看，也只能说“酗酒、不用贵戚旧臣、任用小人、不留心祭祀”这四条算罪过。总之，罪过虽有，但说纣王多么残酷暴虐，恐怕是算不上的。尤其是那些残酷折磨人的酷刑和做法，基本都是战国以后才有的说法，没有多少可信度。
　　当然了，很多人会问，既然纣王没有传说中那么残暴，为什么商朝后来会灭亡在他手里呢？这说来其实挺复杂的。首先一个重要的原因，那就是上节我们提到的，“纣克东夷，而陨其身”。也就是说对东夷的战争耗尽了商朝的最后几滴血。而关于这我们也分析过，不能简单地用纣王“穷兵黩武”来解释。商末时期纣王对东夷的战争，其实是商人与东夷数百年战争的延续，商代末期帝乙、纣王打东夷，更是在为商人夺取东夷地区的重要战略物资，尤其是食盐。
　　记载商朝伐东夷战事的小臣艅犀尊
　　当然，纣王征伐东夷大耗国力，只不过是商朝灭亡的外因。商朝灭亡的主因，自然还是内因。而一个重要的事实是，纣王接手的商朝，本来也就是一个烂摊子而已。
　　纣王时期的商朝其实早已经积重难返。要知道，商朝自公元前16世纪成汤打跑夏桀成为中原霸主算起，到纣王时已经近600年。即便在世界历史上，一个王朝延续近600年，也是比较罕见的。综观中国历代王朝，一般只有二三百年的寿数，只有周朝的寿数超过了商朝，达近800年。但是众所周知，周朝后面大半段东周阶段，王室早已经衰落到不如一个小侯国，所以周朝真正比较强大的时期也就是西周250多年而已。而且任何一朝的帝王贵族，除了开国前期尚能克勤克俭、兢兢业业，一旦承平，都是迅速腐化。号称“满万不可敌”的女真满洲，八旗入关才几十年，到康熙时就不行了，平定三藩几乎全靠绿营；而到乾隆时期，乾隆皇帝在杭州亲自阅兵时，居然当着御驾面出现八旗兵射箭箭虚发、驰马人堕地的笑话。建朝近600年的商朝，到了商纣时期，贵族酗酒无度、奢靡享乐、骄奢淫逸、腐化堕落，其实也是正常得不能再正常的事情了。相比其他朝代，这腐化速度其实已经够慢的了。历史上纣王个人，当然也不是个像明朝末代皇帝崇祯一样的勤俭的皇帝，否则也不会有他奢靡享乐的传说（尽管那些具体的奢靡事儿应该是夸张的）。他没有试图扭转这种风气，反而有所助长，自然是难辞其咎。但是话又说回来，就算纣王企图扭转这种风气，他又能扭转得过来？一个王朝，就如一部机器，一旦这台机器运转日久，部件磨损，任谁也是翻新不了的。这用迷信的说法，就叫“气数已尽”。明朝的崇祯、清朝的道光，都是出了名的勤俭节约的皇帝，但他们的努力根本出不了紫禁城，甚至连紫禁城内都不能改变，更别说改变当时的奢靡风气。所以说，商朝末年，就算不是纣王当朝而是其他什么商王当政，商朝也不可能再撑多久。
　　其实历史上的纣王，虽然不是个节俭的君王，但也绝不是一个只知玩乐、不图作为的人。实际上他一直在为扭转商朝的颓势、为“重振大商”而努力奋斗着。前面周人指责纣王的很多“罪行”，细想想，换一个角度也可以说是纣王的加强王权的改革措施。比如“不用贵戚旧臣、任用小人”，换句话说何尝不是纣王在改革用人制度？要知道封建时代（指封邦建国时代），贵族权重，君王不过是贵族中最大者。到了王朝末世，贵族势力更是盘根错节、尾大不掉。纣王要想扩大财源、有所作为，一举一动难免掣肘。提拔任用没背景且听话的新人，打击旧贵族的权势，加强对朝政的掌控，是他和处于类似情境的君王们的必然选择。史书上所说的“纣王用费仲敛财”，应该就是这方面的具体体现，而不能单纯看做是纣王为了奢侈享乐。上面提到的纣王另一罪行“不留心祭祀”，也是纣王改革祭祀制度的表现。把对旁系先王（指这个先王的后代没有继承王位）的祭祀取消，可以直接减少商王朝在祭祀方面的巨额花费；从政治改革局面讲，这样可以把旁系远枝的王室贵族划出王室之外，从而达到从根子上削弱一些旧贵族的影响力的目的。纣王的其他一些举措，虽然称不上改革，但同样是为维护商朝统治而实施的。如纣王伐东夷夺青州产盐区，自然也可算作他广开财源的一种努力。东周史书《左传》上提到纣王一个罪行“纣为天下逋逃主，萃渊薮”，意思是纣王收留天下各国各族的逃亡的罪人、奴隶。纣王此举，显然有快速增加王室控制的人口数量的目的；这种“招降纳叛”的行为，也能起到削弱对手、削弱各诸侯国、方国力量的作用。至于纣王登基后任命周侯姬昌和鬼侯、鄂侯为三公的举动，则无疑是纣王为加强对外服控制而采取的手段。
　　当然，纣王的改革虽然有些看起来有一定进步意义，他的很多为政措施算盘打得也很精道，但众所周知，他最终却没能得到自己想要的结果。纣王这个人前面也说过，是个极聪明、又勇武的人。这样文武双全的人，多半都自以为是，或者说刚愎自用。他的那些想法虽然是为了巩固王权，加强商朝的统治，但是因为操之过急、举措不当，最终反而加速了商朝的灭亡。
　　首先，“不用贵戚旧臣、任用小人”的做法，严重激化了商朝内部新老势力之间的矛盾。纣王起用提拔那些无根基、听话好使的近臣、小人，旧贵族们自然是百般不满；加之他手段强硬，用炮烙之刑等严刑峻法打击异己，企图消弭旧贵族的反抗，自然更加得罪了旧贵族（他们丧了权）。过去都说商朝贵族如微子、比干、商容等人都是因为纣王荒淫享乐而与他产生矛盾；但是古代帝王，私生活上吃喝玩乐再正常不过，何况一个帝王再能吃喝，又能耗费多少？这些贵族之所以反对纣王，更可能是因为纣王打击旧贵族，影响了他们的切实利益和旧的“价值观”的因素。尤其纣王提拔的这些“小人”为了给纣王解决财政问题而聚敛财富，与贵族平民争利，除了贵族又得罪了平民百姓（他们也被征敛），如此一来，纣王就把国内上下贵族平民都得罪完了。商朝的旧贵族，面对纣王的高压，有的逃亡，有的甚至搞暗杀叛乱。《韩诗外传》有云，“商容尝执羽籥（yu），冯于马徒，欲以伐纣而不能”。也就是说商朝重臣商容，曾想刺杀纣王没有成功。而暗中勾结周人意图借外力推翻纣王的商朝贵族，也为数不少。可见末世之商朝，内部矛盾之激烈。后面我们会提到，纣王的失败，与旧贵族的反叛有直接的关系。
　　至于纣王收取天下的逃人，招降纳叛，虽然一时扩充了“人力资源”，但这种做法必然严重得罪各国，招致天下诸侯怨恨是免不了的。纣王企图用征召诸侯到朝廷任职的方式来加强对外服控制的目的，显然也没有达到。周侯姬昌当时趁机扩大自身实力；鬼侯和鄂侯有什么举动，传世史书上没提过，但在真实的历史上，鬼侯和鄂侯可能也跟周侯姬昌一个样。羁縻不成，所以纣王最终才不得不用强硬手段来对付他们。但这样做，显然又加剧了商朝与外服诸侯国的矛盾。
　　除此之外，古人常说，“国之将亡，天有异象”。其实这是把因果说颠倒了。众所周知，唐朝的灭亡、明朝的灭亡，都与当时气候转冷，进入小冰河期，北方环境愈加恶劣，导致北方少数民族南下有关。现代的气象学家通过研究商代的气候也发现，商代的总体温度比现在要高两三度，降水也多，但商朝末年自商王文丁以后，气候有一段转冷的趋势。文献记载，商朝末期发生了大范围的自然灾害，天气干旱，江河绝流，蝗灾不断。内部积重难返，连老天都不断降灾，纣王的位子，显然是很难坐。
　　所以最后我们总结一下历史上真实的纣王：他有缺点，好色享乐，但说他如何荒淫残暴，恐怕言过其实，尤其是那些离谱暴行，应该都是后人编出来安在他头上的。他精明有才干，想有所作为、扭转乾坤，力图振兴商朝，但是王朝作为一条600年大船早已经千疮百孔，难以裱糊。他面对内忧外患（内部纷争、天灾不断和外部东夷、周人等的反叛），又刚愎自用，一意孤行，没有缓和各方矛盾而是加剧了矛盾，反加速了王朝覆灭。说到底，纣王只不过是一场末代王朝“悲剧”中的代表人物，一位失败的改革者而已。
　　（节录自唐封叶著《简说西周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