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知道吗？马铃薯促进了人口发展和社稷安定

　　无论中外,囯富民丰无不以粮为基,粮食丰足的盛世则伴随着人口的快速增长.而马铃薯之于近代人类历史的发展尤著于其他作物.
　　恩格斯在«家庭、私有财产和国家的起源»一文的＂野蛮和文明＂部分,将马铃薯的出现和人类使用铁器并重,促进了人类社会的发展进程:＂下一步把我们引向野蛮时代的高级阶段.....铁已在为人类服务,它是在历史上起过革命作用的各种原料中最后和最重要的一种原料.所谓最后的,是指马铃薯的出现为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１ 卷 ７７１ 页).正如马铃薯与欧洲 １９ 世纪的人口增长密切关联一样,因其＂尤为山民食料所资＂,在中国近几个世纪的社会发展历史进程中,也扮演了不可忽视的角色.
　　如史籍所载,马铃薯在 １８ 世纪早中期多地就有栽培,由最初的度荒救灾的＂救命粮＂逐步成为１９ 世纪乌蒙、武陵和秦巴山区乡民的主食.马铃薯的发展历史与明清两代的人口增长和社会发展的趋势相吻合.中国人口发展史研究显示,明洪武二十六年(１３９３ 年)全国人口约 ６０５４ 万,明末人口峰值大约 １.６ 亿.然而,明末清初 ４０ 余年,战乱频仍,瘟疫灾荒连年,至雍正十二年人口下降至 ２７３５ 万.在康乾盛世期间,全国社会稳定,生产普遍恢复.康熙二十四年(１６８５ 年)全国人口增长至 １． ０２ 亿,康熙三十九年(１７００ 年)上升到 １．５ 亿,乾隆五十九年(１７９４ 年)突破 ３． １３ 亿,至咸丰元年( １８５１ 年)达到４． ３ 亿.有学者认为,明嘉靖年间美洲高产作物的传入与推广,使明朝后期人口维持在一定水平上,乾隆时期大规模推广种植是人口迅速增长的原因之一 .很显然,粮食生产与人口增长互为因果.
　　人口的持续增长亦带来了粮食供给的巨大挑战.自宋开始的数百年间,江南地区人口稠密,农业发达,土地＂耨耕殆尽＂.与之相反的是,西南因崇山峻岭阻隔,地广人稀,农业生产还处于原始的刀耕火种状态.同时,由唐宋时期羁縻州县制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土司制度,＂以土官治土民＂,在西南地区形成了一个个独立割据的小朝廷,对边境安全和中央朝政形成了重大威胁.晚清左宗棠有云,＂立国有疆,古今通义,规模存乎建置,而建置因乎形势＂.正是在这种经济和政治双重胁迫的形势下,自明永乐开始逐步推行＂改土归流＂制度,以解决土司割据的积弊.到雍正九年(１７３１ 年),滇、黔、桂、川、湘、鄂 ６省少数民族地区基本废除了土司制,实行了一定任期的流官治理的政治建置改革 .＂改土归流＂制度鼓励人口迁移,既是稳定这一改革的政治所需,也是为了解决人口增长与粮食的矛盾.
　　＂改土归流＂成功的基础,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成千万汉民落籍于西南、川陕边境及整个汉水流域的山区.在湘鄂川黔交界的土家族山区,同治«利川县志物产»卷 ７ 记述:＂自改土以来,流人麇至＂.同治«恩施县志风俗志»卷 ７ 有:＂各处流民挈妻负子＂,＂接踵而至＂,流人＂遍满乡邑＂.同治«宜昌府志风俗志»卷 ７ 载:＂设流以后,常德、澧州及外府之人入山承垦者甚众＂.仅以康熙至道光年间的四川为例,移民极其后裔为这一地区就增加了 ２２００多万 人 口 。通过改变当地人口的民族成分,实施与全国一致的州县制度,成为＂改土归流＂制度稳定的基石.同时,移民提升了当地垦殖、采矿、教育和经商水平,建立起了国家民族治理的政治体制.＂改土归流＂中移民落籍和稳定的根本前提则是温饱问题的解决.而西南高寒地区的粮食作物只有马铃薯和荞麦才适应,但荞麦产量远不及马铃薯.同治«恩施县志»卷七载:＂环邑皆高山以包谷为正粮,间有稻田种植,收获恒迟,贫民则以种薯为正务,最高之山惟种药材,近则遍植洋芋,穷民赖以为生＂.同治«宣恩县志»卷十载:＂宣民居低山者除稻谷外,以甘薯接济正粮,居高山者除包谷外,以洋芋为接济正粮＂.高寒山区地广人稀,是移民入籍和垦荒置业的重点地区.马铃薯在 １８－１９ 世纪西南地区的繁衍和大范围的推广,对实施＂改土归流＂的定国安邦制度,缓解人口增长压力,促进地区社会经济发展平衡,起到了可以称之为＂压舱石＂的作用.翟乾祥研究了 １６－１９ 世纪马铃薯在中国的传播,乾隆三十年后,马铃薯应人口骤增和粮食短缺的现实开始引入西南西北山区,文章的注释写道:＂旷土尽辟之下,马铃薯落户高寒,适得其所,并成种源区 .在当时‘广济民食’的农业政策指引下,马铃薯的欣欣向荣,在增产粮食上,确实发挥了难以估量的作用.＂何炳棣 总结美洲作物对中国粮食生产的影响认为,＂美洲作物传华对中国土地利用和粮食生产确实引起了长期的革命＂.马铃薯在中国粮食作物发展史上最重要的意义就是,只有马铃薯才可以部分地＂征服＂贫瘠苦寒的高山地带,是＂绝对‘边缘’的粮食作物＂.
　　２０ 世纪前后 ５０a ,外侮不断,战事连年,包括１８５４－１８６０ 年的第 ２ 次鸦片战争, １８９４－１８９５ 年的甲午中日战争,１９００－１９０１ 的八国联军侵华,清末民初至抗日战争之间的军阀混战,１９３１－１９４５ 年的抗日战争等.战争加上灾荒,国家积贫积弱,饥馑遍野.＂石城千仞,无粟不能守＂,粮食成了需要解决拯救国家于危亡的首要问题.如果说清末民初马铃薯的发展主要源于民间自发,抗日战争爆发后,马铃薯则作为战略需求受到了高度重视.抗日战争时期是中华民族历史上灾难最深重的一页.侵略者的杀戮、灾荒等造成劳动力不足,田园荒芜,水利设施毁损,粮食生产严重不足.在国民党管辖区、日伪占领区以及抗日根据地都大力发展马铃薯生产,以解决民食军需问题.日伪占区从朝鲜和北海道分别引进马铃薯品种＂延边红＂和＂男爵＂,在东北和华北地区种植以作民食,而将小麦、稻谷等征作军粮.民国时期专门设有粮食增产委员会,其重要措施之一就是压缩经济作物面积,大力扩种马铃薯.在抗日根据地,面对经济封锁之殊况,开展了大生产运动,垦荒自救,马铃薯就是大力扩种的农作物之一.中国农业博物馆刘彦威记述,为丰富边区的食物资源,延安光华农场引进了美国白皮马铃薯( USDA．１１３ )和四川彭县黄皮马铃薯.由于马铃薯适应性强,且便于贮藏,既可作蔬菜,又可代粮食,所以边区政府于 １９４４ 年发出通知,要求推广马铃薯种植,作为＂备荒自卫的重要措施＂.改良农作法是增产粮食最中心的问题,主要措施是新修水利、精耕细作和推广优良品种和高产作物.引进推广的＂美国白皮＂和＂彭县黄皮＂马铃薯品种分别达到了 ８７８ 和 ８２２．５kg/ ６６７m２ ,高出当地品种 ２００kg以上.边区政府十分重视马铃薯的推广,指出＂推广种植洋芋,也是增产粮食的重要办法之一＂. １９４３年,边区马铃薯种植面积占粮食面积的 ３．２％ .
　　１９４４ 年 ２ 月 ２６ 日边区政府专门发文«陕甘宁边区政府指示信 Ｇ 为指示推广种植洋芋»,要求＂除保持原有洋芋种植面积外,延属、缓德两分区准备每人平均新增种半亩(３３３ m２ ),陇东分区新增种８３００ 亩(５５３３． ３hm２ ),关中分区 新增种６３００ 亩 ( ４２００hm２ )＂ .根据边区 １９４３ 年的耕地面积和人口估算,相当于新增马铃薯约 ４３３３３hm２ ,加上原有的２６６hm２ ,马铃薯种植面积达到约 ７３３３３hm ２ ,占耕地面积比重提高到 ８．２％ .按每 ６６７m２ 平均增产２００kg 计算,年增产 ２．２ 亿kg ,人均达 １４５kg,相当于解决了边区全部人口约 ３ 个月的口粮,对粮食生产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粮食生产的稳定和提高,促进了边区社会经济发展和政权稳定,为最终取得抗战胜利提供了物质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