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科生太多？

　　这两天，有这样一句话，得罪了全体文科生：
　　＂东南亚国家掉入中等收入陷阱原因之一是文科生太多。＂
　　此言出自某公号刊登的一篇论文，作者是四位经济学博士。按中国当下的文理划分标准，这四位，其实便属于＂文科生＂。
　　文章的主旨，是针对老龄化、少子化这些现实存在的人口问题，指出＂人口红利当时用得舒服，事后是需要偿还的负债＂，建议＂全面放开和鼓励生育，切实解决妇女在怀孕、生产、入托、入学中的困难＂。
　　在诸多建议中，有一项是＂重视理工科教育＂，那句引爆舆论的＂东南亚国家掉入中等收入陷阱原因之一是文科生太多＂，便是紧随该建议而来的论述。不过，它并不是论文表达的重点，作者既没有就此再做分析，也没有提供可支撑该结论的参考文献，仿佛这句孤零零的话已是不证自明的常识。
　　社交媒体上，有人笑称＂ 诺贝尔欠作者一个大奖＂，有人讽刺＂ 论文作者，哈哈哈哈哈哈哈哈，确实很文科＂，＂这报告肯定是文科生写的＂，也有人感慨＂不是文科生的错，是文科教育有问题＂。
　　笔者想起的，则是一篇失踪了七十多年的旧文。
　　旧文的作者，是著名的建筑学家 梁思成 ，题为 《半个人的世界》 。
　　1946年，梁思成担任清华大学建筑系主任。同年10月，赴美考察战后的美国现代建筑教育，并担任＂联合国大厦设计顾问团＂的中国代表。1947年9月回国。1948年，梁结合自己的考察见闻，在清华做了一次题为《理工与人文》的讲演。后来又将讲演的内容整理成《半个人的世界》一文。
　　清华大学建筑系属于理工科。所以，梁的讲演，首先针对的便是本系的理工科师生，希望他们不要＂只顾自己的技术方面＂，而要有社科人文方面的常识与关怀：
　　＂人类一切的活动，莫不影响到另一部分的活动的，换一句话说，就是人类社会是整个的，各部分是互相联系的，不能各行其是的。所以我们做学问，尤其是研究理工的人，绝不能只顾自己的技术方面，不顾我们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自然环境。 否则，我们的一举一动可能害到别人。 ＂
　　梁思成说，那种只在意技术、不在意社会、政治、经济与自然需要的人，只能算＂半个人＂。这种＂半个人＂做起事来，是很有可能伤害到别人的。他就自己关心的文物古建保护领域，举了两个这方面的反面案例：
　　＂南京的小火车破坏了鸡鸣寺一带的风景，而且不时轧死人。川陕公路在广元因为几个工程师缺乏人文知识，破坏了数千尊唐代摩岩佛像，使我们损失了永远无法补偿的千余年文物。＂
　　梁说，包括上海汉口等大都市的＂现代化贫民窟＂在内，当前的很多社会问题，＂都是‘ 半个人 ’做的事＂。要想让社会往好了发展，便＂不能再做‘半个人’了，我们必须做‘整个人’＂。
　　梁思成
　　为什么社会上到处都是＂半个人＂？梁说，这是因为教育的方向出了问题：
　　＂我们若是追溯形成‘半个人’的原因，实在是由于教育方针的错误。现在教育部规定的大学课程，只以取得专门智识为目的，这只是训练匠人，只是制造‘半个人’，而不是教育。 工学院固然不用说，只是训练一批机械匠、土木匠、建筑匠等等，其余学院何尝不然，每年造就大批的物理匠、化学匠、法律匠、国文匠、外语匠、历史匠、哲学匠等等 。所谓匠，就是说他们大多数如果只知道本行，此外一概不懂也不关心，他的本行和本人便与整个社会完全脱了节。他们都是‘半个人’。＂
　　由＂机械匠、土木匠、建筑匠、物理匠、化学匠＂和＂法律匠、国文匠、外语匠、历史匠、哲学匠＂这批用词可以看出，梁思成的演讲题目虽然是《理工与人文》，但在他眼里， 需要补足人文常识与人文关怀的，并不只是理工科学生，同样也包括文科学生。 这并不难理解：一个搞历史研究的文科生，或许可以拥有高超的文献检索技术和文献解读能力，但若无人文常识与人文关怀，轻则学问做得冷冰冰没有人气，重则将能力化为了替权势者张目乃至文过饰非的手段。搞法律者、搞国文者、搞哲学者，皆是如此。
　　换句话说， 在1948年的梁思成看来，中国教育的问题，并不是什么＂文科生太多＂或者＂理工科生太多＂，而是文科生与理工科生普遍欠缺人文常识与人文关怀。
　　接下来，梁思成讲述了他在美国的所见所闻，提到耶鲁大学的谢菲尔德科学院院长Sinnott＂主张凡从事理工的人都应该受到人文科学的熏陶＂，＂耶鲁已决定自本学年起，把全部理工学生课程加上很多的人文科目。＂
　　梁觉得，这是一项很好的改革。因为在他看来， ＂自十九世纪末年以来，整个的世界差不多完全为那些‘半个人’所支配＂ 。这些＂半个人＂依仗着手里的技术，做了许许多多伤害他人的事情。掌控政治权力者，便任意宰割所谓＂落伍民族＂的土地，攫取他们的资源，最终让自己所在的＂先进民族＂的普通老百姓，也一样成了受害者。掌控经济权力者，便＂只顾技术上的方便，不顾群众福利天然风景，不知尊重祖先遗留下来的文物＂，乃至于＂忘记了凡是感觉的动物，除了保持肉体的存在，还要在精神方面有所要求＂。
　　梁思成的这些话，全都指向同一个问题： 教育的目的是什么？是将学生培养成为一个＂合格的人＂，还是将学生培养成一个＂合格的工具＂？ 如果答案是前者，那这教育，便不能只培养＂机械匠、土木匠、建筑匠、物理匠、化学匠＂和＂法律匠、国文匠、外语匠、历史匠、哲学匠＂，还应该让学生拥有人文常识和人文关怀。
　　遗憾的是，这篇《半个人的世界》， 今人迄今尚未找到完整版 。
　　上文所引，全部来自一位叫做杨得任的读者的摘录。这位杨得任，是国民政府交通部的官员，也是一位学者，著有《中国近世道路交通史》等。他在1948年读到《半个人的世界》后，写了一篇＂读后感＂，发表在《世界月刊》上（见下图），内中有大量的原文引用。
　　据杨得任说，梁思成这篇文章，是一名叫做余传纪的清华大学工学院学生特意寄过来的。这位余传纪，早年也曾是杨的学生。在读后感的末尾，杨得任说，梁思成的文章写得太好了，＂我深信必有很多的刊物文摘一定会转载那篇文章的，恕我在此不能一一摘录＂。由这句话推测，余传纪寄给杨得任的，可能是只在清华学生内部流传，尚未公开发表的版本。
　　后世有些回忆文章或著作声称，该文刊登于清华校刊。但有人核实了1947年-1948年的《清华周报》和《清华学报》，没有找到踪迹。笔者使用＂清华大学校刊特色库＂检索1947-1948年间的《国立清华大学校刊》，同样没有结果。此外，为纪念梁思成诞辰一百周年而于2001年出版的《梁思成全集》九卷里，也没有收入这篇文章。最大的可能，便是包括梁的第二任妻子林洙在内的编纂者，也未能找到这篇稿子。
　　或许，这篇《半个人的世界》的完整版，真的已经彻底失踪了。1948年的清华大学，正置身于剧烈的时代变迁之中——该年底，校长梅贻琦便选择了南下，校刊顾不上梁思成的文章，不足为奇。1948年的华北乃至整个中国，也正置身于剧烈的时代变迁之中，文化刊物与新闻媒体顾不上梁思成的主张，也不足为奇。至于梁思成手中的原稿，同样极可能没有保存下来。
　　好在，文章虽然失踪，梁思成对中国教育的这段反思，仍能大体留存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