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没有滇越铁路之前,云南与越南的交通只有古道和红河航道。 其中,古道在史书上称为"步头路"或"通海城路"。 它从昆明往南,经过呈贡、晋宁、江川、通海、建水、蒙自、个旧,到达蛮耗、河口,再到达安南(越南河内)。 根据目前我所能见到的文献资料,最早走这条线路的古蜀先民的知名人物是秦灭蜀后南迁的蜀王子安阳王,时间大约是公元前316年,安阳王率领兵将3万人马,向南逃亡,沿着这条线路进入了交趾(今越南北部红河地区),征服了那里的土著居民,建立了"瓯骆国",所以越南历史上又称之为"蜀朝"。 在诸如《汉书》《水经注》《三国志》等等之类的史书上,曾留下零星的记载,早在公元前111年,汉武帝就在今天的越南中北部设置"交趾郡"(今越南河内)、"九真郡"(今越南清化) 、"日南郡"(今越南广治)。 同时在云南设置"益州郡"。 当时,西汉的统治力量是从沿海到达"交趾郡",又通过"交趾郡"到达"益州郡"(地域包括今云南、四川、贵州的一部分),再通过"益州郡"来实现对云南和巴蜀的统治。 到了东汉初年,交趾一带发生了一次较大的叛乱,叛乱者自立为王,对抗汉朝中央政府的集权统治,光武帝不得不派出自己的名将马援将军,代表东汉王朝率领长沙、桂阳、零陵之兵一万多人,从广西合甫出发,水陆并进,前去讨伐。 在交趾,马援斩杀了数千个顽固不化的叛乱份子,招降了临阵倒戈的一万余人,并在那里刻立了一棵铜柱,留兵把守,作为汉王朝的极南之界。 就在马援南征取得胜利的时候,四川又发生了一次叛乱,马援于是在交趾向光武帝建议,由他率领一支军队,从交趾出发,沿着麋泠水道(即红河),登陆"进桑王国"(今河口、屏边、马关一带),再经贲古县(今蒙自、个旧),到达益州郡,之后一路北行,即可入蜀平叛。 马援还说,那是当时最"神捷"的出兵路径。 这条水陆通道因此被称为"马援故道"。 唐朝初期,继隋朝之后仍在今天的越南河内一带设置"安南都护府"。 唐王朝的统治力量从"安南都护府"经过"步头路"和"通海城路",到达安宁城(今天安宁县),再往西转到羊苴咩城(今大理),从而紧紧地控制了云南,巩固了云南的统一。 在南诏时代,无论是南诏国与唐王朝关系"亲密"时期,还是南诏国为了摆脱唐王朝的直接统治而发生"天宝战争"的年代,河口都是由安南进入云南的重要门户,唐王朝与南诏国之间的许多重要联系,更是通过"安南都护府"和"通海城路"、"步头路"来实现。 特别是在"天宝战争"中,王知进率领的一路唐兵,也是从安南出发,经"步头路"征讨南诏国。 这场战争以唐王朝彻底失败而告终。 南诏国因此迅速崛起,他们从大理洱海一带出发,乘势东扩,完全控制了"通海城路"所属的滇东南全境。 为了巩固它的统治势力,南诏国在新开辟的疆土上建立了"拓东城"和"通海郡"。 这两个几乎同时出现的城市,寄托了南诏国"远大"的政治理想,一个表明它还要继续向东拓展,一个显示它要让自己的势力通达海上的意思。 这个政治理想很快得以实现,从唐大中十二年至唐咸通七年(858—866年),南诏国的统治者率领号称十万之众的官兵,以"通海郡"为前沿据点,通过"进桑关",南下侵扰并占据唐王朝的"安南都护府"达8年之久。 "通海郡"就在这个时期,迅速成长为滇南地区最早的城市,也是那个时候中国南方最边远的城市。 从此以后,直至宋朝大理国时期,无论通海郡改名"通海都督",还是"秀山郡",其管辖范围都达到"进桑"地区。 当时的"进桑"地区还有一个名叫"贾勇步"的地名也进入了史书。 这个地名很容易与"步头路"混淆,被许多学者认为是指同一个地方。 其实"贾勇步"就是今天的河口,只不过那时还只是一个从红河登陆的地点,至多有几户船夫结庐而居。 而"步头路"中的"步头"则是指元江县的红河码头,它们一个在红河中游,一个在红河上游,两者相距近千里。 我们知道,南方俗语常常把码头称为水步头,所以无论是河口的"贾勇步"和还是元江的"步头",都是码头或商埠的意思。 这两个地名其实涉及到南诏国与安南都护府之间的交通道路问题,也就是他们来往时所走的不同道路。 一般情况下,南诏国的人到安南去,一般走"通海城路",即从大理的羊苴咩城出发,经安宁、通海、蒙自,步行到河口的"贾勇步",再由此乘船沿红河南下,到达安南。 而安南人到南诏国则常常喜欢走"步头路",即从安南启程,充分利用红河航道,乘船逆流而上,经"贾勇步"和"蛮耗",直达元江"步头",再经安宁城,步行至羊苴咩城。 从这里可以看出,"步头路"的水路较长,而"通海城路"的水路较短,这都是因为安南人身居红河下游,多习水性,所以才在"马援故道"的基础上,开辟和使用了"步头路"。 而南诏人是山地民族,不擅于乘舟驾船,所以喜欢走山路较多的"通海城路"。 但无论选择哪一条路,都离不开"贾勇步",都要经过河口这道不可多得的云南的南大门。 在这条路上,当时的交州港(今属越南)是南海航行中的必经之地,与之有贸易往来的国家和地区很多,远至非洲沿海、阿拉伯沿海、波斯湾、印度沿海及南洋地区,近有东南亚各国和我国的广东、福建地区,是那个时代中国沿海最繁盛的海港之一,几乎与著名的广州港并驾齐驱。 据记载,当时的南诏国曾通过马帮、帆船、栈道,把滇西最著名的山地牛马带到了安南沿海地区出售,同时把那里的海盐带回河口,带回南诏。 这是关系到两地之国计民生的大事,互补性极强,成为南诏与安南之间最重要的贸易之一。 同时,商人们也通过这个著名的港口和这条便捷的水陆通道,把外面的宝石、琥珀、珊瑚之类带回云南,带回昆明,再转往我国内地。 那是一段朦胧的历史,正因为朦胧我们才在想象中看到了那遥远、清晰、动人的商贸影像。 直到北宋太宗太平兴国六年(公元981年),黎桓自立为安南王后,交州港才脱离了中国管辖,但中越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依然相当密切。 南宋时期,安南的佛教徒徐道远和阮明空,曾从这条古老的水陆通道上进行了一次西天取经,即从安南启程,经过河口、安宁、大理、西藏,直到印度学法,几年之后,又沿路返回,到越南传播密宗。 公元1725年,元朝中央政府在"步头路"沿线设置了驿站,使中越之间的交往更加便捷了。 当时的云南行省长官赛典赤•赡思丁曾代表元朝中央政府与安南约为兄弟之国,当安南国王沿着"步头路"的驿站来中国访问时,赛典赤•赡思丁曾亲自到昆明郊外迎接。 可是说,在1285年南宁至河内的驿道开通之前,"步头路"一直是元朝政府联系安南的主要通道。 在明代,明朝使者曾三十多次出使越南,而越南派遣使节前往中国则达一百多次。 现在看来,"步头路"或"通海城路"与红河航道,自古就是云南通向外界的一道重要门户。 特别是在清代光绪年间,蒙自开关后,这条古道和航道便开始成为国际贸易通道。 在这条古老的交通线上,云南人世世代代、年年月月看到的是行走在山间河岸上的一群群马帮。 这些大大小小的马帮,大多是结伙成帮,集团出动,很少有单枪匹马,独自行动的。 它们如同一种"真实"的幻景,存在于中越之间的古道上,让古道弥漫着一种苍凉、侠义与浪漫的气氛。 我甚至想象,那时一支支由骡马与人组合而成的大马帮,似乎与后来的小火车有某些相似之处,或者说,那些总是以纵队形式前进的马帮"队伍"及其相关的开路"仪式",从表面上看,简直就是一列可以翻山越岭的畜力"小火车": 每个"帮"大约有二十七匹骡马,一般由三个"群"组成,每个群约有九匹骡马。 在运输时,每个"帮"的前头有三匹大骡马,它们健走、识途、听话,不驮货物。 第一匹骡马的额头上佩戴黄底红绒火焰图标。 图标中间缀圆镜一面,周围饰六面小圆镜。 笼头镶有白银,挂大号铜铃九个。 头上系六尺红布结成的彩球,耳后佩红色牦牛尾巴一对,鞍上分别插帮旗、祖旗各一面。 帮旗为黄底红边的三角旗。 祖旗是红底金边的小方旗,旗面上是两条平行的锦鸡羽毛。 旗旁插马鞭一根。 马背上驮两口大铜锅,以及占卦的神器。 这匹骡马由大锅头负责。 第二匹骡马的额头佩戴红底白色火焰图标,笼头镶黄铜,脖挂大铜铃一对,鞍插红底黑狗牙边马旗一对,马背上驮药品,由歧头(人畜医生)负责。 第三匹骡马的额头佩戴红底黑色火焰图标,笼头镶黄金,脖挂大铜铃一个,不插马旗,仅供大锅头乘骑。 其余的二十四匹骡马,每匹挂一个铜铃,额佩一朵花缨,马背上都驮着货物。 当大马帮出发时,大锅头在前面导引,手擂大芒锣开路。 三个群头敲着中号芒锣,各带领九匹骡马,每匹骡马旁有个小马仔牵引着。 殿尾的是两个哨头(保镖),敲着小芒锣,与前面的大锅头前呼后应。 那些被笼头、鞍子、马蹬、铃铛、铁掌、蹄钉等"武器",装备起来的大骡马,在崇山峻岭中蹒跚着前行,喘着粗气,散发着臭气,四肢用一种非常规则的动作,持续不断的交替着向前移动,驮着货物的身子随之升降、颠簸、前倾、后坠……每一步都慢之又慢,每一步都显得艰难沉重。 而且险象环生,时常遇到险滩激流、毒蛇猛兽、土匪强盗等等,每当那时,他们都要有应对的勇气、能力、措施和方法,克服一切困难,战胜一切险境,哪怕为此伤痕累累,身心交瘁,也要继续上路。 有时,骡马也很任性,不听使唤,马仔们就会对它动粗,让它尝尝马鞭的滋味。 但更多的时候,马锅头遇到的是骡马负伤或生病,在那种情况下,他们即使对骡马充满了深深的爱心,但也不得不对它们强行灌药,甚至动用刀片、肠钳、肠剪、探针等等,对它们进行手术。 由此可见,这种畜力"小火车"的运输量就可想而知了,更别说它的运输速度之慢,简直到了。 当时从越南海防到中国昆明,全程水陆运输平均耗时一个多月,即由越南海防至河内(海运,1天),至中国河口(舢板,12天),至蛮耗(舢板,7天),至蒙自(马帮,3天),至昆明(马帮,9天),共需32天。 尽管如此之慢,但在那个"马帮时代",人们已习惯了"山间铃响马帮来"的情景。 每当那个时候,常常给他们带来喜悦,带来许多日常用品或一些新奇的东西,比如大米、盐巴、海产品,以及象牙、鹿茸、虎骨、熊胆、麝香等等。 同时,当马帮远去的时候,也带去了他们的大锡、土布、绸缎、茶叶、药材、瓷器、井盐、农具、调料等等。 那样的速度,那样的情景,已深深铭刻在世世代代云南人的记忆里,成为山水之间固定而永恒的风景。 但是,当滇越铁路通车后,在恍然之间,云南人看到了另一种可怕的速度和情景。 一种冒着白烟、喷着火焰、尖叫着的"巨兽",一往无前的闯进山川河谷、村寨城镇,所到之处,似乎高山平地都在微微颤抖……他们恐惧极了,躲在远远的地方窥视它。 渐渐的,有一些大胆者,相约着小心翼翼的走近那头横卧在城边的"巨兽",发现它不但不会吃人,相反还帮助人们拉着一个又一个"小房间"。 他们好奇极了,试图为眼前的"巨兽"命名,因为只有通过命名,才能真正认识这种奇怪的庞然大物。 他们挖空心思,但总是找不到一个合适的词语。 之前曾有人告诉他们,法国"黄毛人"是来云南修建铁路,让火车在上面嘎嚓嘎嚓地跑。 那时,他们无法明白什么铁路、铜路的,什么火车、水车的,那究竟是些什么玩意儿? 他们难以想象。 现在,他们终于见到了铁路,见到了火车,但依然无法理解眼前的"巨兽"为啥叫做火车,如果车都被火烧起来,那车上的人还不被活活烧死了? 他们仔细观察着"火车",除了看到车上有很多煤灰之外,还看到车头的有一个红红的"火炉",这也许就是这个怪物被叫做"火车"的原因吧? 他们看到这种巨大的"怪物"不仅体健貌端,轮廓俊美,显示出英武、聪慧、优雅而温顺的性格和气质。 那些穿着蓝色制服的人们,都很爱这个"巨兽",精心照料着它,就像赶马人爱自己的骡马一样,每天抚摸它们,仔细检查它们的身体,并以拥有它们为荣,每个人站在"巨兽"身边,或驾驭"巨兽"的人,都很神气,有一种罕见的优越感。 据说,那些早先敢于与"巨兽"发生关系的人,无论是在火车上、车站、铁路上做什么的,所获得的待遇都比马锅头和马仔们高多了,好多了,只要有一人在火车上或铁路线上工作,就可养家糊口,让全家人活得好好的。 那一天,他们还受到了那些穿着蓝色制服的工作人员的热情邀请,一个个莫名其妙的登上了那头"巨兽",成为第一批免费的乘客和"活广告"。 他们听到一阵铃声之后,火车站顿时安静了许多,车轮似乎滑动起来,并逐渐加速,然后徐徐离开了月台。 那个时候,站在月台上的穿着蓝色制服的工作人员,立即肃然起敬,一边行礼,一边目不转睛的望着小火车缓缓离开了火车站。 这种铁路上特有的"高级"礼仪,让他们和车上所有的人,在那个短暂的时刻,顿生一种庄严感和神圣感,每个人都暗自感动。 在火车上,他们看到那些"小房间"联成一串,像一条长长的廊房,但每个"小房间"都是一个独立的小世界,里面既可以住很多很多的人,也可存放很多很多的东西。 过了一会,那些穿着蓝色制服的人还拿出一些水果、面包之类的东西,塞在他们手里,以示奖励他们这些敢于乘车的"勇士"。 那一天,他们兴奋极了,不停地在车厢里走走坐坐,坐坐走走,随着种种奇怪的声音,轰鸣、尖叫、咣当咣当、叽叽嘎嘎,他们感到自己仿佛从一个世界进入到另一个世界,特别是经过那些渺无人烟的高山峡谷时,回响非常神秘,那是他们从未感受过的声响,好像来自苍穹天宫,又好像来自大地深处,既宏大辽远,又飘渺莫测; 既能撼动人心,又让人顿生几分恐惧心理。 在这样的声音里,他们被活生生插入到马帮无法深入的地方。 那个时候,他们每一分钟都觉得自己宛如被隔离在陌生的世界,可是瞬间又豁然开朗,进入了他们既熟悉又陌生的大千世界、山水田园、村寨城郭,看到他们所认识的友人、老板和商号,以及形形色色的货物。 当他们返回时,突然看到车站上出现了一支军乐队,列队之后,紧接着奏响了雄壮动听的音乐,好像欢迎英雄一样,把他们送出了车站。 回家之后,他们把那天的奇遇,如同讲述"天方夜谭"一样,不厌其烦地讲给亲友们听。 这些大胆者,大多都当过大马帮的马锅头,或者赶过牛车或马车。 他们知道,在生活中,牛马虽然为他们提供了一种动力,但这种动力不是天生的,是要付出很多代价才能获得的。 这种动力其实是来自于土地的滋养,因为牛马每天要不停的吃草、吃粮食、喝水,才能有生生不息的力气。 作为牛马的使用者,他们都会算算喂养一匹马或一头牛的成本,足可以养活好几个人。 现在,有了这种巨大的"怪兽",它的威力和能耐比平时他们喂养和使用的牛马大多了,而且通过进一步观察,他们确认这种"怪兽"太好了,既不吃草,不吃马料,还不知疲倦,如果不到车站就不停息。 他们在惊叹之余,有的人根据自己赶马赶车的经验,把这种"怪兽"叫做"铁牛"或"铁马"。 还有人确信"怪兽"有一种非凡的"神力",于是把它叫做"铁龙"。 他们盘算着,有了这样的"铁牛"、"铁马"或"铁龙",像他们这样的成千上万的赶马人和他们喂养的牛马,再也不用历尽千辛万苦,走过千山万水,排除千难万险的去赶马驮货了。 正如那些大胆者所想象的一样,此后的变化像梦幻一样,纷至沓来。 当"铁龙"带着大量的人和货物,像"神"一样在山间河谷里穿越之时,一支支马帮队伍渐渐沉寂下来,但"铁龙"的运输能量与马帮相比,其中的差距简直不可思议。 当时,不仅是个旧的大锡、芷村的锑矿、婆兮(盘溪)的棉花、阿迷(开远)的煤、呈贡的水果等等,通过小火车,大批量运至越南,然后转运到更遥远的地方,比如东亚、东南亚、南亚,甚至西欧、北欧等国家。 而且,那些在老百姓眼中土得掉渣的东西,比如火腿、皮革、猪鬃、生丝、桐油等地方特产,也不在扎根本地,纷纷被一些商家青睐,随着"铁龙"飞向那些让他们不可想象的地方和国度,比如香港、新加坡、法国、德国、英国、日本、朝鲜、荷属东印度、瑞典、挪威等等,转眼就变成了"商品",然后身价倍增,摇身一变,回到老百姓手中的是银元或钞票。 与此同时,大量让他们眼红心跳的手表、时钟、缝纫机、香水、香皂、香槟、香烟、咖啡、罐头、饼干、煤油、水泥、染料等"洋货",也魔幻般的出现在他们的眼里或生活之中。 当然,最让云南人兴奋的是,随着滇越铁路的开通,一种全新的速度,让封闭已久的高原人获得了"飞"一样的体验与快感。 原先,无论是从昆明到海防,还是从海防到昆明,用马帮加红河航运的速度,至少需要一个月时间。 可是现在,小火车沿着两条逞亮的铁轨,时速虽然仅30公里左右,但它在那个时候,已是现代意义的交通工具,如同一种神来之物,让边地云南一步就跨入了"铁轨时代"。 据1911年的列车时刻表,我们可以准确的知道,从起点站海防至终点站昆明,第一日从红河三角洲的海防市出发,经嘉林,越过平原,三个小时就到达河内,再从河内出发,沿着红河,经过富梅,顺其自然地穿过一座座高山,当晚即达老街,并在老街入宿。 第二天早上6点从老街出发,经过河口,沿着南溪河两岸,经蚂蝗堡、南溪、马街、老范寨、大周塘、腊哈地、白寨、湾塘、坡度箐、倮姑、戈姑、落水洞、芷村、黑龙潭、碧色寨、大庄、大塔等18个站,徐徐登上了像天空一样高远的云贵高原,傍晚到达并夜宿阿迷站(开远)。 第三天早晨6点从阿迷启程,途经小龙潭、巡检司、大龙潭、拉里黑、热水塘、婆溪、小河口、西洱、糯租、禄丰村、徐家渡、滴水、狗街、羊街、宜良、可保村、前所、水塘、七甸、呈贡、獭米珠、西庄、九门里、索珠营等大小26个站,下午5点就到达千年古城——昆明。 反过来也如此,如果云南人想去看看大海是什么模样,一早从昆明出发,只需三天两夜,就可以从云贵高原走到另外一个国度,见到越南海防码头,听到了湿润的海潮之声,见到了蔚蓝的大海。 这样一来,高原古城的喧闹声与海洋的咆哮声就似乎融为一体了。 由此可见,从"马帮时代"的漫漫32天,到"铁轨时代"的短短3天,"铁龙"在云南人眼里,简直就是一种神器,给他们带来了"飞"起来的感觉。 从此以后,云南人即使要到北京去,也不再往东北方向走"五尺道",不再翻越天险般的乌蒙山,而向南沿滇越铁路乘小火车,经河口出国,到越南海防经香港到上海后,改乘京沪铁路火车,再经过一天半的行程就到北京了。 整个进京的单向行程只需11天。 那时,清朝的最后一个经济特科状元云南人袁嘉谷,于1910年10月从北京返回云南,乘坐的就是滇越铁路的火车,只用了不到半个月的时间就回到家乡石屏。 回想当年他从家乡赴京赶考,竟花了两个多月时间。 为此,袁嘉谷感慨万千,赋诗一首: 山川依旧物已非, 云岭横贯大动脉; 二月行程一旬度, 万里雄关亟相随。 第二年,袁嘉谷又从北京举家返乡,再次重走"捷径",很快就回到昆明定居。 尽管袁嘉谷返乡时的情感似乎有点愁闷,但他仍然对滇越铁路抒写了一首"赞美诗": 满腹惆怅返南滇, 铁骑过处化云烟。 千山万壑瞬息过, 去时来时两人间。 袁嘉谷在两首诗中,用"二月行程一旬度"和"千山万壑瞬息过",真切描述了小火车在滇越铁路上那种如神的速度,而这样的速度在当年无疑为他创造了一种全新的缩微地理空间的奇妙感觉。 在这样的空间里,当时的云南人特别是沿途的老百姓,大多获得了一种神异的体验,觉得自己似乎生活在别处,好像已属于外部世界的人了,但其实依然栖身于自己的美好家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