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二八事变与淞沪抗战

　　日本帝国主义在侵占中国东北后，为了逼迫国民党政府承认日军占领东北的既成事实，减轻其侵占中国东北的国际压力，加紧在中国最大的城市上海制造事端，点燃了新的侵略战火​‍‌‍​‍‌‍‌‍​‍​‍‌‍​‍‌‍​‍​‍‌‍​‍‌​‍​‍​‍‌‍​‍​‍​‍‌‍‌‍‌‍‌‍​‍‌‍​‍​​‍​‍​‍​‍​‍​‍​‍‌‍​‍‌‍​‍‌‍‌‍‌‍​。
　　日本侵犯上海，也和进攻东北一样，事前进行了精心的策划和周密的准备​‍‌‍​‍‌‍‌‍​‍​‍‌‍​‍‌‍​‍​‍‌‍​‍‌​‍​‍​‍‌‍​‍​‍​‍‌‍‌‍‌‍‌‍​‍‌‍​‍​​‍​‍​‍​‍​‍​‍​‍‌‍​‍‌‍​‍‌‍‌‍‌‍​。
　　１９３２年１月５日，日本关东军的高级参谋、＂九一八＂事变的策划者之一板垣征四郎大佐，从中国东北飞回日本东京，向裕仁天皇和日军参谋部报告侵占中国东北的情况，随后参与制订在上海发动战争的计划，并从东京给日本驻上海公使馆陆军辅助武官田中隆吉发出如下电报：满洲事变按预计发展，＂请利用当前中日间紧张局面进行你策划之事变，使列强目光转向上海＂​‍‌‍​‍‌‍‌‍​‍​‍‌‍​‍‌‍​‍​‍‌‍​‍‌​‍​‍​‍‌‍​‍​‍​‍‌‍‌‍‌‍‌‍​‍‌‍​‍​​‍​‍​‍​‍​‍​‍​‍‌‍​‍‌‍​‍‌‍‌‍‌‍​。 田中隆吉在战后的供词中曾这样供出日本当局策划上海事变的真相：＂日本人想使满洲独立起来，可是，外国方面非常麻烦。 于是，关东军高级参谋板垣征四郎大佐打了一个电报给我：‘外国的目光很讨厌，在上海搞出一些事来！ ’就是说打来电报，叫把外国的目光引开，使满洲容易独立。 这样，就送了二万日元来。 ＂田中隆吉接到板垣征四郎的电报后，立即与汉奸、日本特务川岛芳子（本名金碧辉）密谋，决定借反日情绪较强的上海三友实业社之手，杀死日本莲宗和尚，制造事端，引发中日冲突。
　　１月１８日下午，在川岛芳子的指使下，上海江湾路妙发寺日
　　本和尚天崎启升、水上秀雄等５人，来到马玉山路三友实业社总厂，观看厂内工人义勇军操练，并故意向义勇军投掷石块挑衅，随即引起冲突，发生＂互殴＂。 事后日方声称有一名受伤和尚死于医院。
　　田中隆吉等人乘机扩大事态。 １月２０日晨，田中隆吉指使日本宪兵上尉重藤千春指挥上海的＂日本青年同志会＂暴徒３２人，袭击三友实业社，焚烧三友毛巾厂，砍伤用电话报警的守卫巡捕。 接着他们又与急忙赶来的公共租界华捕发生冲突，戳伤华捕３人。
　　当天下午，田中隆吉煽动上海的１０００多名日本侨民召集＂居留民大会＂，并向日本驻上海的领事馆及海军陆战队请愿，吁请立即增兵，并要求采取强硬手段。 集会后，他们持木棍游行，沿街挑衅，袭击电车、公共汽车，捣毁中国商店，殴打行人。
　　日本暴徒的挑衅，激起上海市民的极大愤怒。 １月２０日下午，上海各抗日团体纷纷发表抗日宣言，要求逮捕凶手，并要求日方保证以后不再发生类似事件。 ２１日，上海各大报纸均在显要位置登载了日本人放火烧毁三友毛巾厂的消息。
　　日本暴徒肇事后，日本驻上海总领事村井仓松竟于２１日向上海市政府提出书面抗议，并提出四项无理要求：一、市长向总领事道歉； 二、逮捕处罚凶手； 三、赔偿医疗费用及抚慰金； 四、取缔排日活动，解散上海抗日救国会及各种抗日团体。
　　对日本方面的四项无理要求，上海各界民众怒不可遏，纷纷敦促南京国民政府、上海市政府予以严词驳复，并要求对日绝交，勿为其武力所胁迫，表示全体市民誓死甘为后盾。 对民众的严正要求，南京国民政府表面上加以应付，实际上仍继续采取对日妥协的政策。 １月２７日，村井向上海市当局发出最后通牒，限２８日１８时以前给予满意答复，否则采取必要行动。 国民党政府为集中兵力在江西＂剿共＂，对日继续执行不抵抗政策。 军政部长何应钦急电第十九路军忍辱求全，令上海市长吴铁城于２８日１３时４５分全部接受日方提出的无理要求。 暂时下野的蒋介石委托国民党元老张静江说服蔡廷锴避免与日军冲突，并调宪兵第１６团接替上海第十九路军防务。
　　２８日下午３时，吴铁城表示完全接受日方的要求。 但是，日方的真意是制造借口，挑起战端，所以，虽然吴铁城妥协，日方仍不罢休。 当日２０时３０分，日本驻上海海军舰队司令官盐泽幸一少将，又发出新的通牒，进一步要求驻上海闸北区的中国广东系部队第十九路军立即撤出闸北。 日军唯恐中国当局收到通牒后立时接受其要求，而失去进兵的借口，故通牒刚一发出，就着手采取行动。
　　当晚１１时３０分，当盐泽幸一的通牒尚未递到上海市政府时，日本海军陆战队的２０００余人，已经按预定计划向闸北发动进攻，震惊中外的＂一·二八＂事变发生了。
　　事变之初，驻上海日军有海军陆战队１８００余人及武装日侨４０００余人、飞机４０余架、装甲车数十辆，另有海军舰只２３艘，游弋在长江口外和黄浦江上，由海军第１遣外舰队司令盐泽幸一指挥。 １月２８日午夜，陆战队分三路突袭闸北，攻占天通庵车站和上海火车北站。
　　出乎日本方面的预料，面对日军的侵略，驻守上海的中国第十九路军总指挥蒋光鼐、军长蔡廷锴、淞沪警备司令戴戟，在国民政府行政院副院长、京沪卫戍司令长官陈铭枢的支持下，决心御侮争存，坚决进行抵抗。
　　在蒋光鼐、蔡廷锴的指挥下，防守市区的第１５６旅，在前来接防的宪兵第１６团的主动配合下，打退由横滨路、虬江路、宝兴路进攻的日军，２９ 日夺回天通庵车站和上海北站。 日军败退租界。
　　２９日晚２０时，日军通过英、法、美等国驻沪领事出面＂调停＂，达成停火协议，缓兵待援。 上海民众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推动下，纷纷组织救护队和义勇军，积极支援第十九路军抗战。 ２９日，日本政府发表声明威胁中国政府，诬指上海事件是中国排日运动引起的。 至２月２日，日军从国内增调航空母舰２艘、各型军舰１２艘、陆战队７０００人援沪。 蒋光鼐急调第６０、第６１师参战。 ３日，日军破坏停火协议再向闸北进攻，被守军击退。 日本内阁遂增派第３舰队和陆军久留米混成旅援沪，由第３舰队司令野村吉三郎接替盐泽指挥。 ７日，野村改变攻击点，以久留米旅进攻吴淞，陆战队进攻江湾，企图从守军右翼突破。 第十九路军依托吴淞要塞及蕴藻浜水网地带与日军激战，第６１师将进攻纪家桥、曹家桥及偷渡蕴藻浜的日军各个消灭，其余日军又龟缩租界，由英、美等国领事再次出面＂调停＂，以待援兵。
　　上海战况于日军不利，日本内阁于２月１４日又调陆军第９师参战，改由第９师师长植田谦吉统一指挥。 同日，中国政府派请缨抗日的张治中任第五军军长，率所部第８７师、第８８师及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教导总队增援上海，归第十九路军统一指挥，接替从江湾北端经庙行至吴淞西端的防线，为左翼军。 第十九路军为右翼军，担负江湾、大场以南及上海市区的防御。 １８日，植田发出最后通牒，要挟中国守军于２０日１７时前撤退２０公里，被蔡廷锴严词拒绝。 ２０日植田令日军全线总攻，采取中央突破，两翼夹击的战法，以第９师主突江湾、庙行结合部，企图北与久留米旅围攻吴淞，南与陆战队合围闸北。 守军第十九路军与第五军并肩作战，密切配合，利用长江三角洲水网地带及既设工事顽强抗击，并组织战斗力强的部队夹击突入江湾、庙行结合部之敌。 经过６昼夜争夺战，日军遭受重创，由全线进攻转为重点进攻，再由重点进攻被迫中止进攻​‍‌‍​‍‌‍‌‍​‍​‍‌‍​‍‌‍​‍​‍‌‍​‍‌​‍​‍​‍‌‍​‍​‍​‍‌‍‌‍‌‍‌‍​‍‌‍​‍​​‍​‍​‍​‍​‍​‍​‍‌‍​‍‌‍​‍‌‍‌‍‌‍​。
　　淞沪抗战激励全国，后方官兵纷纷请缨抗战，蒋介石拒绝再向上海增兵。 而日本内阁决定组建上海派遣军，派前陆军大臣白川义则任司令官统一指挥。 ２月２７日起，上海日军又得到陆军第１１师、第１４师的增援，总兵力增至９万人、军舰８０艘、飞机３００架，战斗力骤增。 当时中国守军总兵力不足５万，装备又差，而且经一月苦战，伤亡比较严重，左侧浏河地区江防薄弱。 白川汲取前三任指挥官正面进攻淞沪失败的教训，以第３舰队护送第１１师驶入长江口，从浏河口、杨林口、七丫口突然登陆，疾速包抄守军后路。 淞沪守军腹背受敌，被迫退守嘉定、太仓一线。 ２日，日军攻占上海，３日，战事结束。 淞沪抗战，中国军队在人民支援下浴血奋战，连续击败日军进攻，使敌三易主将，数次增兵，死伤逾万，受到沉重打击。 但国民党政府当局妥协退让，不继派援兵，守军寡不敌众，防线终被日军从侧翼突破而被迫撤退。 后在英、美、法、意等国调停下，中日双方经过谈判，５月５日，中国政府与日本政府签订丧权辱国的《淞沪停战协定》，承认日军可以留驻上海，而中国军队必须撤离上海且不得在上海周围地区驻防，并取缔抗日活动。 不久，国民党政府将英勇抗战的第十九路军调往福建＂剿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