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建党100年之际,学习一个100年前默默无闻的少年的演变过程
1783年,梁启超出生在广东新会一个普通家庭。他是怎样从默默无闻的少年变成意见领袖的呢?
梁启超是整个新闻传统中最重要的一个人物。
许知远认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梁启超创造了近代的新闻传统 ,他编辑了很多报刊,他在新型的媒体上表达自己的意见。
梁启超是那个时代连接了最多的人和思想的人。他通过广泛的写作,创造了一个新的知识平台,这个知识平台其实是20世纪其他的社会领袖、政治领袖、文化领袖成长的地方。陈独秀、胡适、毛泽东都是梁启超的读者。
19世纪初,传教士为了宣传思想观念,扩大自己的影响力,把报纸带到了中国,这算是新闻业的开始。
但是不管是在官方,还是在民间,都不待见这个行业。很多做新闻的人,都是一些没办法获得功名的文人,不得不选择这个边缘的冷门职业。
报刊的命运在19世纪80年代出现了转机。
1881年12月,天津和上海之间开通了有线电报,这下,人们传播消息更方便更快,对办报纸来说,是一个大利好。
1883年到1885年发生了中法战争,这场战争激发了老百姓对新闻的欲望,就算报纸上写的军事消息漏洞百出,大家也愿意读。当时的茶楼或者酒馆里,人们都在聊报刊上的新闻。新闻就这样走进了老百姓的生活。
到了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进一步激发了新闻业的发展。从1895年开始,全国诞生了300多份报刊杂志。而且,这些报刊杂志大多数都创办于上海。而且当北京还在用木活字雕版印刷时,上海已经用上更先进的凸版印刷了。
顺便说一句,当时有一个叫夏瑞芳的人,开了一家印刷厂。这家印刷厂就是后来的"商务出版社"。
让梁启超声名鹊起的《时务报》,也诞生于上海,它是出版家汪康年、外交家黄遵宪、梁启超等五个人在1896年一起创办。
《时务报》其实是一本杂志,梁启超是这本杂志的主笔。
梁启超这位主笔的写作能力又多厉害呢?据说在创办《时务报》之前,黄遵宪和梁启超见了一面。黄遵宪是晚清著名的政治家和文学家,可能是想考一考梁启超吧,他谈了很多日本维新的事情,然后让梁启超回去,写一篇总结文章。晚上十点,梁启超离开黄遵宪的住处,第二天一早,就带着四五千字的文章回来了。黄遵宪看完之后,就被梁启超的写作能力震惊了,他写了一首诗送给梁启超,其中有一句是,"三千六百钓鳌客,先看任公出手来"。"钓鳌客"是李白说自己的,"任公"是梁启超的号。黄遵宪觉得,梁启超就是那个年代的"李白"。
梁启超的这种写作能力怎么来的? 一部分原因或许是来自他的老师康有为。
康有为在最开始在广州办学的时候,开过一门课,叫"学术源流" 。这门课在梁启超眼中可算是一个知识迪士尼乐园了。
从宋代的理学、清代的考据学,到王羲之的书法,李白、杜甫的唐诗,康有为都会试图把这些思想和人物,都放到一个历史框架里来解释。他还经常跨出自己的边界,把自己都一知半解的西方知识讲给学生,比如他给学生讲哥白尼的日心说,墨西哥古城,他还说印度没有冬天。
康有为也用新视角来解释中国历史,他说地球是从太阳产生的,月球又是从地球产生的,昆仑山是地球的最顶端,上面有四大金龙池,一条流入俄国,一条流入波斯、印度,还有一条黄河流入中国。虽然里面有挺多的错误, 但对当时只写八股文的年轻人来说,真实大开眼界。
梁启超特别善于煽动人们的情绪。他知道怎样刺激读者的神经,以及怎样拓展人们的视野。
比如,梁启超在一篇文章里,用波兰的例子来警告国人,不变法就会导致亡国。然后,他把波兰被瓜分的场景描写得绘声绘色,说那些波兰的富豪像狗一样逃跑。虽然这些场景很可能是梁启超想象出来的,但这么一描述,读了的人当然会印象深刻。
在回到《时务报》这本杂志。它当时有着非常大的影响力。
这本杂志的发展非常迅速,到了第三期,一些主要的港口城市,比如汉口、南京、重庆、宁波、香港等,都发行到了,甚至还发行到了日本的神户。
《时务报》每期卖4000份,就能收支平衡了,它的发行量已经达到7000份了,是当时的明星杂志。社会名流也开始支持这份杂志了,李鸿章、袁世凯等人都给杂志捐了钱。张之洞也下令,让湖北文武大小衙门学堂一律公费订阅,各个书院也要估计自己能订多少,然后提前付半年的杂志费。
同时,在杂志扩大影响力的过程中,新的基础建设也起到了助推作用。1897年,清朝建立了第一个全国邮政系统,这让杂志可以在全国发售,更偏远的地区都可以抵达。
除了发行网络这样的客观原因,《时务报》能够成功,更是因为他们创造出了政论杂志的新模式。杂志的新模式、高度政治性、用词大胆,是这本杂志的特点。 比如,梁启超就在杂志上说皇帝是"民贼"。
《时务报》上刊登的大多数是时政文章,在很大程度上说出了当时人们心里的想法,让人读了之后很痛快。
可以说,梁启超是一个相当好的产品经理,他很好地把握了用户的需求。
和政论同样重要的,这本杂志还有对西方知识和理念的介绍。 从第一期开始,就已经走全球化路线了。比如,它介绍了当时西方的"入水船",也就是潜水艇,说它既能浮上来,又能沉下去。
从第三期开始,《时务报》引入更多学者、作家翻译用英文、日本、法文等多种语言写的文章,让读者看到中国以外的世界。
到了开办的第二年,《时务报》越来越职业化和平台化。同时,主动投稿的人也越来越多,在中国的外交官也会把他们国家的文章翻译给杂志。
这就导致了大批模仿者 ,从长沙到成都,从西安到无锡,从杭州到重庆,涌现了一连串的报刊。
虽然和《时务报》比起来,这些报刊办的时间都不长,内容水平也不高,影响力更是差很远,但是,这些报刊标志着士绅意识的觉醒,这些人意识到了个人行动和国家命运的关系。同时,作者和读者也形成了一个知识分子网络,政治辩论也被引入了公共生活中。或许,这才是《时务报》更重要的意义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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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依靠自己的个人写作天赋,以及他对于时代的敏感度,成为了近代媒体行业最有影响力的人物。
梁启超是现代的思想启蒙者,他引进西方宪法思想,让人民从传统的封建文化禁锢中解放出来。梁启超是近代思想启蒙家、史学家、文学家、教育家、政治活动家,是一个百科全书式的人物,有大量的学术著作。
传说袁世凯要复辟之时,梁启超写出了脍炙人口的文章《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入选语文课本的那篇《少年中国说》也鼓舞了一批有志的少年。
中国的近代历程是一条艰辛的探索之路,梁启超尽他所能做一个爱国者,一个以民族兴亡,以天下为己任的知识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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