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学校将配有专职心理教师，这能解决青少年的精神心理问题吗？

　　去年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青少年外出活动减少，在家沉迷网络游戏、亲子矛盾频发的问题愈演愈烈。恢复开学后，不少青少年未能及时调整状态，跟不上学习节奏，逐渐出现了学习障碍，严重者还继发了抑郁症、双相障碍等情绪障碍。
　　在今年的全国两会上，青少年的心理健康问题受到了广泛关注。有政协委员指出，我国青少年心理健康状况堪忧，主要有3大问题：学业负担重，升学压力大；社会环境中的消极因素，通过家长、教师传导给青少年；以及社会性支持不足。
　　最近，广州市政协民生实事协商会议中也传出好消息—— 今年内，广州1000人以上的中学和1200人以上的小学，都将配齐专职心理健康教师。
　　国家和各级政府对青少年心理健康问题越来越重视，有意识地给予政策和资源上的关注，这值得庆贺。不过，根据广州当地媒体的报道来看，这项工作仍任重道远，仍有不少难题亟待解决。
　　很多人认为，越来越多青少年出现精神心理问题是一个新浮现的社会问题。但在我看来并不是。目前青少年抑郁症、双相障碍患病率的激增，与10多年前青少年滥用止咳水、曲马多等处方药的问题非常相似，甚至可以说是同一种问题的不同表现形式。
　　我在武警广东总队医院担任心理科主任时，成立了国内首家青少年成瘾治疗中心，并在青少年成瘾疾病的心身诊疗方面取得了突破成绩，得到了很多患者及家属的认可，并接受央视新闻联播、走近科学、心理访谈等节目采访。
　　我接受央视新闻联播、走近科学、心理访谈等众多主流权威媒体的采访
　　而目前，我们的主要精力放在了青少年抑郁症、双相障碍、强迫症等疾病的诊疗上，也积累了大量临床心理干预经验。
　　严格来说，当年的青少年处方药成瘾和抑郁症、双相障碍等情感相关障碍都属于精神心理障碍，都对患者及其家庭带来了极大的痛苦，对社会的稳定带来威胁。
　　它们都在短短时间内迅速蔓延，出现低龄化趋势，患者数量激增，而且亟需高效化、深入化的综合诊疗。但两者相对应的都是不充分的医疗资源，与过于单一的诊疗模式。
　　广州媒体的报道中透露了一组数据：2020年，广州医科大学附属脑科医院的就诊患者中， 18岁以下 被诊断为情感相关障碍的，达到了 31000人次 。
　　而这仅仅是广州其中一家三甲医院的数据；如果对去年整个广州市未成年人被诊断情感相关障碍的人次进行统计，数量将更加惊人。
　　可是，这么庞大的需求群体所面对的医疗资源是严重不足的。 报道里说，广州总共有60多家医疗机构有精神科门诊；广州市二级以上医疗机构79间，开设精神心理门诊的有42间，占53%。
　　按照广州卫健委相关负责人的说法，广州的精神卫生资源在全国省会城市已是排在前列，但从数据上看，医患比例仍是相当失衡的。部分的医院心理门诊预约都排在了两个月后；广州医科大学附属脑科医院开通了24小时心理热线和网络咨询服务，但＂因为需求增长得比较快，所以还是相对紧缺＂。
　　而且，就算患者终于挂到了号，但由于每位精神科医生的病人太多，能分配给每个患者的时间非常少，导致其整体就医体验较差，诊疗质量也可能得不到保证。
　　此时如果青少年患者的病情较重、较复杂，也有相应的经济条件，希望寻求更加优质的医疗资源来达到高效康复目的的话，难度就更大。
　　从某个程度上来说，国内青少年精神心理障碍诊疗的主要矛盾是 青少年精神心理障碍患者群体对（优质）医疗资源的需求和相应医疗资源发展不平衡、不充分之间的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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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若想更快、更深入地解决青少年精神心理障碍需求的问题，不能只依靠精神科医生，还需要心理卫生从业人员、学校、社会工作者、家庭的共同努力。必须从不同角色、不同学科的角度出发，才能找到青少年精神心理障碍的根源和高效解决办法。
　　其中，尤其重要的是家庭和学校。家庭关系，父母的自我反省、改变和提升对孩子精神心理健康的重要影响我们已经多次强调，在此不再展开。而 学校则应成为继家庭之后的、青少年精神心理障碍一级预防的战场。
　　2020年9月，国家卫生健康委办公厅发布了《探索抑郁症防治特色服务工作方案》，规定国内高中、高等院校应开展抑郁症筛查评估工作。这有利于学生群体精神心理障碍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令其更高效地康复，提高诊疗效率和质量。
　　不过，心理量表筛查只是其中一个有效手段，另一方面，老师对学生精神心理健康问题的识别和处理更加重要。具体来说，老师应掌握 科学的精神心理学知识，尤其是学习障碍的相关知识。
　　很多青少年出现精神心理障碍问题时，往往先以学习障碍的形式呈现，比如上课严重分神、作业总是完不成、考试焦虑、学习成绩急剧下滑、厌学等等。
　　但如果老师忽视了这些信号，又或者只是简单地认为是孩子的学习动力不足、方法不当的话，就很容易采取了不够科学的应对方式，导致学生的学习障碍愈演愈烈，甚至引发抑郁症、双相障碍。
　　学习障碍不是一种精神心理障碍，而是指学生在后天学习过程中形成的、妨碍其正常完成学习任务的一切不适应行为。
　　老师若能深入了解孩子出现学习障碍背后的心理根源，与家长积极沟通，加强对孩子的引导，这不但能够降低学生出现精神心理问题的风险，还能让他们掌握高效学习的方法。
　　另外，很多学生与父母的亲子关系不良，他们最初出现烦恼、痛苦时，可能会寻求学校心理老师的帮助。
　　这些老师一般掌握较基础的心理咨询技巧，可以基本满足学生倾诉的心理诉求，也能给予学生一定的安慰、支持和鼓励。
　　不过，目前大部分学校的心理老师所掌握的是传统的心理学理论及心理咨询技术，并且以精神分析为主，而且缺乏丰富的家庭治疗经验。当触及学生真正的、核心的精神心理问题或心理困惑时，这类心理老师往往难以作出准确的识别和高效的处理。
　　甚至，有的心理老师深受精神分析流派的影响，可能提供的解读和分析是有悖于国内传统文化和父母初心的，就很容易激化学生与父母间的矛盾。
　　所以，对于只是有一般心理问题的、社会功能未受到明显影响的学生来说，寻求心理老师的帮助是很有必要的， 后者也能提供有效的支持。
　　但如果学生的心理问题较严重，社会功能受到明显影响，甚至已经出现精神心理症状时，学校心理老师的应对能力普遍不足。
　　所以，如果想真的有效加强学校层面的一级预防功能，还要加强学校心理老师们的知识、技能培训，要求他们学习科学的、先进的精神心理学知识，才能更及时地发现问题、解决问题。
　　后续有机会我们会再结合深度系统化心理干预的临床实践经验，针对＂青少年精神心理障碍预防与诊疗＂的相关问题提供更多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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