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旧物情节

　　我的旧物情结
　　孙青松
　　我家的旧物实在太多了，并且包罗万象，品种齐全，简直就是个收藏世界，令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
　　有60年前我和年轻母亲在乡间一堵土墙前的黑白摄影照；有刚结婚时用的被褥、立柜和写着＂喜＂字的玻璃水杯；有曾经伴我40多年的一支上海产＂解放牌＂钢笔；有40年前从农村老家带来的黑铁切菜刀、擀面杖和女人做针线活用的竹篓子，里面放着母亲、岳母曾经用过的纳鞋底的钢针、顶针、锥子和剪刀；有三十多年前住平房时捉老鼠的铁架子；有儿时自作的竹笛、二胡以及打鸟儿的柳木杈子弹弓；有红海洋时代的领袖像章、红宝书、石膏像、红小兵袖章；还有上世纪八十年的老式日立牌录放机和一大箱子录音、录像带，那个半人多高的饮水过滤器至今仍站立在地下室里。由于多次捐献，旧包、旧箱、旧玩具、旧衣服已经不多了，但已经步入＂不惑之年＂的儿子曾经在幼儿园里铺盖的那个上面写着＂201＂的床单，却至今完好的保存在衣柜里，10年前，＂201＂又铺到了小孙子睡觉的床上。30多年前，我在公众场合时常穿的那件沉甸甸的粗糙的黑色猪皮恰克，仍挂在暗屋的衣架上，展现了改开初期人们的一段时髦生活。那个摇摇晃晃的暗红色的小木凳子，还是40多年前从德州搬家时捎来的呢，前几天过春节我还站上去擦油烟机和门窗。至于几十年去外地开会、考察、旅游带回来的纪念品，更是枚不胜数，都堆放在黑暗的地下室里渴望主人再一次把玩欣赏。我曾在三家报社工作了20多年，亲手撰写、编辑、审阅发行的报纸，以及那时订阅的风靡一时的刊印着电影明星的杂志，像小山似堆在地下、地上的墙壁上，至于成捆成箱的旧书旧杂志，几乎占据着我两个地下室和房间的角角落落....... 但我每天抬眼相见的却是摆放在博古架上的一尊脖子上系着红色绸缎的石膏观音菩萨像。三十年多前，我的裹着小脚的大娘来我家看儿子，大娘信佛，石膏像被儿子摔成两半儿，大娘用胶水粘好，又亲手为她披上了一条红色绸缎，美观大方，如真仙下凡，看到石膏像便想起曾经疼我爱我养我的大娘。
　　屈指相算，风雨沧桑六十多年岁月，如今我和爱人都已步入老年人的行列。从大学毕业参加工作至今，我们不知搬过多少次家，可每次搬家爱人总是舍不得丢去那些旧物，为此我还埋怨她太小气，但她每次听了总是说：＂这东西也不坏，扔了怪可惜的，就留着吧，说不定将来还用得上呢。＂渐渐，我也习惯了，对这旧物逐渐产生了感情。但却每每引起客人们的讥笑：＂都啥年代了，还要这些乱七八糟的破玩艺干啥，你就是送给收垃圾的，人家还嫌弃不要呢。＂我们听了，也只是一笑而过。
　　是的，我和老伴一个医生，一个职务相当的国家干部，收入颇丰，确实不缺这些旧物。如果说我们拥有和具备的是一种勤俭持家的高贵品质和素养，或许是往自己脸上贴金，也未免有些太高调了，但倘使将我们比作欧也妮.葛朗台式的守财奴，却又令我不服。也许我们都是穷苦农家孩子出身的缘故，曾经在饥饿中挣扎，在物资极度贫乏的年代恐慌，尽管后来条件好了，生活富裕了，但那些苦难的阴影却永远缠绕在心间，因此对于每件曾经用过的物品，总是恋恋不舍，不忍心扔掉，这就是它的初衷吧。但随着岁月的流逝，也就渐渐演化成一种家文化了。
　　我们没有价值连城的古董文物，没有昂贵的金银首饰，更少享誉国内外的名家字画，拥有的只是那些曾经用过的杂七杂八的旧物。当你走进我们家，可能勿认为进入一个垃圾世界，然而睹物思情，在我的眼里，每件旧物都记载着一段历史，诉说着我们生命过程中的一个故事，同时映现出一个特殊年代的风景。无论它曾经令我欢喜或是悲伤过，但却深深镌刻在我们这代人的记忆中，每件旧物都是我们生命中的一个符号。
　　五年前，我退休了，忽然感觉自己老了许多。那天夜里，我久久不能入睡，月光透过凉台的玻璃洒在屋子里，碎银万点。我起身观看挂在墙上的镜框，注目着一张已变得暗黄发脆并且裂开四角的黑色照片。照片上，6岁的我和3岁的弟弟并排站在裹着小脚的两个姥姥腿前，两边是年轻的头上插着一朵儿白花的母亲和还是中年的大娘，看着看着我就笑了，仿佛一下子又回到了六十年前的那个热闹的庙会上。
　　那年秋后，为庆贺丰收，村里赶庙会，还从天津请来了评剧团。主演是享誉全国的著名评剧旦角演员鲜灵霞，据说因为抗美援朝时她曾经义演为志愿军捐献过飞机大炮，1956年毛主席亲自在中南海接见了她。当然这是我后来才知道的，但那时四屯八乡的人争相看她卸妆后的尊容的情景却仍印在我的脑海里。剧团人多，演员们都分头住在村的农户家里。我家的南屋里住的都是些女演员，那时条件差，名家也不摆架子，大明星鲜灵霞自然也和队友们一起睡在我家南屋的大土炕上了。记得从早到晚上，只要鲜灵霞没有演出任务，她走到哪里后面都蜂拥着一大群人争相观看，她面对人群，总是和蔼可亲的微笑着，热情的和戏迷们打着招呼。每到晚上，我的院子里就挤满了人，都是些来看鲜灵霞的戏迷们。那时我不懂事，总认为这些人犯了精神病，不就是一个女人吗，有啥好看的呢？父亲是生产队长，怕影响演员们休息，干脆天一擦黑就把院子的大门插上了销子。尽管这样，院子外面还是围着人群，有的从几十里外赶来看戏，晚上不走，就等着看鲜灵霞卸妆后的模样。看不到，就在我家院子外面搬了些砖头和土坯垫高，站到上面趴在墙头上伸长脖子往院子里瞅。这时我就用自作的弹弓打那探头的人，吓得那些人很快溜了下去。一次鲜灵霞见我向人射弹弓，马上走出制止了。她从兜里掏出两个糖块递给我，让我去开大门，她走出院子，和那些戏迷们说了些话，引得一阵吆喝声。
　　晚饭后，我经常去南屋里和那些演员去玩。鲜灵霞很喜欢孩子，每次去都会给我糖块吃的。记得一次他抚摸着我的小脸蛋说：＂你长大后干什么？＂我说：＂开火车，听说那家伙不吃草，跑起路来咣当咣当响，比俺村的马还快呢。＂我没见过火车，还是听姥姥说的呢！那些演戏的都笑了起来。鲜灵霞说：＂你会唱歌吗？＂我说会，就给他唱了一段娘教给我的民间小曲《小白菜》。她夸我唱得不错，又问：＂你喜欢唱评剧吗？＂我摇摇头，表示不懂也不会唱。她就给我唱了一段评剧，我听不懂，只觉得特别好听，但记住了里面的一句词：＂秦香莲千里来京城。＂但没听明白她去京城干啥。第二天看戏时，我才看到演秦香莲的鲜灵霞领着两个孩子，哭哭啼啼到京城找她当了皇上女婿的丈夫陈世美去。最后看到黑脸包公叫一些佩刀的人搬出一个大铡刀，高抬起陈世美往铡刀下面送，吓得我蒙上眼睛就跑了。为此，我还和小伙伴们争论起是真铡还是假铡的事。也许是听了鲜灵霞的那段清唱，从此我真得喜欢起评剧来了，后来我自学拉板胡，文革中村里排演评剧《沙家浜》，我还拉主弦呢。
　　农村赶庙会时，都会把亲戚请来看戏的。大爷死的早，他们的儿子也夭折了，大娘没改嫁，就和我们一起过日子，我叫大娘＂奶＂，在我们老家＂奶＂和娘叫法不同，但都是母亲的意思。我娘和我奶又是姨表姊妹，所以就把两个姥姥都请来看戏了。娘给我五角零花钱，我捧在手里感到沉甸甸的，算计着怎样花，买些什么。那时我们孩子们看戏不要票，就成天在戏场子里外窜来窜去，只觉的好玩，有时也跟着大人们为演员叫好喝彩。大街上和戏场子周围都摆满了生意摊子，包子铺最多，还有耍猴的，玩杂技的，吹糖人的，算卦的，拔牙的，卖烧鸡、烤火烧、卖豆腐脑的，卖红红绿绿插花的，卖小孩子玩具的，肩扛冰糖葫芦到处吆喝的......热闹极了，那是我们小孩子最兴奋的日子。我没吃过烧鸡，每次站到烧鸡案子前，看到那些歪着脖子的油光光的鸡嘴里就流涎水，可是一只鸡一块五毛钱，当然买不起。我就问一个卖烧鸡的麻脸人：＂俺给你五毛钱，你把那个鸡脖子扯下来让俺吃了吧。＂谁知麻脸一挥手：＂去去去，你吃了鸡脖子，那鸡身子俺卖给谁呀？＂我向他做了个鬼脸，嘴里吐了口唾沫：＂呸，你不卖，俺还不买呢！＂说完就跑了。这时又碰到一个卖冰糖葫芦的，经不住他诱惑，我花一毛钱买了一只，上面沾了7个山楂，我吃了2个，又送给两个姥姥、奶、娘和弟弟每人一个，姥姥直夸我小小年纪就恁的懂事，将来准时个孝顺孩子。我听了喜滋滋的。
　　可姥姥刚夸完，接着我就被打屁股了。我又跑到戏园子边上的一个玩具摊子上去，那时乡下孩子的玩具无非是些泥土烧制的泥哨、泥印版、泥娃娃之类，我买了一个泥哨和两块泥印版，把哨子放到嘴里吹得吱吱响，边吹便去找水和泥，准备用印版印制刻在上面的孙悟空和小喜鹊。可是人山人海的，往哪里也找不到水。这时我忽然感到要尿尿，心想，那就干脆就地取材吧，我跑到一个蒸包摊子旁边，弯下身子收拢起一堆土来，还开了个土沿，解开裤腰就往里面尿了起来。尿完，用尿水和泥，拍打出一个大泥片子，正要拿起印版往上戳，忽然被一个人拉住了胳膊，我抬头一看是本村卖包子的大狗子。大狗子冲我大骂起来：＂你这野小子，跑到俺包子摊前尿尿和泥，是纯心恶心俺买卖呀！＂他拧着我的胳膊不撒手，我感到钻心的疼痛。我自小是个天不怕地不怕的人，这时我瞅准他的手腕子，一口狠狠咬了下去，只听他杀猪般叫了一声＂哎哟＂，接着撒开了手，手腕子上已被我锋利的小牙齿咬的鲜血直流。他捂着受伤的胳膊还要打我，我一溜烟儿钻到人群里去了。可是我的印版和哨子也都丢失了。晚上，大狗子找到我家去向父亲告状，母亲说：＂孩子不懂事犯浑，该打！＂就拿起桌上的鸡毛掸子抽我屁股，边抽便叫我向三狗子道歉。我笑着向他做了个鬼脸，事情也就了结了。不过，母亲可舍不得打疼他的宝贝儿子，大狗子走后，我说：＂娘，你再给俺挠挠痒痒吧？＂说着又朝着娘撅起小屁股。父亲一脚把我踢了出去，说：＂你这淘气的孩子，还敢下口咬人，以后少给家里惹事生非。＂
　　十天的庙会就要散了，母亲对我说：＂趁你两个姥姥来咱这看戏，就去街上照个像吧。＂大姥姥说：＂那可使不得，听说人照相是要吸血的，血抽没了，人还能活？＂父亲笑了：＂这都是骗人的话。北京的毛主席、刘主席和周总理的照片成天登在报上，若是照相吸人血，这些大官为啥还活的红光满面的？＂大姥姥听了半信半疑，也就跟着去照了。照相摊设在大狗子门前，那是一个将近一人高的照相机，上面盖着一条大黑布，照相机对着我们，照相的人立在机旁，右手举着一盏灯，左手捏着一个空心皮球状的东西，空心球连着机身的管子。大狗子家门前是一堵残败的土墙，墙上挂了一块破旧的篮布，两个裹着小脚的姥姥坐着，我和弟弟站在姥姥前，两边是头上插着一朵儿白色花朵的年轻母亲和同样裹着小脚儿的大娘。
　　只听照相人朝我们喊了一声：＂朝前看—＂忽然听到＂轰＂的一声响，从灯里闪出一道亮光，接着冒出一股烟雾来。照相人笑着说：＂好了！＂可把我们吓了一跳。
　　这段难忘的历史就永远定格在这张照黑白照片里。那是我童年时的一段快乐的生活，如今照片上的6位亲人中有三个早已作古了，年轻的母亲已步入90岁高龄。我这个调皮捣蛋的小顽童，现在也退休了。
　　白色柳条编织的针线篓子如今已成暗黄色了，这是我40年前刚结婚时母亲送给儿媳妇的礼物。里面放着女人做针线活的用具，现在老伴还从里面找出些针头线脑缝缝补补的。那个铝制的纳鞋底用的顶针，还是当年母亲从中指上脱下来装到里面去的。
　　我们家里人口多，每个成员的穿着打扮，都是娘和奶一针一线缝制的，所以她们常常忙到深夜才睡觉。我自小是个＂熬死灯＂，也不睡，这时母亲就常给我讲些狐仙鬼怪的故事。一吓唬，我就赶紧蒙起头来，闭死眼了。
　　冬天的夜晚很长，窗台上点着一盏小油灯，母亲坐在灯下忙着做针线活儿，我躺在炕头被窝里欣赏她纳鞋底儿的样子。纳鞋底的线是奶用麻皮搓成的，鞋底是用破布条子粘起来的，先是糊成一个厚厚的大方块，晾干后再根据每个家庭成员的鞋样子用剪刀裁剪下来，叠层缝制。只见她左手握着鞋底儿，右手将一根长长的钢针插进去，然后用戴在右手中指上的大顶针狠劲顶一下钢针，针尖便从另一头出来了，接着用手去拽，钢针连着麻绳一同被拉了出来。每逢两针便出现一个小锔子，依次并排往下走，很快形成了无数个点线，宛如一排排整齐划一的白色队伍。母亲一边纳鞋底，一边哼着民间小曲儿，那盏小油灯的火苗儿也跟着打起了节拍儿。至今，我还记得她唱的那首叫《小白菜》的民间小调儿：
　　＂小白菜呀，心绿黄呀。两三岁上，没有娘啊。跟着爹爹，好好过呀。光怕爹爹，说后娘啊。娶了后娘，三年半呀。有个弟弟，比我强啊。弟弟吃饭，我喝汤呀。端起碗来，泪汪汪啊。后娘问我，哭什么呀。我说碗底，烫得晃呀......＂
　　唱完，娘问我：＂叫爹也给你娶个后娘吧？＂
　　我一咕噜从被窝里爬出来，高叫着：＂我不要，我就要你和奶这两个亲娘哩！＂
　　娘立刻放下手里的活儿，把我紧紧搂在怀里，说：＂六月的日头，后娘的拳头。不要，你是娘的心肝肉，咋舍得让你离开娘亲呢。＂
　　一次我拿着娘的顶针玩耍，也学着娘把亮圈圈往手指上穿，可小孩子细小的手指怎能撑得住呢，小手一抖动，顶针一下子滑落到地下，接着滚到那个笨重的地柜下面去了。娘拿来笤帚伸到柜子下面去扫，累得满头大汗也没扫出来。父亲只好又叫来邻居帮着把地柜抬出，找了几遍，还是没见到顶针。这时奶说，看看墙脚下有没有老鼠窝儿，是不是滚到老鼠窝去了。我跑过去一看，果然看见墙角下隆起一堆新土，旁边还有个洞口。我立刻伸出手去往里面摸，感到手里抓住个软乎乎的东西，猛地一抬手，吓死了，拿出来的是个小光腚老鼠，还没睁开眼呢。父亲找来一把镐头，把老鼠窝刨了个底朝天，不仅找到顶针，还挖出了一窝刚出生的小老鼠。我把那些小老鼠放到木盒里玩耍，一直玩到天黑，然后送给邻居长银子家的那只大花猫美餐一顿。
　　娘和奶都心灵手巧，线篓子里的那把剪刀还是她们剪窗花用的呢。小时记得每逢过年，妯娌俩双双盘腿坐在坑头上剪起窗花来，有喜鹊登枝，有怒放的红梅，还有一朵一朵的牡丹花儿，可谓鲜活极了。那些站在梅花枝上的喜鹊，个个张着小嘴歌唱，晚上我钻进热被窝里，望着窗户纸上的这些可爱的小生灵们，真想捉下一只揽在怀里与我一块儿睡觉。
　　线篓子里的好些中、小钢针和各色线蛋儿，不少是岳母送给出嫁闺女的。说来可笑，39年前一个初春的日子，岳母到我家侍候闺女坐月子。有一天她正在床上为襁褓中的外甥缝制褥子，我下班后买了一束塑料黄瓜装饰品进来了，那绿色的枝蔓上结着几根小黄瓜，翠绿翠绿的，活灵活现。岳母惊奇的问：＂这个季节，咋就能长出黄瓜来呢？＂我说：＂这是科技种田的成果，往后冬季也能吃到黄瓜了。＂说着我就从枝蔓上脱下一根小黄瓜送给她，她捧在手里看着，越是感到新鲜了。我说：＂娘，您尝尝味道如何？＂她不好意思的说：＂上面就三根黄瓜，等会儿俺做个凉拌黄瓜菜，大家一块儿吃吧。＂我还是瞒她不说真儿：＂娘，冬天的黄瓜好吃着呢，你就先尝尝嘛！＂岳母拿着手里的钢针，先是在上面扎了一下，嘴里说着＂咋没水分呢？＂接着就在上面咬了一口。这下可不得了了，也许那根塑料黄瓜太脆了，被她一下子咬成了碎片儿，岳母嘴里满是塑料皮子，一口口的往外吐着。我笑得流出了眼泪，急忙去拿水杯子让她漱口。等我告诉她真相后，自然挨了一顿臭骂。母亲第二天来了，爱人告了状，娘骂我说：＂你小时捣蛋，现在都当爹了，还这么不正经。天底下哪有新女婿和丈母娘开这种玩笑的？＂说着，拿起一根擀面杖交给岳母，让她揍我解解恨。岳母哪里舍得打女婿，只是罚我洗了当天儿子的尿布。
　　看见这个老针线篓子，竟然联想起这多的往事。
　　我的那支上海产的＂解放牌＂黑色钢笔，还是上世纪七十年代上高中时买的呢。40多年来，我用这支钢笔做过作业，写过批林批孔、反击右倾翻案风、批判四人帮、歌颂改革开放的文章，在那场恢复高考的拼搏中，我带着这支钢笔走进1978年的考场，成为一名大学生。我曾经在胸前插着这支钢笔去农村、工厂、医院、机关单位采访，参加过省内外各种会议，我用它写作发表过得各类文章、编辑过的稿件、签发过的文件和单据，可以落成小山了。因此，这支笔对我来说早已不是一个寻常的文具，它是我的心爱，我对它倾注着真挚的情感。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好像不用它写文章，我的文思就会堵截，文字也黯然失色了。
　　35年前，我去莒南县厉家寨采访。厉家寨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全国艰苦奋斗发展农业生产的典型。1957年10月9日，毛泽东主席曾对此做出批示：＂愚公移山，改造中国，厉家寨是一个好例。＂当时，大寨党支部书记陈永贵带着郭凤莲专程到厉家寨参观学习，并称赞厉家寨是大寨学习的老大哥。作为一个轰动全国的典型，那时来自全国各地参观的人络绎不绝。为此，村党支部书记厉日耐被破格提拔，从1973年开始就担任山东省革委会副主任和省委书记（当时设第一书记）。然而就是这个典型，改革开放后却无人问津了，我去采访时感到村里冷冷落落，人们都怀念那个战天斗地的年代。采访结束后，我住在当时还都是些简易平房的县招待所里。经过几天的采访构思，我准备写一篇如何对待旧典型，典型不是政治化产物的反思类报告文学，并且趁热打铁，连夜加班赶写。那天晚上，我铺开稿纸后，先去门外的厕所里蹲茅坑，不想就在起身提裤子时，那支插在胸前兜里的＂解放牌＂钢笔掉进茅坑的粪池里去了。厕所里黑乎乎的看不清东西，我只好垂头丧气的回到房间。我把事情告诉了一直陪同我的团县委书记高学谦，他说没事，说着就摘下自己胸前的钢笔送给我。我说不行，这支笔我用了十几年了，没有它我写字不顺手不说，脑子也想不起东西来了。他听后笑了，感到奇怪，我就对他说了我对这支笔的感情。于是他借来一个手电筒，我拿了院子里的一把扫帚，我们两人又来到厕所里，翻腾着臭气哄哄的人粪尿，终于从里面把笔捞出。我一时喜出望外，竟然用双手捧着沾满黄屎的钢笔跳了起来。那天我一夜没睡，文思泉涌，天刚放亮，就完成了一篇近6000字的报告文学：《愚公，你在诉说什么》。半月后，上海文汇报在二版用整版刊登出来，一时在全国引起很大反响。
　　我们家是1980年代初团省委机关院里最先购买的24寸彩电，还是上海产的＂金星牌＂。当时电视是最时髦的家电，并且很难买到。一个在部队文化站工作的朋友说他们那里为首长进了一批24寸＂金星牌＂电视，每台1200元，可以给我照顾一台。那时工资低，每月几十块钱，家里只有400块钱存款。我说你先给我留着，我正应邀写作一部反映沂蒙山区抗战时期军民关系的长篇报告文学《苦堜》，力争获奖，加上稿费，怎么也几百块钱，再借点就够了。我用这支钢笔连续熬夜写作，两个月后，解放军大型刊物《昆仑》登出来了，作品获得一等奖，600元奖金，300元稿费，又从存款折取出300元，1200元凑够了，高高兴兴把大彩电搬回了家。至今那台旧电视还放在我的一个闲屋里，可是那支＂解放牌＂钢笔却永远成了残疾。
　　那是一天下午，我的一个下属从幼儿园把孩子暂时接回了机关，但不能放在大办公室里影响工作。当时我正要去参加机关上一个小会，就叫她先把孩子放到我办公室玩。谁知这下惹大祸了，孩子小不懂事，用我桌子上的打火机点起了报纸，又把我插在笔筒里的＂解放牌＂钢笔放到火上烤，等我回来，那支钢笔已被烧成焦炭状了。就这样，伴我多年的心爱永远退出了文字舞台，心疼的我好几天不思茶饭。但我仍保存着它，让它在我的记忆里永远结彩生辉。
　　一支旧钢笔，一台旧彩电，装下了我抹不去的记忆。
　　我至今还保存着红海洋时代的一些领袖像章、小红宝书，还有文革中我上小学时曾经戴过的红小兵袖章。其中有一枚毛主席站在天安门城楼向广场上人山人海的红卫兵招手致意的像章，章型呈椭圆状，后面插一个白色别针，金光闪闪。章面上的毛主席神采奕奕，红光满面，但那表情却显得特别严肃。那年我上小学，是在唐山当解放军连长的表哥特意寄给我的贵重礼物，我爱不释手，平时舍不得戴，只在参加学校活动时才别在胸前。当时社会上刮起一阵手举红宝书，胸戴领袖像章的旋风，如果谁能拥有几枚漂亮的领袖像章，那是很自豪的。我的一位小名儿叫＂老婆＂的男同学见了我的像章非常眼馋，一次他找到我说：＂我用四枚像章换你这一枚咋样？＂说着他就从衣兜里拿出四个像章来。我接过看了看，说，＂那可不行，你的像章又小也没光彩，尽是垃圾货，白给捡破烂的也不要。＂这小子一听马上翻脸：＂怎么？你说毛主席像章是垃圾货。我告诉老师去，看不把你打成反革命才怪呢。＂那时一听到＂反革命＂三个字，人人心惊肉跳。我吓坏了，埋怨自己失了口，就只好和他换了。谁知第二天赶大集时，＂老婆＂穿着裤衩子，光着背，把我的那枚像章别在胸前的小乳房上，手里举着一个小红宝书，在大街上喊着＂毛主席万岁！＂的口号，从大街西头走到东头，乳头周围滴着鲜血，他毫不在乎，引得人们像看耍猴儿似的跟在他周围观看风景。不少人以为这孩子得了精神病，有人就去公社民兵指挥部报告了。很快来了几个背枪的民兵，要把他押送到公社去。＂老婆＂却一脸不服的样子：＂俺这是忠于毛主席的革命行动。老师说了，要用生命保卫毛主席。如果老师知道了，还会表扬俺呢。＂一个民兵头头说：＂你的臭血都把毛主席像章污染了，损害了毛主席形象。你小小年纪，反动透顶。＂＂老婆＂低头看了看胸前，那鲜血已经浸满了像章，血水顺着乳头流到了肚皮上，整个胸膛上出现了好几道弯弯曲曲的小红河状画面。他冲动的情绪一时凉了下来，忽然感觉疼痛了，咧嘴咬牙，显出很难受的样子。这时我们班主任高老师赶来了，可能是为了保护自己的学生，就对民兵头头说：＂他是我的学生，为了表达热爱毛主席的决心才这样做的。＂接着又问＂老婆＂：＂是不是为了让老师表扬你呀？＂＂老婆＂终于说出心里话：＂老师，俺平时调皮捣蛋，学习不好，从没受过表扬，这次俺想露一手，正是想叫您在班里表扬俺嘛！＂引得周围人一阵大笑。
　　＂老婆＂被老师领走了，他不光没受到表扬，还叫他在班里做了检讨。老师没收了那枚像章，放到办公桌的抽屉里。也许高老师对这枚像章也很喜爱，我看到他好几次参加学校活动时都戴在胸前，回来就摘下放进抽屉。我想，这本来是我的一个宝贝，叫那个坏小子弄去了，现在又到了老师手里。不行，我得把它弄回来。那时两个老师住一间平房，睡觉、办公、备课、批改作业都在屋里。我早就侦察到高老师的抽屉没上锁，于是在一次他出去解手时，见屋里没人，我溜进屋去拉开抽屉把那枚像章偷出来了。先是把它埋在学校广场旁边一棵歪脖子树下，等到晚上又把它取回家。当时也害怕，这不成小偷了吗，竟然敢偷到老师办公室里。可又一想，这不叫偷，是物归原主，想到这里心里也就踏实了。
　　多少年后，我见到白发苍苍的高老师时，向他如实讲了这件事。他听后并不吃惊，却平和的对我说：＂当时我就猜到是你从我办公室偷走的。因为‘老婆’告诉我那枚像章是你的，本来我想过几天后再归还你，没想到你提前动手了。＂这时我突然涌出一种感动，多好的老师呀，他没吱声的动因，是怕损伤了我的自尊心，他要留住一个少年的尊严。
　　我的储藏室里立着一个高大笨重的大书橱，上面摆满了各种书籍，下面是四个开门箱，里面挤满了各种旧杂志。橱顶上是成捆的旧报纸，一直堆积到屋顶。这也只是一部分，剩下的大部分书籍报刊还都躺在两个地下室里。我和爱人都是农家孩子，自小家里穷困。1981年我刚结婚时，连个书橱和双人床也买不起。那时我在德州报社工作，单位只分给一间平房，我的书籍和一些日用杂物都塞到床底下。一次我去陈庄公社采访刘书记，他知道了我的情况，就说：＂我们公社采购站从东北林场新进了几车皮松木，不赚钱按评价卖给你几根木料，你可以打个大书柜。＂我听了高兴极了，就和爱人凑了30块钱买了两根红松，又托人锯成板子，请本地一个木匠打了一个书橱。书橱打成了，可是太高太重，整个厨子都是厚厚的木板子做的，一间10几米的小平房怎么也放不进去。那时我们报社编辑部都在一个也是平房的大办公室里上班，我就找同事把它抬到我办公桌后面的空位放着。为这总编找我谈话，说这是沾公家便宜，让我把书橱搬出去。我说那你就再给我分个大宿舍吧，他说宿舍是市委机关统一分配，报社没这个权力。我说这咋办呢，若不先放到你家去，你们家宿舍是个五间房子的大院子，我这就去找你家阿姨去，阿姨对我可好了，她准会同意的。他一听急了，说：＂别找了，那就先放到你办公桌后面吧。＂又笑着说：＂过去我只看你文章写得好，工作努力，没想到你这孩子嘴还怪甜的。＂我马上站起来给他鞠了个躬，说：＂谢谢了！总编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他抬手打了我一下肩膀：＂油头滑嘴，这是毛主席说的话。＂就这样，那个笨重的大书橱在我办公桌后面放了整整4年，宿舍也没解决。1984年，我调到省城山东青年报工作，又把它拉到了济南。至于双人床，那铁架子是我托在校办工厂上班的师母焊接的，上面铺的是爱人向一个在供销社当售货员的老乡要的包装箱木板子，大小不一，足有十几块。往济南搬家时，我就在每块板子上依次用粉笔写上阿拉伯数字，这样再对接时就不费事了。
　　其实人逼急了，穷也有穷办法。当时儿子小不懂事，后来我把这件事告诉他时，他说我们太笨了，好几百里路程运来值得吗，来济南再买新的多省事呀。我说那时我和你妈月工资加起来不到100元，不是家里缺钱么？＂近朱者赤＂，这种勤俭持家的传统儿子也继承了。
　　我参加工作40多年，干了20多年的新闻报纸工作，从当编辑、记者，一直到成为总编、社长，家里存放的那些成捆的旧报纸，几乎每张都有我付出的心血和汗水。每当翻开那些旧报纸，看到自己亲自撰写和编发的文章，就不由自主的勾起一段对往昔的回忆。
　　1985年夏季，我和时任团省委书记的林廷生去平邑县进行扶贫调研，那时道路崎岖不平，并且多是山间小路，路上又遇上瓢泼大雨，吉普车艰难的行走了十多个小时，一直到天黑才赶到县城，我们几个都被雨淋成了落水鸡。第二天，我们又开车去位于狼窝顶山上的一个村子里，山高路滑，一路上几乎都是人推着车走的。这个村子在抗战时曾经多次住过八路军，为了躲避鬼子搜捕，115师的首长们也经常住在这个山顶村。可是解放后20多年时间，这里没有来过一个脱产干部，群众生活非常困苦。村里里好多老人一辈子没有下过山，有个老人还打听：＂城里还有日本鬼子吗？＂我们刚进村，就围上一大群人来，争相看那辆北京吉普车。一个小孩摸着车头问：＂这家伙吃草吗？＂他妈说：＂傻小子，不吃草咋着走路呀！＂司机张师傅高高胖胖的，村里人都是些面黄肌瘦的小个子，他们可能没见过张师傅这样的高胖子，像看外星人似得围着他窃窃私语，张师傅感到很不自在。在去支部书记家的路上，我看到一个十几岁的小姑娘在吃力地推着一个大碾子，他面容憔悴，上身穿一条露着肩的旧蓝褂子，下身的裤子很短并且有好几个洞，两个膝盖从裤子洞口凸显出来。我问她上过学没有，她怯生生地看着我，只是摇摇头，没说话。三年大饥荒时，我和裹着小脚的大娘曾经千里迢迢来到平邑县一个叫温水的村子逃荒，忍受过饥恶的折磨，20多年后的今天，看到眼前的这位仍挣扎在贫困线上的小姑娘，突然泪水哗哗的往下流。
　　刘支书家没有大门，矮矮的院墙都是些碎石块垒成的，三间旧屋里黑洞洞的。老林问他家生活怎样，他还没回答，忽然屋外有人大喊着：＂人家支书家富着呢，现在家里还有一大缸子咸菜呢。＂说话的是趴在墙头上的一个女人，她和支书是邻居。老林要去看他的咸菜缸子，支书老伴揭开缸盖，缸子里黑色的萝卜咸菜上爬满了白色的蛆虫。晚上我们睡在村小学教室里，其实学校就是两间破房子和一个高小毕业的民办老师。我们调研组共有4人，在地上铺了些秫秸杆子，张师傅心细知道蚊子多，带来了两盘蚊香。第二天我们离开时，已经走到村头了，忽然听到有人叫喊：＂同志，你们忘东西了。＂原来是刘支书的老伴，他气喘吁吁的跑着，手里拿着一盘蚊香，边走边说：＂你们把点心忘到学校了，这不，俺给你送来了。＂我们想笑，可是谁也没出声，老林说：＂这不是点心，是熏蚊子的蚊香，就当礼物送给你吧！＂张师傅又叮嘱了一句：＂蚊香有毒，千万不能吃。＂女人似懂非懂，说了句＂谢谢＂，就目送我们离开了。
　　建国30多年了，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可这个山村的老百姓仍处在一种＂原始人＂的生活状态，然而正是这些朴实的沂蒙人民，在艰苦的战争年代，曾经用生命和乳汁支持、哺育过革命，等到革命成功了，他们却被忘记了。这些不能不引起我们的反思。这次调查后，我怀着沉痛与内疚的心情，写了一篇通讯《狼窝顶沉思》，登在报纸头版头条。那时山东青年报在省内外发行30多万份，立即引起广泛的社会反响，编辑部和地方政府收到几千封来自全国各地的群众来信。这也引起省委的高度重视，随后由商业厅负责联系这个村扶贫，几年后，这个村子从山顶搬到了山下。在改革开放中，他们发展特色农业，建立农产品加工厂，早已成为当地有名的富裕村了。
　　屈指相算36年了，刊登这篇文章的报纸我仍保存完好，并时常拿出来欣赏。我采访过省长、厅长、部队首长，采访过医生、护士、企业家、农民、工人、学生、知识分子，采访过在老山前线浴血战斗的战士、沂蒙山区九十高龄的红嫂王换于和曾用乳汁喂养过八路军战士的八十多岁的哑巴红嫂明德英，采访过畜牧场里的人工授精员、杀猪姑娘、养狐狸的小媳妇，也采访过挤在医院门口争相卖血的农民、火葬场的烧炉工与女美容师、监狱里的强奸、偷盗、杀人犯和女子劳教所里为10元钱用红领巾把六岁的亲弟弟勒死的12岁的小姑娘.........那些成百上千的故事都藏在我家的这些旧物里,它凝结着我一生的心血和汗水，曾经为我的工作和生活带来快乐和忧愁，更多的是激励我奋发向上的意志。
　　我的永远的旧物啊，你是我人生的见证，我怎舍得把你丢弃？如今，你早已变成了我生命记忆中的一个个跳动的音乐符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