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在饥饿与追杀中蹚出东归血路，近陕北被俘强制当兵，终逃出北归

　　与其他到达陕北的西路军战士相比，红九军保卫局长陈宜贵的东归路走得更艰险、曲折和漫长，差不多绕了半个中国。
　　西路军在高台一役后，又经梨园口、康龙寺两仗，损失殆尽，余部退入祁连山，集结在凌冰河畔，情况极为危险。
　　祁连山遍地冰雪，荒无人烟，连野菜也找不到。各部除了杀牲口、打野兽，再找不到一点吃的。马匪紧随红军入山，从四面八方追击，企图将西征军剿杀净尽。
　　总政治部主任李卓然和总部保卫局局长曾传六，把一百多名干部组成一个游击大队，由总政治部胡同志任工委书记，回民支队司令马良俊任支队长，九军保卫局长陈宜贵任政治委员。
　　总部给游击队大队下达的任务是，相机回延安，向中央报告这里的情况。
　　受命后，陈宜贵在心里把相机两个字反复默念了很多遍。他品出来的味道凄苦酸涩，它意味着凄风苦雨，流血牺牲，以及种种难以设想的痛苦和不幸。
　　游击大队随后进入森林。几位负责人一起商量了行动方针，准备筹集战马，建立骑兵，打过北山，向东突进。会后立即开始行动。
　　这个设想显然勇气高于现实，不说别的，仅寒冷他们就难以对付。
　　祁连山的夜晚，西北方凶狠地扫荡山谷，乌云惊涛般翻滚，野兽的怪叫更使酷寒中多了一份惊心。一些同志白天还在跟队行动，一夜过去，就悄无声息地死去了。
　　然后是饥饿。饥饿是个问题，而且还会引起更大的问题。
　　一天夜里，游击队正在为找不到吃的发愁，忽然听到狗吠声。有狗就有人家，他们这群饿得半死的人不由大喜，立即前往。果然见到几户人家，总算换得一点吃的。
　　天快亮了，他们赶快把队伍拉上山。
　　刚坐下，后面就响起了枪声，人喊马嘶越来越近，一队队骑兵晃着马刀扑杀过来。抵抗是坚决的，杀伤敌人不少，但他们才百余孱弱兵员，敌人越来越多，终于抵挡不住，队伍被杀得四散奔逃，借助于悬崖绝壁才逃出了一点人。
　　残酷的现实让大家认识到，他们只有缩小目标，分散行动，也许还能保留一点力量。
　　余下的三十几个人计划被分成若干小组。正在研究时，左胸负伤的妇女团政委朝陈宜贵爬过来，鲜血染红了她半边身体。她哭了，泪水流到腮旁，颤动着发白的嘴唇对陈宜贵说，她也要跟着走，要到延安去。
　　陈宜贵从自己破烂的衣服上扯下一块布替她包扎伤口，一边安慰她，劝她留下。但这话说出来太残忍，太叫人伤心，说着说着，他已是泪水盈眶，比女政委哭得都要厉害了。
　　陈宜贵很清楚，这样的环境下，人留下来未必乐观，但跟着走她很快就会死掉。
　　游击队派人把她送到山下，希望能找到老乡安顿她，但这仅仅是希望。他们就此分别了。
　　陈宜贵这组人带着一点干粮出发了。所谓干粮，从一头狗一样大的毛驴身上剐下的一点肉。
　　走了几天，在一个放羊人住的茅草棚子里休息了一下，等再动身时，只剩四个人了，总支书记赵国威、三中队长、陈宜贵和他的警卫员唐国先。有几个同志不太相信陈宜贵这个毛头小伙的能力，他那时才二十一岁，另寻他路了。
　　四人进了一条大沟，遇到了一些伤员和逃散的同志，有男有女。他们架起了一个个小茅棚，正在燃火取暖弄吃的。
　　陈宜贵正在与熟识的同志叙谈，不意马匪已将这里包围，而且已冲到眼前。
　　战斗一开始就是搏杀，陈宜贵四人冲了出来，边打边逃，一口气翻了几座大山。这个时候，那条山沟里的枪声还未停止。他回过头，默默地朝那里张望，虽然重山阻隔，但他似乎看到了那里正在发生的一切，牺牲，还是牺牲，数不清的涓涓血流洇红了那片土地。。。。。。
　　接下来，四人几乎是在烈士的遗骸中觅路而行。陈宜贵看到了一片片的烈士一体，他们差不多都是大张着嘴巴，像是在高声喊叫。他想起了小时候母亲说过的一句话，死得亏的人都是张着嘴的。有哪一个西路军烈士死得不亏吗？
　　路上走了三天，粒米未进，仅有的一点驴肉也在那天突围时跑丢了。三中队长饿得躺在地上走不了，陈宜贵和赵国威架着他走。走了没多远，陈宜贵天旋地转，两腿不由自主地软下去，再怎么样也直不起来了。三人一同跌倒在雪地里。
　　三中队长说，反正也是死，不如找着死这儿的好。
　　但陈宜贵不甘心，他们不能就这么死掉。他要警卫员把半支牙膏拿出来，每人吃了几滴，又强打精神继续往前走。
　　山下忽然传来流水声，四人加快脚步，走了没多远，一条小河亮晶晶的横在山旁。他们扑过去，也不管雪水冰凉，埋着头喝了个够，多日来瘪瘪的肚子终于第一次鼓了起来。
　　肚子灌饱了水，又有了一点精神。但继续走了一会，再次饿得要命。已是忍无可忍，似乎非找点什么吃的不可了。但现在深更半夜，去哪觅食呢？
　　走着走着，前面突然出现了一点光亮。四人朝着光急急而行。
　　越来越近了，但不知那地方是否一户人家。四人做了分工，赵国威和警卫员唐国先前去打探，陈宜贵和三中队长在外望哨。
　　赵国威两人走了没一会，就听人叫喊抓共产党，跟着就响起了枪，然后是好一阵的枪声。陈宜贵的心揪得死紧，在雪地里等了很久也没见两人回来。从李卓然主任编组游击队以来，一百多人的队伍就剩四人，现在又有两个同志像雪一样飘逝在祁连山了。
　　他的心太疼了，揪得太紧了，然后无声地崩断了。。。。。。
　　他忽然看见面前出现一排排黒糊糊的敌人，转身一看，身后也有敌人在游荡，一个个拿着枪，提着刀，他端起枪，这些敌人就消失了，可等他放下枪前后的敌人又出现了。这样反反复复好几次，他自己都迷糊了，敌人在和他捉迷藏吗？
　　敌人当然不会和他捉迷藏，伤心、紧张和极端的饥饿，让他一时失常了，被想象的幻觉包围了。
　　也不知道是挨过了怎样的饥饿和痛苦，陈宜贵都忘记了，他们终于走出了祁连山。出山的第二天，他们遇到了政治部的管理科长、一个通信员和一个年纪很小的报务员。离散的同志相遇，就像久别的两只手缝合到一起，心情舒畅了，身体也有了力量。
　　从此，五个人就开始了相对有规律的生活：白天在山野宿营，天黑进村讨饭，饭后趁夜赶路。
　　没有路在他们脚下展开，他们走的是无路的荒山野岭。走人的路有马匪设卡，穿村的路被吓坏了的百姓阻断。马匪威胁百姓，抓了红军有银子，私通共匪要杀头杀全家。
　　一天傍晚，他们好容易敲开了一位老人的房门。
　　他们对老人自称是做生意赔了本钱，请老人给晚饭吃。但这话他们自己都不信。再失败的生意人，也像个生意人，他们像什么呢？一头深过野草的长发垂到两腮，一张长久不洗的脸黑如锅底，鼻子眼睛都模糊不清，身上披着的是麻袋、烂棉袄，破烂成片，用绳子一块块系着，脚上用几根绳子包着层层破布片，活像两个大疙瘩，要饭的布袋挂在腰间，手里拄着一根棍子。。。。。。
　　什么样的人才会是这样的装扮？走投无路的乞丐，还是苦刑中的囚犯？都像，都不像。
　　老人打量了他们一阵，一句话也没说，引着他们进了屋，做好饭让他们吃。
　　他们吃饭的时候，老人擦了下眼睛，跟他们讲了一个恶有恶报的故事，在故事结尾，老人说道：自古道‘恶有恶报’，这话果真不假，好人总有出头之日。
　　老人的话给了他们很大的一个安慰。陈宜贵和老人谈了很久，直至夜深。
　　那晚，他们没有走，在老人家好好睡了一个大觉，天大亮，才赶忙起身。
　　刚出门，忽听有人喊快！快！，一看，一队马匪径直过来了。他们赶紧混在老乡一起，装作在村头干活的模样。没有人指出他们，马匪直接过去了，他们有惊无险过了一关。
　　陈宜贵一看，刚刚喊他们快隐蔽的老乡，并非昨晚那个善良的老人。这是一个良善的村庄，他们怀着感激的心情离开了。
　　一天晚上，他们到一个煤窑讨食。主人留他们在此歇息。
　　深夜，其他人都入睡了，陈宜贵还在瞪着眼出神。
　　主人见陈宜贵睡不着，就和他攀谈起来。
　　陈宜贵问，此地离黄河还有多远。
　　主人说，还远着呢，如果走路的话，还得一个多月。
　　要是别人可能会被吓一跳，但陈宜贵可不这样想。他们已经走了四十多天了，只需再走一个多月就可以到黄河了。
　　但主人接下来的话倒是让陈宜贵一惊，他问陈宜贵，革命什么时候才能成功。他没想到，主人一眼就看穿了他们的身份，但他并不感到害怕，因为主人的态度让他感到亲切。
　　主人接着说，我们窑人活不下去了，吃的是啥你们都看到了，家里人连这样的东西还吃不上，老婆还光着屁股呢。。。。。。
　　陈宜贵也难过得不知说什么好。
　　主人向他提出了一个帮忙的请求，陈宜贵都没问是什么就答应了，这让主人大为感动。
　　主人说，南边有个大财主，满仓的粮食就是不借给他们，要动手可手里没家伙，看他们有枪，想请他们今晚跟着走一趟。
　　陈宜贵说行。主人一跃而起，领来七八个小伙，陈宜贵他们几人便与之同行。事情办得很顺利，一枪未发，粮食满载而归。大家藏好粮食，个个兴高采烈。
　　第二天一早，工友们把他们藏进煤窑，避过了马匪的搜查。
　　晚上，他们又要赶路了，工人们恋恋不舍，把他们送出好远。
　　五月，他们过了黄河，来到河东。天气已有点热了，刚下过雨。这天中午他们走得又渴又乏，就在一棵老杨柳树下坐了下来。
　　一名留着跟女人一样长头发的壮年男子，正在塘边垂钓。男人起竿了好几次，但都无收获，看来对收获兴趣不大，只是着意于消遣。
　　见到树下的几个人，男人主动说起话来。陈宜贵也有意问路，就与他东拉西扯谈了好半天。
　　看着说了这么久，陈宜贵问道：延安离这里有多远？
　　话出口，他就知道自己犯了个大错，但懊悔无用，他只能尽力挽回。
　　男子立马问他们是不是要去延安。
　　陈宜贵当即否定，说是听说有国军兄弟逃跑去延安的，好奇，随便问一下。
　　但男子表现得很热心，详细跟他们说了去延安的路线，还请他们到家里歇宿，明早他会亲自送他们一程。
　　陈宜贵他们推辞了，说完就要走，谁知那男人扑上来，大喊红匪，交枪，一手抓住他衣领，一手就去抢他藏在衣服下的驳壳枪，两只眼睛血红，像充血的牛眼。
　　另外几个同志掏出枪来，男子见状撒腿狂跑。后来他们分析，这个男子应该是民团头目。
　　这天晚上，他们进出村找了户人家住下，对主人说他们是来抓逃兵的。主人不冷不热，给他们办了饭，就走了。
　　第二天一早，他们就要动身。主人赶过来，为昨晚的冷淡再三致歉，并挽留他们吃过饭再走。
　　陈宜贵他们很是疑惑，怎么一晚一早这家主人变化这么大，怀疑有诈，赶紧告辞出门。
　　结果，刚出门，就碰上了昨天那个男人。他厉声大喝，抬手就是一枪，子弹贴着头顶飞过。几个人拔腿飞奔，外面一群人拿着刀枪冲杀过来，嘴里还在哇哇尖叫。
　　他们举枪打了几个连发，民团闪出一条路，于是趁机冲了过去。
　　民团在后狂追，他们边打边退。战斗一直进行到太阳偏西，陈宜贵几个人已濒临绝境。腿实在跑不动了，子弹也打光了。他们被包围了，四面山上都是民团。团丁在齐喊：红匪，投降吧。
　　过了好一阵，山上下来一个人，说是要和他们谈判，条件是放下枪可保活命，否则一个也活不成。
　　陈宜贵大怒，一枪把这家伙崩掉了。
　　可打完这枪，他就差点崩溃了。他们都已是空枪，他刚刚射出去的是最后一粒子弹。
　　正所谓，天无绝人之路。就在几人绝望之时，阴云密布，雷电交加，大雨倾盆而下。几人借着黑暗和大雨的掩护，逃出了包围圈。
　　过了几天，中午时分，他们来到一个小村落。村子不小，也不偏僻，他们不能贸然闯进，就派小报务员前去打探情况，其他几人在郊外等候。
　　此时离延安只有几百里路，陈宜贵躺在山沟里计算着时间，算来算去顶多也就是半个月的样子。他很满意这个时间，半个月，一切经历的痛苦就结束了，他重新回到红军。。。。。。
　　他就这样在满意的想象中睡着了。
　　喊醒他的，是一个陌生而又冷酷的声音：跟我们走吧。
　　一股寒流冷彻全身。
　　他抬起头，看到头上站着四五个国军士兵，手中的枪指着他们。那个小报务员呆呆地站在一边。陈宜贵想：一切都完了。。。。。。
　　此地是秦安城的西关，驻扎着毛炳文部。小报务员一进街就被他们抓住了。他太小了，没办法分辨那些诱人的谎言，对方说红军现在和中央军一样了，他便听信了，老老实实地领着他们把陈宜贵等人抓了。
　　但是，他以及其他的同志都没有交代陈宜贵的身份，只说都是红军战士，陈宜贵因此逃过一劫。但他没有丝毫庆幸，心情如坠雪窟冰窖，因为他被强制入伍当了新兵。
　　自此以后，陈宜贵就变成了一个没有情绪的人，不说话，不笑，不愁，不哭，就瞪着两只眼看着天色变明变暗，看着日子一天天从身边流走。。。。。。
　　八一三战事爆发，毛炳文奉命开赴上海，补充前线的第三十六师，这是个逃跑的好时机，他错过了。当时部队长官放话，到宝鸡发饷，他想领了路费更好走，然而到了宝鸡，马上被赶进火车，直开上海，机会就这么流失了。
　　到上海，被编进第三十六师，参加对日作战，他负伤了。负伤不是好事，但对他是好事，他进了上海中山医院，没有了监督，他自由了。
　　因为上海马上要沦陷，他挤车回了江西。
　　到了江西后，他一面攒钱，一面做好逃走的准备。几个月后，伤渐渐好了，路费也有一些着落了。他也从报纸上知道了西安八路军办事处的地址。但还缺一个通行证，没有合法证件，他很难通过四五个省这么辽远的距离。
　　为此，他巴结医院一位事务长，用那点可怜的盘缠请吃请喝。吃了很多次后，他恳请这位事务长帮忙弄张回家的通行证。事务长高兴之下，答应了，他如愿拿到了通行证。
　　车票怎么办？他有八一三纪念章，坐车是不要钱的。至于路上吃的，没钱就少吃，大不了就讨饭。
　　终于，火车驶进了西安，一年多艰难且危险的突围路程，随着列车到达了终点。他怀着一颗剧烈跳动的心走进了八路军西安办事处。
　　白发银须的林伯渠同志接待了他。林老爱怜地鼓励着他，他太激动了，千头万绪，千言万语，竟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浑身上下向火烤一样热辣，心脏急剧跳动的声音像鼓点一样砰砰响，热泪像六月的暴雨一遍又一遍地打湿他的脸颊。
　　那一段过去的岁月啊，是火与冰写成的，是骨头作笔，蘸着血液写出来的大字。语言说得出，可又怎么说得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