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球跨境资本中，国际资本流动导致金融市场的变化是什么？

　　中国吸引和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深度和广度不断发展，目前已经居于世界首位。一方面，西方发达国家通过外商直接投资在中国赚取了较高的实物资本回报；另一方面，中国却持续不断地向发达国家输送回报率较低的金融资本。此现象已经涵盖了所有的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
　　通过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上述金融投资和直接投资双向流动的原因，并且从人口结构与金融摩擦视角来解释中美两国的利益分配与贸易摩擦状况，提出相应政策建议，来促使我国利益最大化。其次，伴随着中国人口结构变迁，人口老龄化正在逐步加剧，势必对中国的国际资本流动产生巨大的影响。目前阶段，我们必须在研究中国资本市场有序开放中考虑人口结构因素。将人口结构引入到资本市场管理之中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要求。
　　伴随着全球跨境资本的大规模流动与波动趋势上升，跨境资本的衡量方法得到了进一步完善，更加注重跨境资本流动项目的分类，对于外商直接投资流动的影响研究，近十几年已有很大的完善，在经济方面，研究了要素禀赋、市场规模等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在金融方面，外商直接投资流动因素都聚集在投资的影响，近几年，很少从外商直接投资的供给端即研究投资者行为决策入手进行分析，尤其是国家的人口结构与金融摩擦导致的约束如何影响投资者的行为决策。
　　学界对国际证券资本流动的决定因素的研究历史悠久，主要从流动性的角度入手来阐释资本流动的一系列规律，研究认为如果国内的利率比国外利率相对较高以后，出于套利的目的，国外资本会大规模流入国内，以期达到利率平衡。认为汇率的历史走势和变化程度往往能够引起资本快速流入某个国家。
　　之后，一些学者对流动理论提出质疑，认为资本流动是由各国的预期风险和利益决定的。此外，货币分析理论认为，国际资本流动的决定因素是货币政策，这是一种货币现象。随着金融市场国际化的大发展，资本流动的推力拉力框架成为研究热点，主要还是聚焦在推力拉力分析上。
　　在这个框架中，重新定义了推动因素和拉动因素的区别和共性，并且在此基础之上，重新规划了经济中的周期性和结构性的一系列因素。在拉动方面，周期性的因素有：本国利率，本国通胀率；结构性的因素有资产负债表，经济增长率与贸易开放度。
　　在推动方面，周期性的因素有：美元的利率，国际投资者的风险偏好程度；结构性的因素有：国际资产组合多元化与发达经济体经济增长率。此后研究表明，所谓的投资者风险偏好因素成为的金融风暴期间的影响国际资本流动的驱动因素。研究表明金融危机前，推动因素发挥了主导作用，金融危机后，拉动因素成为主导因素。
　　国际资本流动主要受全球推动因素驱动，而国内拉动因素对其变化的影响更为持久；重新划分了资本流动的分类：资本激增、资本中断、资本外逃、资本收缩。在此基础上将资本流动按照发达国家与新兴市场国家划分，分别探讨发达国家与新兴市场国家不同的驱动因素。
　　同时，一些学者发现了全球周期因子对发达国家与新兴市场国家的资本流动有巨大影响，而研究表明，当经济金融处于平稳期内，汇率波动和经济增长率会成为短期资本流动的主要影响因素，但是在经济金融波动期内，其全球周期因子和利率会主导短期资本流动。综上所述，有证据表明，国内外金融因素确实对跨境资本流动产生了一定影响。
　　由于金融市场的作用是将经济中的闲置资金从资金剩余者手里转移到资金短缺者手里。因此，金融市场资金匹配度的难实现性，即借款人可能无法获得自己想借的任何数额的资金，而上升到全社会将表现出巨大的信用约束；二是强调资金价格在借款过程中的重要性。贷款利率反映了从银行借款的成本。存款利率是家庭将钱存入银行所产生的收入。在资本流动的过程中，由于存在金融摩擦，贷款和存款利率不再相等，始终存在一个不同借贷者持有资产的动态利差，上升到整个社会则会体现为储蓄利率与投资收益率的差额。
　　当交易双方信息不完全而导致的一些非对称的市场交易行为，由此导致市场失灵现象。信息不对称直接的结果为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特别是在金融市场中，当资金的借贷双方出现信息不对称现象，导致资金借入者比借出者掌握更多的市场信息，进而可能导致借出者造成极大的经济损失，因此，金融市场始终存在一定程度的信贷约束，以阻止损失的发生。
　　金融危机所得到的一个重大的教训就是金融系统本身的非稳定性，金融机构也会是经济波动的重要源头。金融危机过后，经济学家致力于发展内生信贷约束机制，将金融机构引入模型之中，来探究金融稳定与经济波动之间的相关性。在此模型之中，外生的信贷约束不等式不再被需要，而内生的信贷约束则通过构建包含金融部门的最优出清而引入均衡模型之中。金融部门的市场出清需要两个市场平衡，其一就是私营部门的储蓄和金融部门吸纳存款之间的平衡，其二就是金融部门贷款与企业信贷需求的再平衡。
　　伴随着经济全球化与要素全球化的不断演进，不同的人口增速与人口结构势必对世界经济产生一定的影响。全球人口规模在半个世纪内得到了快速的提高，但是，由于全球各地区的要素禀赋差异、经济与发展差异、社会文化差异，导致了全球不同地区的人口规模变化趋势出现分化。近半世纪以来，中等收入国家的人口规模得到了快速的提升，低收入国家人口规模上升缓慢，但是高收入国家的人口数量停滞不前。
　　世界总抚养比的下降得益于中等收入国家的总抚养比的下降。中国由于实行计划生育政策，降幅达到了近一半，因此成为了全球享受人口红利最显著的国家。拉丁美洲摆脱了二战后的少儿抚养负担，人口结构进入了成熟阶段，具备了大量的人口红利。亚洲在半个世纪内，虽然人口结构变迁释放的了大量劳动力，但是，总抚养比的趋势有上升的倾向，尤其是东亚，表现为迅速走出年轻家庭阶段，逐渐步入老龄化阶段。
　　近半个世纪以来，全球生育率逐步下降。青少年与成人比率的下降，不仅抵消了老年人与成人比率的上升，而且使全球总抚养比下降了近20个百分点，人口年龄结构作为一个经济的慢变量，往往具备较长的周期性与趋势性。在一个完整的人口年龄周期中，首先是婴儿潮的诞生，促使少年抚养比快速增加从而提高总抚养比。
　　其次，这波婴儿潮在未来十几年后会变成大量劳动力，进而促使总抚养比下降。最后，大量劳动力在未来几十年后会步入老龄化，再一次推高总抚养比。虽然婴儿潮和老龄化阶段都促进了总抚养比的提高，但是两阶段的年龄结构明显不同，进而造成的结果也不同。
　　近半个世纪以来，伴随着经济全球化与金融全球化不断演进，各个国家的金融不断深化和发展。但是，由于不同国家和经济体的制度与环境差异明显，各自的金融发展出现了分化的状况。特别是金融危机以后，抑制金融发展的金融摩擦引起了世界的重视。简单而言，金融摩擦就是由金融市场不完备而导致资金在融通过程中出现障碍。
　　资金出借者与资金贷款者信息不对称导致信贷市场摩擦，造成巨大的融资约束。以上便是金融摩擦的最初概念。目前，对金融摩擦的理解可以从资本可得性和资本价格两方面入手。衡量金融摩擦的指标一定程度上可以用各国的私人信贷比来衡量。
　　另一方面，就国家和地区的金融发展而言，金融发展的涵义很难界定，就目前的研究看，现有的文献大多从金融市场规模与稳定性，金融体系效率，金融契约的执行力度，信贷市场发展四方面入手进行研究。因此从信贷市场发展的角度看，金融发展与金融摩擦互成对立面，金融发展越好，相应的金融摩擦越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