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奔子女的老年父母，漂在北上广做保安和服务员

　　2021年，中国60岁以上人口达到2。67亿人，卫健委此前的数据显示，中国有近1800万老人，背井离乡来到子女所在的城市，成为随迁老人。他们来大城市的理由极其相似，不是帮子女赚钱，就是给子女带娃。这也是一个沉默而庞大的人群，他们依偎在子女身边，人到老年，远离家乡，重新接受一线城市的节奏与洗礼，甚至开启一个全新的人生。
　　而工作，成了老漂们帮儿女带娃之外，试图融入大城市的最关键一步，他们或是想靠自己的力量在大城市立足，不给儿女添压力，或是想证明自己还能继续发光发热，创造价值，在工作中得到自我认同。但在北上广深，年龄大、没技能的老年父母们，注定要在工作中尝尽苦头，帮父母找工作的儿女们，会如何看待父母的困境？
　　文钟艺璇
　　编辑赵磊
　　运营绘萤
　　老漂
　　母亲49岁，北漂5年了。
　　这是王倩倩的母亲。她的北漂母亲已经在北京换了4份工作。2017年，最小的儿子也去了北京，家里除了丈夫以外毫无牵挂，母亲一口气打包行李从山西运城老家出发，去了人生地不熟的北京。
　　到了首都，她对三个孩子说，我想找份工作了。在此之前，母亲住在农村里，干了一辈子农活，从没上过一天班。王倩倩在家里是大姐，给母亲找工作的活儿自然落到了她头上。
　　给母亲找个合适的工作并不容易。她的第一份工作是别墅区保姆，王倩倩向老乡打听来的，平时需要负责洗衣、做饭、打扫卫生，但母亲没想到，去了以后，衣服全都要手洗，一个别墅的卫生全由一人负责，她还需要顺带照看雇主家的老人，根本忙不过来。
　　图视觉中国
　　一个月后，母亲辞职了。王倩倩又带她去了商场，一家一家问，招不招人。母亲先后去了杨国福麻辣烫和章鱼小丸子当店员，工资5000元，住在地下室宿舍里，每天忙到凌晨，回去倒头就睡。
　　在南边的上海，陈怡也在带着母亲找工作，这是陈怡来到上海的第3年。和王倩倩的情况相似，陈怡和弟弟都在上海工作，母亲便也投奔而来。母女俩走过火锅店、小炒店、早餐店，但凡看到有招聘启事，陈怡拉着母亲进门就问，我妈成吗？
　　她给母亲圈定了一个工作范围：母亲不会坐地铁，不能距离自己太远，最好步行或骑车能到；母亲也没有任何工作经验，上海专业的月嫂需要证书，所以服务员、家政相对适合一些；以及母亲年纪大了，不能再熬夜上班。这样圈下来，可选的并不多。
　　很快，陈怡发现一个问题，母亲的年龄在上海已经不具备任何优势，来上海之前，爸妈生活在山东老家，春夏秋自己种大蒜，冬天就做临时工，父亲去冷库扛蒜，母亲给厂家包装大蒜。和蒜打了一辈子交道的母亲已经错过就业黄金期上海大多数家政和服务员都要求50岁以下。
　　她同时在网络上给妈妈联系合适岗位，看了一个保洁和服务员，原先聊得好好的，陈怡刚把母亲的年龄信息发过去，对方就没了下文。网上要求很明确，但母亲就是多了一两岁。
　　我当时就准备带我妈在线下试试看，可能还会有些空间。陈怡转头看了母亲一眼，虽然52岁，但母亲皮肤不错，看起来还算年轻，她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在走进下一家火锅店时，她撒了一个谎，我妈身份证当时登记错了，她真实年龄只有48岁。
　　事实上，陈怡发现，真正找工作的时候，并没有人会在意这一两岁的偏差。见面和网络不一样，当面找工作，对方更关注我妈妈的整体状态。陈怡的母亲就这样在上海找到了自己的第一份工作，火锅店服务员。
　　在大城市，初来乍到的父母们没有门路，大多只能依靠子女给找工作，或者自己挨门挨户地问，小区物业、写字楼、商场门店，碰到个差不多的就先试试，但总逃不出保安、保洁、服务员这些范畴。相对来说，拥有各类证书、牌照的中老年人，选择的空间就要大很多。
　　同在上海的李淼就顺利给公公找到了一份家附近的工作，公公以前是来往于天津港和山东的货车司机，大车牌照是公公最大的优势，刚开始，李淼考虑过让公公开校车，但上海不比过去的长途固定路线，公公不熟路，不敢开。
　　后来他们发现，家附近的建筑垃圾转运站正在招洒水车工人，公公一试就成功了，一个月6000元，三险一金，上午、下午绕着转运站各洒两圈水，工作也轻松，至少不用和一大批人争抢保安、保洁这些岗位。
　　妈妈在地下室住了一个月后，王倩倩总觉得这不是个事儿。她又通过在北京的山西人，打听到一个在京的老乡群，里头有一些山西人当中介，介绍工作机会，确认入职后，才会拿抽成。这些招工信息相当详细，会具体到工作时长、工资待遇以及年龄、性别和身高限制。
　　在群里，她替母亲找到了一家新的餐厅，也是当服务员，在海淀，包吃包住。最后一天，王倩倩一大早帮母亲来宿舍收拾行李，她才看清这个宿舍的环境，一个不到4平方米的地下室，灰白墙，水泥地，没有窗户，透着一股沉闷的霉味，屋子里只有竖放的一张床，和一张左右摇晃的桌子，再也没有任何多余的空间。
　　走出逼仄的房间，王倩倩往四周看，密密麻麻的小门像无数的孔洞，看不见头。天还早，已经有人陆续从小孔中走出，这些基本上是外来务工的中年人，走廊没有灯光，看不清他们的真实模样，每个人套在工装里，快递员、外卖员、服务员，他们拉开房门，光线立刻从缝隙中涌出，关门，瞬间又复归昏暗。
　　王倩倩帮母亲找工作的接单群。图受访者提供
　　就是来赚钱的
　　第一次来大城市，几乎每一位父母都会出现或多或少的不适应。
　　陈怡母亲刚上岗时，因为不会用iPad，经常点错菜，被客人骂。从老家来，她并不适应城市餐饮店的规则。
　　陈怡有时候会把母亲接来自己的出租屋住，有一回，她心情不好，倒豆子一般和母亲说了工作上的烦恼。母亲突然沉默了，抬起头，竟然带着哭腔说，我今天也被罚款了。
　　她才知道，母亲今天有一位客人逃单了。通常情况下，作为服务员，客人买单时，只需要尽到引导职责，前台收银才负责每一位客人的买单工作，但经理从母亲的工资里扣去了客人两百多元的饭钱。陈怡向母亲追问，店里的规则究竟是什么样，母亲只会哭，一直摇头，言辞含糊。
　　陈怡也哭了，她忘记自己是怎么下的楼，当天晚上一个人冲到了火锅店里。店里快打烊，只有零星几个服务员在收拾桌椅。她在后台找到了经理，我们两个的语气都不是很好，我是替我妈委屈，他有一种不想搭理我的感觉。陈怡要求他们调出了监控，在录像里，她看到，母亲明明已经向客人用手势指引了前台买单的方向。
　　争论的时候，陈怡的电话没有断过，都是母亲打来的。母亲担心陈怡和老板起冲突，在电话里边哭边大叫，你快回来吧，快回来吧，咱们不要这个钱了，妈妈再也不说了。
　　陈怡最终没有等到经理的道歉，对方只同意不罚款。走回家的路上，陈怡在想，我的妈妈什么时候变成这样了。母亲年轻时脾气暴，一有不顺心，吃饭就摔筷子，她和沉默的丈夫不同，遇到不公平的事，敢红着脸和别人争论，一定要求个公平。但现在，母亲学会了顺从。后来陈怡才知道，经理有时候脾气上来了，经常当着所有人的面，指着母亲的鼻子骂。
　　你多忍忍，人家气消了，就不会骂你了。我们就是来挣钱的。母亲告诉陈怡。
　　今年年初，陈怡的父亲也来了上海。父亲是电焊工，早年和叔伯们去了扬州的一个县城船厂，工作到现在。船厂小，需要等活，忙起来一个月能挣一万多，有时候干脆一两个月没有收入。
　　父亲是陈怡和母亲一起劝来的，想着都在上海，一家人能在一块儿了。起初父亲并不愿意，他对上海一无所知，有一种莫名的恐惧，直到陈怡给他找了一个崇明岛船厂的工作，有稳定的收入，又是他熟悉的工种，父亲同意了。
　　但一家人并没有想象的那样经常见面，在崇明和在扬州，并没有多大区别。父亲整日被困在船厂里，无聊时就看看东海，偶尔会给陈怡发消息，觉得有些孤单。白天工作，晚上睡觉，父亲变得越来越沉闷。有一回，陈怡和他通电话，父亲突然向她吐槽起了船厂的网络很差，时有时无，他怀念过去在扬州的日子，也没网，大家不舍得用流量，一群老家人呼啦啦跑到隔壁村子里，蹭wifi刷抖音。那是第一次他和我说，自己想回家了。陈怡说。
　　节假日时，陈怡妈妈要凌晨才能下班，陈怡和父亲会一起去接她下班。图受访者提供
　　唐悦的母亲3年前来北京投靠自己，她的父亲是村支书，母亲是村里的小学老师，每个月收入只有2000元不到，干脆辞职来北京。
　　她带母亲参加了家政培训班，母亲毕竟是老师出身，有竞争力，一周内就找到了份不错的工作，在通州给一家人做饭接送孩子，加上辅导基础作业，一个月6000元。但很快，职业的不稳定性也显露出来，孩子的妈妈失业了，家庭收入的动荡让这家人重新考虑未来规划。他们最终选择卖房，离开了北京，唐悦妈妈也随之失业。她和那家人感情特别深，本来想一直陪那个孩子到小学毕业的。
　　在一个新城市里，尽管投靠最亲近的子女，父母们依旧不得不面对城乡的差异，要适应那种快节奏、灵活多变的市场，也要面临自我尊严与价值的重新审视。这个过程很难，但每一个中老年父母都清楚，他们不可能再轻易回老家去了。
　　李淼邻居家的大爷也在找工作，人到60岁，过了进转运站的年纪，只能去附近做保安，经常通宵，眼睛熬得通红。在转运站，60岁是一条红线。李淼还记得，公公和她提起过转运站的一对四川夫妻，负责垃圾分拣，刚到60岁，转运站就给他们下发了清退通知。但夫妻两当作没看见，每天顶着主管微妙的眼神，照常上班。他们的儿子还没结婚，两人加起来一个月能在上海挣一万块，这都是儿子未来的彩礼钱。
　　听说过年也不敢回家，生怕人回去了，工作就没了。李淼说。
　　图视觉中国
　　一切为了孩子
　　当然，牵绊着父母们无法离开的，还是孩子。在大城市里赚钱，大多是给孩子赚的，来到大城市生活，大多是来照顾孙辈的，能让已经退休的父母们放弃老家安逸的生活，背井离乡来大城市继续发光发热的，只有孩子。
　　李淼的孩子今年两岁，正是需要人带的时候，公婆两人都从山东老家过来给他们带孩子。像这样的父母，是老漂群体的主力，孩子大了稍微好带一些，父母闲下来的一方就会出去找工作，找点事做，顺带赚钱，减轻大城市生活的压力。
　　唐悦的母亲也告诉她，同村有一个女人，来北京给女儿带孩子，女儿的公公也来了，家里已经用不上她，就让她回老家。但女人自己又想留在北京，不同意回家，干脆在医院找了个保洁工作，一个月3500元。
　　在中国，大多数父母的职责随着子女的需求而变迁，这种需求甚至直接决定了父母将处在哪种社会角色上。王倩倩家一共三姐弟，过去父亲开长途，母亲就在运城老家种苹果，孩子一开学，苹果就不种了，得接送孩子，孩子放假了，又回去操起农活。如此生活数十年，直到小儿子走向社会，她才彻底解放。
　　解放了并不代表可以停下来歇歇。在母亲心里，一直还挂念着儿子以后的问题，需要继续赚钱。母亲就在县城里找了几份工作，但老家根本无法为中老年人提供足够的就业岗位和薪资。王倩倩的妈妈卖过衣服、给别人打过小工，还在一个化工厂上过一阵子班，夏天厂里比外头还热，化学材料隐隐透着股刺鼻的味儿，三个月合同一到期，母亲吓得立刻就走。
　　王倩倩母亲在饭店工作。图受访者提供
　　唐悦母亲起初也在县城里的工厂找过一份出纳工作，早出晚归，一个月3000元。李淼公公没来上海前，在老家做过环卫工人，凌晨三四点就得起来，一个月只有4000元不到。其实父母过去付出了很高的劳动成本，回报却很低。陈怡庆幸自己带父母来上海，他们在山东老家种蒜种棉花，种出他们的学费已经艰难，一辈子也没存到钱。
　　如今在一线城市，他们的收入上涨不少甚至翻番。来北京几年，王倩倩母亲已经盘算着给儿子在县城买房了。
　　唐悦母亲失业后，不到一周，又找到一份工作，同样是住家保姆以及辅导小孩，一个月工资涨到了8000元。母亲欣喜若狂，没想到自己在北京是有价值的，但唐悦知道，真正让她开心的，是自己还能给小儿子多存些钱。
　　她的弟弟即将结婚，按照安徽老家的规矩，男方需要买房，或是出个买房的大头数，再加上十几万的彩礼，母亲过去那点工资根本不够看。如今房子倒是买了，家里存款也空了。尽管母亲对唐悦说，你弟弟房子买了，我现在工作是为了自己的养老钱，但唐悦偶然一次听到，母亲小声打电话向安徽的亲戚打听，装修一般得花多少？
　　陈怡也发现，最近休息的时候，妈妈总是给她带一家附近早餐店的卷饼，她觉得奇怪。母亲在火锅店的工作下班晚，多数时间住在宿舍里，两人平时也见不着。问她到底是怎么回事，又开始支支吾吾。
　　一个周末，陈怡起了个大早，顺着周边早餐店找过去，果然在一家店里看见了母亲，她正在包子蒸笼的氤氲里忙得不可开交。她一问差点崩溃，这么久以来，母亲晚上在火锅店忙到凌晨一两点，早上就背着陈怡，偷偷起来在早餐店打下手。这种两份工的日子，母亲已经持续了两个月。
　　这一切都是为了那个陈怡不想承认的事实：为了给弟弟多攒一些钱。
　　这是父母无法抛却的天职，人到中年，儿女长大，新的压力又扣上一环，他们又该为下一代的成家与血脉繁衍而操劳。父母的情绪甚至传导给了唐悦，她早已成家，又在互联网公司工作，经济条件还算宽裕，不忍看父母操心，弟弟买房前，她一咬牙，一口气转了十几万过去。而陈怡能做的，是帮母亲辞了早餐店的工作，以及自己下班后，去火锅店帮母亲收拾桌椅，再拖个地。
　　只有极少数父母，会因为追求自身的价值而来到大城市。
　　何夕婉准备给55岁的母亲在深圳找个工作，来之前，她劝过母亲好多回，别来了，在家养老多好。但母亲并不愿意。她大专毕业，选拔分配到了何夕婉父亲所在的炮弹厂，在这里成家生子。炮弹厂是个封闭的小社会，这里的员工几乎都是子承父业，家庭和工作以及社会关系紧紧缠绕在一起。只有何夕婉的母亲是个异类，她没有任何背景，也无法融入这里的内部规则与风气，更没办法和丈夫的发小朋友们待在一起他们没有任何的共同话题。
　　在何夕婉的记忆里，母亲不爱出门，下了班就回家，对她的态度也不同于其他家长，她鼓励何夕婉自由成长。直到5年前，母亲在炮弹厂提前退休，她自己又在家门口找了个高校后勤老师的工作，统管所有宿管人员。有一天，何夕婉和母亲走在校园里，那些大姐看到她，一个劲打招呼，老师你来啦，母亲就笑眯眯地点点头。
　　何夕婉当时才反应过来，母亲也需要自己的朋友和一个舒适的圈子。今年10月，母亲从高校后勤岗位上退休，她明明可以吃穿不愁，又总是闲不住，立刻打电话告诉何夕婉，我要去深圳找你啦，不待厂里了，快帮我问问有没有保洁和家政可以做。
　　但何夕婉妈妈的存在终究是少数。在某种程度上，多数中老年父母就像浮萍，漂浮在孩子的人生之上，水流一旦有波动，就任由自己随意转换方向。王倩倩的老姑和母亲曾在同一个饭店工作，老姑当了好几年洗碗工，补贴家用。老姑的儿子，今年给她生了个孙女，结果她只能回家，兜兜转转，一切又拉回了带孩子的原点上。
　　回家了，现在可后悔了，说家里根本找不到这么挣钱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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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离开的与留下的
　　王倩倩的父亲去年也来了北京。他55岁，过去是个卡车司机，常年往返于山西和福建，疫情导致客户和生意大减，父亲在老家的时间越来越长。母亲一通电话，把父亲叫来，王倩倩又开始前前后后给父亲张罗工作。
　　但北京就业市场里，中年男性显然没有女性占优势，工作多数为体力活，留给父亲的选择并不多。父亲最初在一家银行里干保安，负责看监控，朝九晚五，4000元一个月，因为请假回家和经理闹得不愉快，被辞退了。后来王倩倩给他找了高铁上水工的活儿，高铁一停，父亲需要在短短几分钟时间里，给高铁车厢加热水，时间一长，父亲总爱听别人的议论，听说高铁上水工，冬冷夏热，每天吃的也是青菜豆腐，就不肯再去。
　　男性大多能找的活都是保安、巡逻类体力活。图受访者提供
　　后来听说一家餐厅招传菜工，父亲又去干杂活，结果除了传菜，洗碗拖地、后厨点菜都得干，父亲不想跑动，没干几天又走了。
　　母亲总对父亲说一句话：怎么别人都干的下去，就你干不下去？
　　两人的关系也发生了微妙的转变。在过去，王倩倩父母的地位关系是典型的男主外、女主内，父亲开完长途车一回家，躺下什么都不用干，一切由母亲操心。在北京找工作不顺利后，父亲开始对工资特别敏感，他会私底下问王倩倩，这个工作，有你妈（工资）高不？
　　王倩倩倒是理解他，父亲跑车一辈子，早就过惯了没有拘束的生活。或许我爸只是没有找到适合自己的那个。她想到老家的叔叔，去了很多城市找活，工地、工厂，都不适应，只有一个护工的工作，他一直做了下去。他就喜欢那种坐在那儿，看个人，啥也不用干的。
　　现在父亲回了运城老家，他在北京根本待不住。走之前，他叹了口气，来一趟，啥都没干成就回去了。
　　在上海，李淼的公婆来后，家里多了许多矛盾。公婆看不惯李淼夫妻点外卖，唠叨挂在嘴边，夫妻俩只能躲着吃。公婆本来就睡得早，加上公公第二天一早要工作，8点就早早上床休息。但李淼和丈夫时常加班，孩子精力又旺盛，10点多还在家里跑来跑去，时不时敲开公婆的门。老人家也没办法，李淼能看出他们在极力忍着困意，下床陪着孩子玩。
　　来了城市，父母不再是自己，而是孩子的爷爷奶奶。婆婆腿脚不好，公公下班后，担负起了带孩子下楼玩的职责，他很少有朋友，眼睛也从不敢离开孩子。但他极少和李淼夫妇说起这些，直到今年夏天，上海天热，婆婆带孩子回老家住，公公下了班后，什么也干不了，坐在家里看着电视直发呆。
　　李淼试探地问了一句，不然爸爸您也回家住几天吧？公公眼睛瞬间就亮了，又马上低下头，这份工作没有节假日，他回家几天，就意味着扣几天的工资。李淼看着心疼，告诉他：不用在意这个钱，咱们回家。
　　候鸟迁徙，总有想家的那一天。回家几天，公公的状态明显好起来，回上海后，他满嘴还离不开老家的亲戚、朋友和收成，边说边比划，眉飞色舞。
　　来了上海，陈怡觉得，一家人见面时间好像也没有增多，尤其是父母之间，差了几十公里，坐趟公交，来回就得一天。她正在尽力让一家人拧在一起。她帮弟弟学编程，让这个二十岁不到的孩子顺利留在上海。陈怡买了辆车，开车带着母亲和弟弟去崇明岛，最近父亲告诉她，自己花150元买了辆黄色的自行车其实是一辆没锁的被盗共享单车，平时能在园区附近骑自行车多走多看。
　　在陈怡爸妈的那个年代，当工人、农民是一件顺理成章的事，他们是时代的产物，与土地打交道，多数人并没有接受教育的机会。等到时代迁移的机会到来，他们已经陷在土地里，再也赶不上，逐渐脱轨。而子女们却越飞越远，两代人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少了很多共同话题，现在一家人还能经常待在一起，就是一种难得的幸福。
　　陈怡还记得第一次开车送父亲去崇明岛上班的那天，当时主管看到这对父女，对陈怡父亲打趣，哎呀这么大人了，还让女儿送。沉默寡言的父亲第一次红了脸，扭过头去。那一瞬间，陈怡突然觉得，我要成为家里的那棵大树了。
　　让王倩倩有些安慰的是，母亲倒还算适应北京，她今年得了个优秀员工，饭店给她发了一笔奖金。自己也和饭店的客人越来越熟，有一回，她兴奋地和倩倩说，今天有人叫她的名字了。
　　那是在北京，第一次除了家人，有人叫她的名字。不是服务员。不是阿姨。更不是喂。
　　而是，郝大姐，你好啊！
　　王倩倩母亲工作的包厢。图受访者提供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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