耿氏三兄弟与李贽

　　耿氏三兄弟与李贽
　　文/刘 宏
　　明万历九年（1581）正月元宵刚过，黄安城南门外，站着三个相貌相似着一身青素儒服的人，他们不停地揉搓着快冻僵的双手，频频翘首遥望着远方。
　　人们认得他们是麻城城旺族耿家三兄弟。站在最前面的是大公子耿定向（1524－1597）字在伦，别号楚侗，人称天台先生。嘉靖三十五年（1556）中的进士，官当的大，官运最好。此时，耿定向正任都察院右佥都御史兼福建巡抚，因其老父刚刚过世，正遵制回家丁忧。站在耿定向身边的是他仲弟定理（1534—1584）字子庸，号楚倥，人称八先生。平生不好做官，但学问很高，特立独行，好交朋友。三弟定力（1541-？）字子健，号叔台。隆庆五年（1571）进士，历官工部主事、成都知府、右佥都御史、南京兵部侍郎。此时此刻，定理的脚都踮得老高，脖子也伸得特长，从神情就可以看出，其盼望之情比他的兄弟更为迫切。
　　这高大厚实的黄安城墙，俨然是耿家立下的一座丰碑。因为黄安县就是耿定向在嘉靖四十一年向皇帝打报告置建的。
　　相传他撰奏章时还与耿老爷子有过一场争论。他老爷子说：＂麻城自隋开皇十八年建县，我们这块地就属于麻城。元末时，我们耿家一世祖耿国宝携次子耿必安参加朱元璋义军，以功劳授封济阳卫（今河南兰考、民权一带）千户，后来长子耿必顺奉母省亲落居于湖广麻城太平乡横山凹，现已历四世，人丁兴旺，官运亨通，蛮好的呢！你如今要把祖先安睡之地改作他乡，只怕祖先们仙游回来还找不着门楼呢！＂耿定向说：＂我们这地方接壤黄冈、黄陂，近信阳、光山、罗山等州县，路通牛头山、牢山等寨；地僻民顽，官难遥制，盗贼出没，数被劫杀，家国难以久安。一旦有变，安有完卵？＂老爷子说：＂穷乡僻壤有什么不好，天高皇帝远，自在！＂耿定向知道老人执拗，只看眼前，未能远谋，耿家虽有高墙深院，哪有筑建城防牢固？再说哪朝哪代没有封地？有封则安啦！其实，早在嘉靖三十三年（1554），时为举人的耿定向亦上书湖广巡抚右副都御史冯岳，极言建县之利，获认同。但由于地方官员不断变动，建县的主张被搁置下来。直到十三年后，即嘉靖三十九年（1560），时任行人司行人的耿定向又对新任湖广巡抚刘崙提起此事，获刘崙赞同，次年春将此事交麻城县令苏松办理。不久，刘崙离任，建县事又被搁置。当年秋，耿定向巡按西夏，在宜城道上遇继任湖广巡抚张雨，再提旧事。这时，监生王国任等五十二名乡人也联名上书，张雨于是令下属集议建县事宜，时黄州知府应明德、同知袁福征、巡按御史唐继禄、布政使徐南奎等人一致同意，建县议遂定。然而，由于部分官员顾忌区划变动后牵涉到税赋的变动和户口的重新核定，影响社会稳定，而当地百姓也怕建县后修城筑池，工役摊派难以承受，纷纷表示反对，＂钉子户＂多得数不过来，加之皇上耳边无人说话，故报告打上去一直毫无动静。嘉靖四十一年（1562）十一月，任户部尚书的耿定向见时运到了，于是上《两台疏》，陈述其乡建县之利，得礼部尚书徐阶赞同。翌年三月十三日，明廷果然准其奏，划麻城县太平、仙居两乡二十里甲、黄陂县滠源乡八里甲、黄冈县上中和乡十二里甲建县，定名新安。县治所设于姜家畈。建县时，全县有五千八百四十一户七万九千零六十八人。旋改名黄安县。据《黄安县志》载，因春秋时地属古黄国，为求＂地方宁谧，生民安妥＂，所以叫＂黄安＂。隆庆三年（1569），购姜家畈田地一百二十五亩，耿定向弟耿定理主持在姜家畈建县城。并由黄州郡贰守（＂贰＂指副职）袁福徵督办修建。时城周长五百九十九丈，城墙高一丈八尺，厚五尺，建四城门：东门名＂三山＂，南门名＂载阳＂，西门名＂回澜＂，北门名＂天台＂。至此，耿方心安。
　　（李贽画像）
　　至于耿定向的学养与为政，《黄安县志》称其：＂为政方严有体，新造之初，庶事草创，劈荆剪莽以新县治，成法可守，士民德之。＂如他任职南都(明时称南京为南都)时，有个书生被一凶僧侮辱而来告状。耿楚侗交代有司处理，这名僧侣却逃走了。耿心想，只要驱逐他，使他不再隶属该寺的僧侣就可以了。但人心不安，民众认为一定要把他逮捕且上枷锁。耿开导他们说：＂良知是何等的广大，何必受一个烂和尚的拘束呢?＂书生退下后告诉别人说：＂惩治凶恶的僧侣难道不是良知吗?＂有人将此话告诉耿，耿说：＂这句话很对。但我所以如此谨慎，是因为我心中有三层顾虑:一是立志向学的人，就应受人冒犯不予计较，遭受横逆不畏艰难，不然就落入一般人的窠臼。这是名谊心;其次认为法官用刑，各有条律格式，像这类犯人于法不应上枷锁。这是格式心;又听说这名僧侣极为凶恶，担心有意外发生，所以更不肯过分追究此事。这是利害心。我的良知就是如此顾虑的。＂后来姜宗伯为了保护自己私交亲密的人，判案不太公平，引起世人极大的批评。又承恩寺有个僧侣，被礼部施枷锁以致于死，结果构成大讼案。耿听到这些事，对李士龙说：＂我以前良心上的三件顾虑不是更妙吗?因为考虑周到，乃能大事化小。＂可见耿处事谨慎，他以为凡是处置小人，不可以太过分。天地之间有阳必有阴，有君子必有小人，这是自然的道理。容得了小人，才能成为君子。如果再往深里探究，就会发现，耿氏三兄弟和当时社会的主流知识分子一样都崇信王学（阳明学说），同属泰州学派，提倡＂心即理＂、＂知行合一＂、＂致良知＂等学说，这也是三兄弟结好李贽的重要基础。
　　昨天，耿家三兄弟已接到驿站快马来报：他们共同期盼的远方客人已乘轻舟快帆到达黄州府地面的团风，登岸后即北行，日夜兼程即可进入黄安县域。
　　这贵客不是别人，正是日后在这＂僻陋＂之地的＂黄麻＂掀起轩然大波的李贽。
　　李贽（1527---1602，福建泉州人。字宏甫，号卓吾，又号温陵居士），与耿定向最初在南京相识。其时耿定理也在南京，他们之间一见如故，尤其是与耿定理交往甚深、堪称莫逆。万历五年（1577）南京刑部员外郎的李贽赴云南姚安任知府前，在途经湖广时到耿家看望过耿定向和定理，并游览耿家开办的＂天台书院＂。耿定向是以好礼而闻名的人，对李贽的礼遇周全自不待言。率真的李贽十分激动，将妻子、女儿留居在此，并相约待三年任满后辞官来书院讲学研修。耿氏兄弟和当时社会的主流知识分子一样崇信王学（阳明学说），同属泰州学派。这是耿李结好的重要基础。在云南期间，他们信件往来不断，相互探讨、推敲阳明心学、禅学。而耿定理尤信禅学，主张个人心性的自由解放，对李贽的＂童心说＂更是如醉如痴。而耿天台似有些不以为然，但尚能各自隐忍包容，维持着＂兄弟怡怡＂的关系。辞去云南的官职后的李贽，便漫卷诗书，脚下生风地往黄安投奔耿氏三兄弟来了。
　　在寒风中等了很久的耿家三兄弟，终于盼来了风尘仆仆的李贽。耿定理禁不住上前拥抱、落泪；耿定向也笑着认真地端详着这位抛弃四品官服的异人。主人将客人请至大堂，吊祭如仪。礼毕，耿定向即命人在耿家别业＂天窝＂专门为李贽夫妇筑室安居。虽是山乡茅屋，却甚为规整宜人，李贽感到十分满意。
　　你可不要小觑了这山居野处、竹林茅舍的＂天窝书院＂，它可是远近闻名的待贤之馆哩。书院是耿家兄弟齐心协力创办的，但讲学的＂圣贤＂却都是耿定理请来的。耿定理人称八先生，一生没有做官，但学问很高，一直与他哥哥耿定向一起专心讲学。毕生都在寻找＂胜我之友＂。
　　（耿定向画像）
　　俗话说＂莫问人的脾气，但看人的朋友＂。单从耿定理请来的这些＂朋友＂就可以看出耿定理的思想倾向与他哥哥有很大的不同。耿定向始终恪守传统儒家的根本，标榜以天下苍生为己任。但他也受当时社会风气影响，在宋学（程朱学说）、王学、禅学之间来回摇摆，试图融合三学，以王学、禅学为自己的政治目的服务。耿定理则不然，他潜心王学、旁及禅学，以邓豁渠、何心隐和李贽为师。这三位可是深深影响着耿定理的人。先说这邓豁渠，他本是四川内江的秀才，后来弃家出游，又落发为僧，遍访大江南北知名学者。曾在青城山参禅十年，入鸡足山悟道，到天池访月泉老衲，又到庐山谒性空和尚。他说，入黄安居天窝茅屋，始悟大道＂不属有无，不属真妄，不属生灭，不属言语，常住真心，与后天事不相联属。＂对邓豁渠的＂专主见性，不拘戒律＂的学术观点耿定向却很不以为然。再说名士何心隐，他本名梁汝元，江西吉安府永丰县人。幼时颖异超群，潜心经史；省试时被拔为第一，人以为奇才。何心隐有恃才自傲的毛病。他内心不服张居正的名声，因而轻率的问道：＂公居太学，知太学道乎？＂张居正岂是谁都能随便挑衅的？他虽然不知道什么＂太学道＂，但他以自己的气势压制住何心隐目摄之曰：＂尔意时时欲飞，却飞不起也。＂一下子击中了何心隐的心病。张居正走后＂心隐舍然若丧＂。何心隐在北京期间与社会各界交往密切，尤以方技杂流之类为甚。当时正值严嵩专权、忠鲠之辈纷纷遭害。嘉靖皇帝崇信道术，以＂青词＂与上帝沟通。严嵩就是以擅长写＂青词＂而受宠的。这时有个道士叫蓝道行，颇得嘉靖皇帝的信赖。何心隐与蓝道行秘密交往。在事先探知严嵩将会有事上奏的情况下，提前＂乩神降语：今日将有一奸臣言事。＂由此破除了嘉靖皇帝对严嵩的宠信，终于扳倒了严嵩。但蓝道行不久事败，下狱致死。何心隐也逃出京师，为躲避严嵩余党的仇杀，改＂粱汝元＂为＂何心隐＂。隐名讲学于长江南北，而以湖广孝感、黄安为久。耿定向却无法容忍他的放荡不羁的狂狷和思想开放的主张，对仲弟的交结和放肆不检行为不满，只是照顾情面才听之任之。至于多年来耿定理与李贽互为师友，日不能离，而耿定向则常常侧目。眼下还住在这里的还有三位知名人士：一位是本县最有名望的财主兼道德家吴少虞；一位是麻城有名的财主、学问家周思久（字子徽，号柳塘）；另一位则是苏州太仓人与定向同年、老疾致仕的管志道（字登之，号东溟）。这三位都是耿家大先生定向的追随者，当然也是贵客。
　　初来乍到的李贽，没去过问这三位＂窝友＂的财势学问如何，自己也眼不观书，耳不闻道，绝世嚣，怡野逸。定理也陪他在天台山策杖信步，听松风泉韵，或吟诗写字，日子平平安安。其实，只有耿定理知道李贽表面平静的深处隐藏着的波澜。李贽自诩交友最广，有酒肉之交、市井之交、遨游之交、坐谈之交、文墨之交、骨肉之交、心胆之交、生死之交等＂十交＂，只要有一善可采，于己有益，无不与交。这不仅是一种世故，更是一种胸怀，一种哲学。他和耿定理的关系就是建立在这样一种胸怀和哲学基础之上的。他俩的心灵共振点是：真诚。
　　像李贽一样，耿定理也是一个天赋聪颖的人，不愿自欺欺人而喜欢穷根究底，于道于理必觉洞明而后才心安。这样的性格自然于他读四书五经，依朱子传注代圣贤立言做八股文那一套很不利。其父亲严厉地督责功课，他常常逃到荒山空谷处，独自冥思苦想，而终难契合朱子之义。忧愤塞胸，而又不想放弃自己的思考权利，只有绝了科举仕进之意。父亲见孺子不可教，无可奈何，心灰意冷，也就不再逼他读书了。好在他家另有两个读书的儿子可慰父心。耿定理自遇见李贽，就像黑夜中看到了日出。他俩由真诚导致的不盲从圣经贤传，不屈从官方和思想和勤学善疑，使两颗心相拥在一起，燃烧在一起。
　　他俩的学术蹊径也确实相近相通。定理始从黄陂方士方湛一学道术，久而窥破其诈；便四方求友访道，李逢阳、焦竑是李贽与定理共同的讲学友；最后师事邓豁渠和何心隐，得阳明心学泰州学派之旨趣，充然自足。厌弃支离烦琐的逐件格物致知而克己复礼的修身工夫；收视返听，直求本心，笃信只要凭纯真明净的初衷处世即是至善矣。李贽所服膺的王龙溪、罗近溪二先生之学，也是求本心，只重真性情流露的。所不同的是，定理的明心见性来得更为彻底，彻底到＂专主禅机＂，达于＂无声无臭＂遗世之境，而李贽始终儒者用世之心不尽。
　　两人既有相异处，初也曾互相规劝。李贽＂惜（定理）歇手太早＂，希望他继续求道讲学，说＂若大休歇人到处自在，只好随时着衣吃饭度日，则孔圣何以汲汲，孟氏何以遑遑，达摩不必东渡，青牛不之流沙，从前祖师捧喝交驰，建立道场，作人天眼，尽为未来由底汉矣……＂定理则开诚布公地指出李贽不自求安静而欲作传教祖师，是＂未免俗＂。当然最终是谁也改变不了谁。这也无伤他们的友谊。本来，人不能不自以为是，又不能全自以为是，是他俩的共识。在李贽，固然有＂豪士无多而好学者亦鲜＂的遗憾，但二人互相参诣，各得其得，并不强加于人，所以虽＂不见是（赞同）而无闷，不见知而不悔＂。就这样，他们相处得像一对庆罢＂银婚＂的夫妇，虽无年轻男女如胶似漆的热情，却彼此深深了解，和谐相敬。至于与家长耿定向的关系，也很融洽。耿定向虽讲道论性起家，却是个非常务实的精明人。待人接物不失分寸。李贽虽没有像很多人那样拜在他的门下，耿定向也无意去收服他，决不像呵斥定理＂不向事亲从兄（的）实地理会（学问）＂那样地教训李贽——自己的亲弟弟尚不能说服，何况他人呢？定向只把他当客人待。
　　李贽的隐居生活也就这样平淡恬静地过着。天天读书讲学，认真当耿门子侄的塾师。李贽颇为看重耿家的子侄，他说，＂唯公家二三子侄，可以语上。可以言而不与之言，失人。此则不肖之罪也。＂＂夫以人才难得如此，苟幸一得焉，而又失之，岂不憾哉？＂后来，李贽在离开耿家去麻城之前，还深深以为耿家子侄不得良师而深深遗憾。
　　（湖北麻城芝佛寺旧址（现已新建寺庙），李贽在此处居住十余年，讲学著述，完成《初潭集》《焚书》等著作）
　　一转眼一年过去了。李贽被官场弄得疲惫不堪的心稍稍得到了恢复。天天接待着前来耿家吊唁并向他求教的人士。他从来者口中得知一个惊天的消息——首辅张居正于万历十年六月廿日病故。人们都知道耿定向与张居正关系不同一般，不说定向，就连其弟定力历官工部主事、成都知府、右佥都御史、南京兵部侍郎等都有张相的栽培与提拔。可是，耿定向却无事一般，静观其变。见皇上要清算张相，他马上与人斥张相为千古权奸，瞬间成了对奸相早有识察的正人君子。李贽虽对张居正的政治措施有些不满，但仍佩服他＂胆如天大＂，勇于任事，有运转乾坤的英雄气慨，认定他是＂宰相之杰＂。李贽虽鄙视耿定向前恭后倨、鼠首两端的为人，但仍未动声色。
　　万历十一年冬，＂天窝＂又来了几位客人：程学博、胡时中、周复、杨坦。四位皆以何心隐为师。他们来此，一为告诉耿定向改葬何心隐先生的遗骸于孝感（何临死前有遗言死后要与程学博哥哥学颜合葬。程氏兄弟为孝感人）；二为收集何心隐先生遗稿；因为何心隐曾是耿定向的好友，又在＂天窝＂讲过学。
　　在与四位客人的交谈中，李贽知道了何心隐的生平事迹。万历七年三月初二，何心隐以鼓吹异端邪说之罪被捕于祁门县。押解三千余里，历时两个多月，吃尽种种苦头。九月死于湖广巡抚王之垣乱棒之下。何心隐为当世名流，学承泰州学派，豪侠仗义，思想激进。就是这样一位豪士竟被王之垣杖死，弃尸街头。
　　李贽认真研究了四客人带来的何心隐文稿，深深被何心隐的学术思想打动了。其实，对何心隐李贽有过一面之缘。那还是他在任南京刑部员外郎期间，在与泰州学派的思想和人事圈子的交往过程中，经过何心隐的介绍，他才结识了耿定向和耿定理兄弟的。
　　李贽景仰何心隐的英勇豪迈不仅表现在他视死如归的气概，面对强权不低头无媚色，他说，人伦有五，公舍其四，独置身于师友，直欲与一世贤圣共生于天地之间；虽明哲却不以保身为重，危言危行，不求名而又不避名，不求死而又不畏死，敢说敢做，＂任之而已＂；独往独来，自我无前者，孔子虽圣，以为效之则颦，学之则步，决不甘作媚世阿俗之贱态。李贽颂扬何心隐是一条不悔的亢龙，明知＂亢龙有悔＂，却终日现而不知＂潜＂，故独当此一爻，为＂上九＂之大人。​
　　在李贽看来，何心隐的死耿定向是要负责的。其根据就是其弟耿定力的证言，耿定力说，何心隐之死不关张居正亲信、工部尚书李幼滋之事。说这话时，耿定力那年还京在李府，恰巧何被害的消息传来，李幼滋蹙额发议论，有恨王之垣借此中伤程氏并中伤耿氏之意。耿定力说：＂应城不知心隐而深知吾两家，故相关如是。＂不久，耿定力又遇到王之垣，王之垣洋洋自得地对他说：＂昨闻儿曹赴省试，贵郡人士，群然詈（骂）我，谓我杀心隐，我尚未闻之（张）相君。公之心隐否？＂耿定力回答道：＂此贱兄弟三十年故交也。往（日何心隐）谒君相，贱兄弟左右之，相君知之更悉，公不知耶？＂王之垣听他这一说，转喜为惧，神色沮丧。在这里，耿定理是以目击者的身份讲话的，但他的话恰好从反面证明，以耿定向与李幼滋及张居正的关系，以王之垣的巴结奉迎心态，只要耿定向出面下力营救，何心隐就可免死于非命。
　　李贽是个重情义，疾恶如仇的人，更恨那些为谋私利而不肯向朋友伸出援手的人。他自然会想，你耿某平时高谈仁义道德，生怕触犯张居正所厌恶的讲学禁忌，坐视相交数十年、号称知己的朋友陷于死而不敢尝试援手一救！这时，他把耿定向对他的劝诫和耿定向在别的场合对自己的评价、议论、批评联系起来，认为耿定向是虚伪的假道学，对耿定向开始不满乃至愤怒。
　　从此，李贽不愿接触耿定向及其追随他的那一帮趋炎附势的徒子徒孙，便每日把门反锁起来，关在屋里读书。或指桑骂槐式地泄愤。一天，一位张姓朋友在耿定向家里叙话，被李贽撞见。李贽指着张的鼻子大声责骂道：＂你是假人！＂张不便发作，谦虚地请教道：＂那么如今该如何？＂李贽毫不客气地说：＂而今应反求真心！＂翌日，不知他听到了什么，又来教训张公道：＂你这样的人无着落！＂弄得张先生的脸皮没处搁，宾主尴尬极了。
　　耿定向心知肚明，李贽这么张狂，是在发泄对他的愤怒，甚至鄙视他。亏得耿定向修身功夫深厚，不愧为大宗师，才没有撕破脸面与李贽发生冲突。
　　耿定理又如何呢？他知道李贽来他家一方面是继续与定向、定理（尤其是定理）、定力探讨学术，一方面教授耿家子侄。他虽来＂天窝＂，却从未把自己当作耿氏门客。他随时准备合则留，不合则去；昔日官场上尚不肯低眉顺眼，现在岂肯反而与人俯仰？令耿定向没想到的是，定理不仅没站在兄长一边规劝李贽收敛，反而说李贽是分青眼白眼待人，是真性情。这大大地刺痛了耿定向，在他看来，老二是彻底被这姓李的带坏了。好在耿公克己的功夫过人，又因李贽锁门读书日多，姑且再忍下去。
　　万历十二年三月，耿定向被以守制前的职衔起复，官都察院左佥都御史，不久上任去了。可令人想不到的是，就在耿定向抵任到职的七月二十三日，李贽的知友耿定理溘然长逝，终年才五十一岁。
　　耿定理的不幸辞世，使李贽十分难过。他离乡背井千里迢迢是奔这个人来的，以九州十方人物之众，他睁大眼睛寻找了三十多年，认定的是这个人可以生死与共。可是，如今这个人却匆匆地去了！李贽蘸着热泪磨墨，写下《哭耿子庸》四首，追悼知己，表达失友的悲伤：
　　＂我是君之友，君是我之师。
　　我年长于君，视君是先知。
　　君言‘吾少也’，如梦亦如痴
　　……
　　从此一声雷，平地任所施。
　　开口向人难，谁是心相知？＂
　　＂时来一鼓琴，与君共晨夕。
　　已矣莫我知，虽生亦何益！＂
　　弟弟的亡故，当然也使耿定向悲痛。尽管八月他荣升都察院左都御史（须知，以张居正的前亲信身份，正在张居正家被抄、家属被拷问自杀，张居正的另一亲信、现职刑部尚书潘季驯为张门上疏为张门求恩被削职为民之时，耿定向却得到提拔是何等不易），得到弟弟的讣闻，他立即给家里写信，慰问亲友，安排后事。
　　其中有一封信是写给李贽的。耿定向是一个毫无疵漏的人。李贽只得强抑悲伤，不失礼貌地给耿定向回了一封信：＂仆尚友四方，欲生死于友朋之手而不可得，故一见子庸，遂自谓可以死矣，谁知子庸竟先我而死……公素笃于天伦，五内之割，不言可知……屡欲附一书奉慰，但神思恍忽，自心尚不能平静，岂敢以世俗浮词套语奉劝于公……＂
　　李贽情绪低落，如在梦寐中，幸有周柳塘、周友山等朋友、耿氏子侄辈都关心着李贽，劝他节哀顺变。
　　可就在这时，历来善解人意、情到礼周的耿定向给李贽寄来一封长信。耿定向明知李贽对他的话充耳不闻，为什么还要如此费心？他们已无直接利害关系；耿定向虽以大教主自任，好为人师，但他已领教过李贽的冥顽不灵，知道这个人不好降伏。也可以设想，他看在亡弟的情分上，对他苦口婆心地忠告，劝阻他在自不量力地与社会传统作对的危险道路上越走越远；也不排除他真有那么一种维系地方风化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李贽却对他喋喋不休的训导烦透了，把相处三年多蓄积于胸、久已欲言的不同见解和盘托出，排炮似地写了《答耿司寇》这封堪称中国最牛的书信。没想到这一答辨，竟揭开了十年论战的序幕：＂昨承言教，深中狂愚之病。夫率性之真，推而广之，与天下为公，乃谓之道……若必待取足于孔子，则千古以前无孔子，终不得为人乎……试观公之行事，殊无甚异于人者。人尽如此，我亦如此，公亦如此。自朝至暮，自有知识以至今日，均之耕田而求食、买地而求种、架屋而求安、读书而求科第、居官而求显、博求风水以求福荫于子孙。种种日用，皆为自己身家计虑。无一釐为人谋者。及乎开口谈学，便说尔为自己，我为他人；尔为自私、我为利他；我怜东家之饥也，又恩西家之寒难可忍矣。某等肯上门教人矣，是孔孟之志矣。某等不肯会人，是自私自利之徒也。某行虽不谨，而肯与人为善；某行虽端谨，而好以佛法害人。而此以观，所讲者未必公之所行，所行者又未必公之所不讲。其与言顾行，行顾言何异乎？＂又说＂公之用心，亦太琐细矣！既已长篇大篇书行于世间，今又令别人勿传，是何背戾也？反复详玩，公之用心，亦太不直矣。＂他毫不客气地揭露耿定向的贪婪庸俗＂分明贪高位厚禄之足以尊显也，三品二品之足以褒宠府祖二亲也。此公之真不容已处也。是正念也。＂真的是直击心灵，针针见血。让耿定向的灵魂隐私直接暴露在阳光之下。这就是李卓吾的作风，不顾及别人的感受、不理会社会的规范，任凭自己的心意驰骋、一泻千里。它像一把匕首无情地剖开了耿定向的外表，使他的心灵的阴暗处暴露无遗。字字透着愤懑之气，字字如刀。当然他不是简单地针对耿定向个人，其隆隆的枪炮是集中轰向千年来的程朱理学以及营营苟苟的封建卫道士、伪君子的檄文。然而，他与天台之间矛盾日深，其苦闷亦日深。
　　（红安天台山）
　　不久，好友周柳塘、无念和尚邀他去游天台山。天台是大别山脉中的一峰，处楚豫边界，在黄安县城西北约百里。那夜，皓月挂穹，彩云驰空。李贽披襟山头，纵目楚豫，朦朦胧胧中不知何处是归宿，感到凉飕飕的孤独丝丝入骨。他吟诵道：
　　＂缥缈高台起暮秋，壮心无奈忽同游。
　　水从霄汉分荆楚，山尽中原见豫州。
　　明月三更谁共醉，朔风初动不堪留。
　　朝来云雨千峰闭，恍惚仙人在上头。＂
　　诗中不但表现了对故友的怀念，也真实留露出他决意离开黄安的意图。十月，李贽去了麻城一趟。仓促之下，因找不到合适的可以安家的处所，没几日就折回了黄安。山中寂寞无侣，李贽便锁门披阅起史册。
　　然树欲静而风不止。在黄安的耿定向的两个代言人时不时地拿邓豁渠说事，抨击他破人伦的种种＂残忍秽丑＂，以至带坏了耿定理。李贽慢慢感到耿定向让徒子徒孙攻击一个死和尚的真正目的是担心儿子、侄儿受李贽的影响，而不重功名、不重传宗接代的大事——偏巧，耿定向的儿子耿克明没儿子不着急、没中举也不着急。在李贽看来，耿某似乎在下逐客令了。对耿定向旁敲侧击、托朋嘱友、转弯抹角，煞费苦心，自以为是忠厚，是念手足之情分；可在李贽看来，则是彻头彻尾的假道学伪善做作，是诿过于人。李贽抑制不住厌恶与轻蔑，针对耿定向所作的《纪梦》，马上写了《答耿中丞论谈》，对其中的所谓＂良知之宗祖＂等人伦之学给以批驳。李贽论学向来无所顾忌，咄咄逼人，对耿更鄙夷，所以一起笔便是：＂世人白寐语，公独于（梦）寐中作白昼语，可谓常惺惺矣。＂真不知耿定向接到信时是如何恼羞成怒。
　　李贽离开＂天窝＂的意愿更加强烈了。万历十五年三月，他又到了麻城一趟，并定下城中维摩庵为东迁的歇息之所。可是折回＂天窝＂与家人相商，黄氏执意不从夫命，女儿女婿也劝爹爹体贴老母一生奔波之劳苦，同归故乡定居终老。而回家蛰居等死是李贽万难接受的。于是，决定让女儿女婿送黄宜人回泉州，自己只身走麻城。返回＂天窝＂取了书册文稿和简单行李时，面对耿氏子侄的挽留，和生活五年的竹篱茅舍，心里不免有些凄凉，然而去意似铁，拿起笔写了＂与耿司寇告别＂的信。虽不是绝交书，但耿定向在学界官场以好客喜士闻名，像李贽这样重量极的人物挥手而别，他一定也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万历十六年二月，耿定向归黄安，为耿定理正式举行葬礼。寓居麻城的李贽是希望耿定向邀请他参加的。按常理，耿定向应体念亡弟友人之情，邀请亡弟好友参加葬礼的，更何况两县近在咫尺。但是耿定向没有理睬李贽。李贽本来想借此与耿公开诚布公地促膝晤谈，或许可以取得耿的理解，可是他失望了，他心里顿时明白这是为什么，也更深层地了解耿之为人。李贽此时当然不会主动登门拜访，他看不惯耿身边前呼后拥，填门塞路，趋拜奉承的景象。
　　其结果就不难想像了。这是他们的矛盾由书函之争到公开破裂的标志。
　　为避城中纷扰，万历十六年夏季，李贽剃发为僧，隐居离城十五里的龙湖芝佛寺，潜心讲学著述。
　　再说耿定向万历十九年正月告病归黄安。他在县城住了一段时间，于三月初回到乡里。六月里，其门徒将李贽初刻的《藏书》、《焚书》和《说书》印本接二连三地传到他手上。耿定向打开细细阅读，才知道这《藏书》是李贽评说上下数千年是非，是以史为鉴探求治国平天下的大道，虽有＂巅倒千年之是非＂的狂语，却尚有不少真知灼见；《焚书·一卷》则是历年与朋友往来的信函并答问的议论诸文。更可气的是李竟把同他往来的书信也一字不漏地刊刻其中。细读全书，他发现最主要部分都是针对他的，连给邓石阳、周柳塘兄弟的信也是冲着他来的，《何心隐论》更是揭了他的老底，真叫他痛心疾首。且门生们告诉他这些书册已在麻城黄安一带不胫而走，争相览阅传抄，像春雷震撼着大地。耿定向打气不从一处来，将书册狠狠地摔在地下，喊道：＂又一个何心隐。闻谤，闻谤！这卓吾老是要把人统统变成无君无父不孝不贞的禽兽！＂
　　耿定向到底是官场中人，经过一番震荡，又平静了下来，连忙翻箱倒柜，寻找现成的信稿——以前与李贽辩论的文章，加上一篇按语，全部印发给门徒，动员全体门徒对李贽鸣鼓而攻之。其＂按语＂不叫＂反击动员令＂而叫《求儆书》，使其既谦虚又不失火药味。虽说得委婉客气，主旨却是清楚的，即：《焚书》是＂诟＂，是＂诬诋＂，我耿某人为此感到耻辱！
　　耿定向弟子众多，湖广大地响应者的队伍日益壮大，有才出才有力出力也无须吩咐。然而，《求儆书》付梓尚需数月，所以精心炮制的《焚书辨》拖至第二年才问世，舆论气氛也锐减，所以其火力不能让耿满意。
　　（麻城李贽所居地）
　　耿定向不能安坐＂求儆＂，暂且把从南京官场与言官们争斗带回来的烦恼搁在一边，打起精神，自撰文章，与李贽拼死一战。他针对《焚书》写了三封信：《与邓令君》、《答友人问》和《与萧给舍》。从这三封信中可以看出耿定向与李贽间的思想交锋涉及三点：第一，耿、李对孔、孟和孔孟之道的态度。这个态度是中国封建社会政治学术的首要的最基本的问题，它反映的是中国传统学术的特殊语境或者说特殊的话语体系。第二，李、耿对若干封建道德的态度。德目和德行是伦理型的中国社会很重要的问题，尊经卫道与离经叛道的斗争是中国传统社会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第三，李、耿对人性的看法。人性善恶之辨，是传统学术的重要论域。他俩共同的好友周柳塘向来谦和，处事中正。他总结说，＂天台重名教，卓吾识天机。＂他的确切中了要害。在激烈的论争中，耿定向实际已不能区分学术和＂主流意识形态＂，或者可能他认为它们本来就是一回事。在耿看来，这已经不是单纯的学术问题，而是涉及到像今天我们所说的＂主流政治意识形态＂的大是大非原则性问题了，不予以坚决反击就无可交代！这是由耿所处的社会地位和扮演的社会角色、身份决定的。而李贽则更多的是学术的。从这种意义上说，由耿所导致的武昌黄鹤楼若干暴徒对李贽的围攻，以及他诏狱之死，实在是一幕必然的社会悲剧。
　　然而，李贽是真斗士，他荷戟独战，却毫无惧色。他说，＂盖自量心上无邪，身上无非，形上无垢，影上无尘，古称‘无愧’‘不怍’，我实当之；是以堂堂之阵，正正之旗，日与之交战而不败者，正兵在我故也！正兵法度森严无隙可乘，谁敢邀堂堂而击正正，以取灭亡之祸欤！＂这是何等气概，对论敌又是何等的蔑视！
　　万历二十二年十二月，经过好友周友三的调解，或许又由于耿定向之子克念侄汝念他们最后促成，李贽与耿定向终于在黄安相会，重修于好。自万历十九年耿李冲突尖锐化，在各种因素作用下，矛盾趋于缓和后，两三年来没有再起风波。公开论战是李贽挑起的，他是主动者。他既然没再＂生事＂，有意和解私人关系，又答应主动登耿氏之门，耿定向是不便拒绝的。固然是双方都年老多病，自度来日无多，都不想在最后的日子里生出烦恼；但更重的是，耿定理的亡灵在劝合他们：在李贽，虽是无心为仇，只以抒已为快，毕竟伤害了耿定向的名声（耿定向是视名声为生命的人），伤害了知己朋友的亲哥哥。这肯定是耿定理不乐意发生的事情。对亡友的歉疚感使他不能不主动寻求和解。所以，他一到耿氏门言和，次日便同定理长子汝念去拜定理之墓，焚告与其兄重新聚首的好消息。在耿定向，之所以克制着，终于没有默许门徒置李贽于死地（凭他为刑部高官是很容易办到的），也是碍着耿定理的兄弟情面。在《求儆书》后语里他说：＂顾其中情难言矣。念客之间关万里来也，原为余仲。仲逝矣，无能长其善而救其缺……＂若李贽有个好歹，兄弟挚友有个好歹，若是出于兄长之手，不论怎么说，也愧对九泉之下弟弟的亡灵，也于自己尽兄弟人伦的名誉有玷。
　　于是，李贽＂不避老，不畏寒，直走黄安会天台于山中。天台闻予（李贽）至，亦遂喜之若狂。＂两人握手言欢。这一年，卓吾六十八岁，天台七十一岁。两个经过风风雨雨的老人都作了自我批评。在学术观点上又各让半步，一个舍去＂未发之中＂，一个收回＂人伦之至＂，于是，＂浑然一体＂，＂语甚欢契＂——归于学术论争，是他俩最体面解决分歧的切入点。其实，他们解除心结获得的人生幸福也是暂时和表面的，两个固执的老人谁也改变不了谁，或许连改变都来不及了。再过两年，天台就将散手人寰；再过七年，卓吾也将自刎于北京狱中。
　　黄安城门外，凛烈的朔风中，李贽和耿定向两位性同冰火诤友的手紧紧握在了一起，依依惜别，又都不约而同地回望了一下城门上耿定理书写的＂回澜＂二字，相视而笑，相约明年冬再来黄安一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