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稿：Jay 校对：LIT.CAVE编辑部 配图：Online 引言 自《活着》之后，余华没放弃到达「文城」，然而直至跟批评界决裂，他依然只留在他的溪镇。不过，我佩服他，正如他所说——万一以后反腐反到文学奖，起码他是干净的。 01 余华的青春，是由成千上万张开的嘴巴构成的。 19岁那年，他在一个小县城里当牙科医生，每天八小时埋头在别人的烂牙里。人的口腔是世界上最没有风景的地方，这是余华当时最大的感慨，而这地方将是他一辈子的落脚处。 这份工作，是父母给余华安排的。去年参加高考的时候，他还没有意识到，自己今天会落到这么糟糕的境地。 那是十年动荡后的第一次高考，他和570万年龄参差不齐的考生走进考场，那场考试规模之大，连印刷考卷的纸张都紧缺，甚至《毛选》第五卷的印刷计划都被搁置了，可惜余华的成绩并不理想，这场具有历史意义的高考，也没有给18岁的余华带来好运。 多亏父亲是一名医生，两次高考失利之后，余华起码还能听从父亲安排学一门技术养活自己。去市级医院当见习医师是不太可能了，至少，可以先在卫生院当牙科医生。 余华虽然并不中意这一行业，但至少，这门技术也能养家糊口，像从医的父亲。每天，来卫生院看牙的人络绎不绝，余华只要上班八小时，轮不上的病人第二天还会来，小小的县城里，居然有那么多生病的口腔等着他。 余华望着卫生院门口的队伍，不知道什么时候是个头。 卫生院对面，是海盐县文化馆。文化馆是文艺工作者上班的地方，很多时候它大门紧闭，偶尔开门，来的人相貌平平，相互称呼起来要么是作家，要么是艺术家。他们在文化馆抽烟，一根烟抽完，上班也就完了。说什么回家搞创作，便又闭上文化馆的大门。 余华看在眼里，心中说不上的羡慕。他想，凭什么自己只能看别人口腔，那些搞文学艺术的，整天逍遥自在？我也可以当个文艺工作者。 趁着一次文化馆开门，余华上前攀谈，人家说当文艺工作者可不简单，音乐，美术，写作，你有什么一技之长？ 余华心里掂量一番，不就写作嘛，自己也可以。 一晃眼几年，余华在卫生院上班，下班的时候，就待在家里琢磨小说，从川端康成到马尔克斯，当时流行的外国作家的小说，余华读了不少，试了几次投稿之后，他终于在《西湖》杂志发表了一篇小说，叫《第一宿舍》。 有了这次发稿的经验，余华很快又上几篇稿子，而且还投了省外的刊物。有一天，一通来自北京的电话打到县里，说要找余华。余华在北京无亲无故，他知道是稿子有消息了。对方声称自己是《北京文学》的编委，邀请余华赴京改稿。 这次小小的改稿邀请，一下子在海盐县里传开来。海盐县里第一个新中国以来被邀请去北京改稿的作家，这在「文化热」的80年代，可是了不起的事。县里领导接到风声，认为这么个「县里第一」的人才不能浪费。就这样，当余华带着这一纸证明回到海盐县，他也收到了文化馆上班的聘用纸。 余华再次来到卫生院的时候，他已经是一名文艺工作者。第一次上班，他故意迟到了两个小时，来到文化馆，这时候的卫生院门口已经有好些病人等着。余华看着文化馆，依然大门紧闭，他想，这个单位我来对了。 余华与文化馆的同事们 余华成为小县城的作家，又跟文化馆的文秘干部谈了对象，没过几年，就到成家的地步。 本来，余华会走向一个有编制的作家的人生，在当时，文艺工作者也十分吃香，只是，去北京改稿的时候他还参加过一次笔会，自那以后，有什么东西在余华的内心不断骚动着。 这股骚动，源于一个文艺青年内心对大都市的向往。 余华的童年记忆是从「连一辆自行车都看不到」的海盐开始的。石板铺成的大街，一条比胡同还要窄的大街，两旁是木头的电线杆，里面发出嗡嗡的声响。 余华的家原本不在海盐县，而是杭州。他1岁那年，父亲被调派到嘉兴，最后辗转到了海盐，家也就安在这里。尽管自小在海盐生活，可余华知道，自己的家是随父亲的工作被「调」到这里的。 80年代初，海盐虽是个落后的小县城，那里的文艺青年相当「西化」，他们当中有些人在无线电厂工作，每次去上海出差，都会为大家代购新书。在那种阅读氛围的影响下，文艺青年相互结识，还聚在一起讨论。而这里头，也常有余华的身影。 在余华看来，他的家不在这里，对这个小县的本土情结也薄弱。他成长的大部分记忆，与其说海盐县，不如说是医院给的。 余华记得，父母上班的医院，是被一条河隔成了两半的。最初住的地方他不太记得，后来搬了一次家，家的对面是太平间。 对于余华来说，太平间是个好地方。天热的时候，他常会躲在那里午睡，有几次因为好奇，他想知道，这个纳凉的地方里存放的那些铺白布的人到底长什么样。不过，他最终还是没看那些人的脸，它们被一块布盖住，只有一次，他看到一只露出来的手。那只手很瘦，微微弯曲着，看上去灰白还有些发青。余华只知道，那是死人。 余华不是不怕死人，只是不知道怎么害怕。但也有例外，有次放学后，他被同学带到村庄里，同学是去为外祖父奔丧的，到了外祖父家却忘了余华的存在，余华有点惶恐，于是哭闹起来。那个同学跟着家人忙办丧礼，后来干脆不理他了。就这样，余华在一个完全陌生的老人的下葬仪式里，嚎啕大哭，哭得比谁都要伤心 在母亲的记忆中，余华是个胆小又沉默的男孩。小时候他不吵也不闹，让他干什么他就干什么。她每天早晨送他去幼儿园，到了晚上来接时，余华还坐在早晨她离开时坐的位置上。 他独自一人坐在那里，身边那些小伙伴都在玩耍。 幼儿园老师有时故意刁难一下这个胆小的男孩，在余华母亲来接他时，把他的草帽或鞋子拿走，这时的余华便摆出一副倔强的姿势：低头不语，也坚决不走。老师和母亲都哭笑不得，直到将东西交到他手里，他才肯放下姿态，跟母亲回家。 在医院长大的余华，见惯了生死离别，跟海盐县的同龄人相比，他似乎只把海盐当作了临时停靠站。这股意识隐隐在余华内心涌动，直至那次笔会活动之后，他第一次在北京感受到大都市的魅力。 那次笔会，余华见到了一些知名作家，北京作家之间相互谈论先锋派，而才刚刚接触卡夫卡的余华总是插不上嘴，由于出身小镇，他并没有受到大家关注，反而还遭到些许冷落。 在改稿会上，李陀读到了余华的《十八岁出门远行》，他告诉余华：「你已经走到中国当代文学的最前列了。」这句简短的评语，在余华心里却是一石激起千层浪。 一个小县城的作家，走到中国当代文学的最前列。余华知道，小小的海盐县容不下他。 那次笔会之后，余华认识了一些作家和刊物编辑，他们保持着写作上的联系。余华在一些有级别的刊物上发稿不断，他的风格跟80年代流行的先锋派十分接近，也就受到了文学评论界的关注。在当时的环境，作家是很受大众和文艺界欢迎的，余华这样的作家不可多得，一些杂志报刊也会大力推举有潜力的作家。这样的风潮下，余华突然受到一条消息：鲁迅文学院邀请余华到北京接受写作培训。 余华去北京「进修」，在海盐县里可是不小的新闻。这事儿最先在文化馆流传，余华的妻子是馆里的干部，同事之间不免奉承几句，这让她添了几分颜面。只是，她知道余华一去就是几个月，而且接下来几年，估计都会在北京和海盐之间两头跑。 这让她内心有了些不安，毕竟，他们才结婚不久，连孩子都没有。 果然，几个月过去，余华进修后回到海盐，又收到一封信，那是鲁迅文学院的何镇邦教授寄来的，一份创作研究生班的招生简章。看了这封信后，余华又说要去北京了，时间不止几个月。 这封信写明，国家决定培养一批「学者化」的作家—— 1988年6月，北京师范大学研究生院呈送了一份《关于试办在职人员＂文艺学·文学创作＂委托研究生班申请报告》至国家教委研究生司。报告中特别提出，莫言、余华、迟子建这一批已有些成绩的青年作家的通病：「……先天不足，文化专业水平偏低，知识根底浅，门类单一，呈一种贫血状态」。 当时，国内文学界还有着一种「走向世界」的急迫与焦虑。有感于外国来访的作家大多有着头衔，而我国作家却是「白丁」。因此，《申请报告》中明确表示，设立研究生班的目的，是实现部分作家「学者化」。 收到这份特别通知的有余华、迟子建和王刚，以及一批当时小有名气的作家。 余华妻子拿着那封信看了几遍，又听余华讲，他跟外边作家和编辑打交道多么有意思。确实，余华的创作成就为这个家增添光彩，只是妻子看着余华万分激动地期待离开海盐的样子，她心里空空的。 余华这次去不仅是培训，还获得一个身份，这可比现在的文化馆职业作家厉害多了。妻子忽然意识到，她这个小县城文化馆的文秘干部，跟余华也有了极大鸿沟。 余华马上回信，毅然应承去这个作家班。 80年代，北京是整个中国最「先锋」的城市，那里的文艺色彩也十分浓厚。和当时许多青年都渴望「到北京去」一样，余华暗中思量，倘若能凭写作在北京混下去，他再也不用让无线电厂的厂工去上海代购新书了。 他要真正站在当代中国文学的最前列。 02 余华不知不觉进入了当时国内最顶尖的文学圈子。他的室友是莫言，在莫言的眼里，余华是个令人不愉快的家伙，他说话期期艾艾，双目长放精光，不会顺人情说好话，尤其不会崇拜「名流」。 在女作家海男的印象中，余华「说话的速度跳得极快，可以从桌上的香蕉皮跳到大地上的一具美丽女尸……互不关联的语调时冷时暖」。看到余华阳光下小小的肩膀、格外醒目的红衣服，海男体味出「忧郁或许是他脱出母胎时就携带的一种疾病」。 在《人民文学》任编辑的朱伟，也经由创作研究生班的契机与余华相识。在他的印象中，「刚到鲁院时，余华还带着海盐的习气：手插在牛仔裤口袋里，耸着肩、叉着腿，头发中分，说话声响亮。他带我去食堂，就算是请了饭。」 余华的同学还有刘震云、迟子建、严歌苓等，意气风发的他们聚到一起，彼此观察、彼此批评。 作家班是以传统的「拜师学徒」形式授课的。不少学员都到各自导师家中接受辅导，在那里，余华还跟同学陈虹结识了。陈虹是一位诗人，她所跟随的导师谢冕，是北京大学第一位指导当代文学的博士生导师。 余华在创作研究生班那段日子，总是嘻嘻哈哈度过的。他和同学们白天不去教室上课，教室基本上是空的，晚上看电视、下棋反倒把教室占满。除了跟同学讨论文学，看电影成了他一大爱好。 1988年的一天，余华在作家吴滨的家里第一次看录像带电影《野草莓》。这些录像带电影因为被转录多次而画面模糊，大部分也没有翻译，但是那些画面、情节却使余华全神贯注。时间、死亡、梦境、现实，这些恰好是余华的创作要素，更是他在1980年代所热衷的话题，《野草莓》冲击了余华对电影叙事的认知，他第一次知道，电影还可以这样表达！ 自从体验过「一部真正的电影」，余华和朱伟相交甚密。朱伟常打电话去鲁迅文学院的宿舍，「有好片子」像是一个暗号，邀请余华去他位于白庄的家里看录像带电影。1990年代，在三联书店主编《爱乐》的朱伟常领着余华去买CD。当格非来北京时，也和余华、朱伟一起看电影，1989年年底，余华第一次与苏童相见也是在朱伟家里。 北京给余华提供了一个充满「复调」的圈子。这个圈子里不仅有作家与批评家、作家之间的对话，更有文学与电影、绘画、装置艺术之间的思想碰撞。一晃眼，作家班的时光结束，尽管他上课时嘻嘻哈哈的，毕业成绩倒是不差：政治92分，外语77分，写作94分，中国当代文学史97分，文学概论88分，史记研究87分。 为余华学业打分的是林斤澜。林斤澜给余华打出90分的总评分，并且在评语说：「余华的作品，自《十八岁出门远行》以后，有了自己的面貌……他掌握语言方面还有缺陷，例如：有时运用「半文半白」就不自如。」 林斤澜的评语像印记一样烙在余华的毕业资料上。年轻的余华对于这个评价并没有表示太多，只是后来我们不难发现，从90年代的创作到现在的《文城》，余华「半文半白」不自如的缺陷似乎再也没有过，而且每篇作品的语言，都说得上成熟老练。 余华其实十分在意自己写作上的短板，但在补上短板之前，他却故意展露出一副嘻嘻哈哈的姿态。这是自尊心作祟，也是后来余华在面对批评时常有的反应。 作家班的学期结束，余华出版了第一部小说集《十八岁出门远行》，之后回到嘉兴写稿。县城的领导知道余华「学成归来」，自然不敢怠慢。余华成了嘉兴市的专业作家，还分到一套30平方米的房子。 只是，对于余华而言，小小的县镇里，圈子中文艺青年的切磋鉴赏，哪比得上作家班同学之间那般唇枪舌剑？而文化馆里的编制作家，又缺乏「先锋」兴味。从北京回到江南小镇后，风气上的落差，让余华深怕自己被埋没。 那段时日，他保持着跟作家班同学们的联系。相应的，和妻子的分歧也越来越大。 余华和妻子的婚姻只维持几年，两人便离了婚。离婚虽说突然，但对于周围的人并不意外。余华长期往返北京和海盐两地，跟同学陈虹不仅很熟络，还越走越近，在余华离婚之前，两人已经有同居的传闻。 这段时日，陈虹给了余华许多写作上的帮助。余华写《活着》的灵感源于一首美国民歌《老黑奴》，而一部分构思来源于当时陈虹给他的创作建议。 离婚后的余华跟诗人陈虹走得更近，不到一年，两人结了婚。1993年，由于陈虹是空政文工团创作员，余华成了随军家属，两人也分到了房子。 作家之间的婚姻，似乎总是以其中一方的牺牲来达成平衡的。对于陈虹来说，余华的创作是整个家的中心，余华有时「做家务」，比如洗衣服，往洗衣机里一放，洗衣机一开，就洗衣服了。洗完一晾，然后他会像个孩子一样邀功：「你看，我洗衣服了吧。」但余华从不叠衣服，因为费时间。费时间的家务活都由陈虹承担。 余华已经过了三十而立的年纪，尽管有些名气，到底是个穷酸作家，搞不好身边还有些「吃软饭」的流言。自从离开嘉兴，余华知道自己没了退路，他一定要抓紧写出一部代表作。 为了弥补内心的恐惧，余华昼夜伏笔，短短两年，他出版了两部小说集，而且在《收获》连载《细雨与呼喊》，那是他第一部长篇小说。跟陈虹结婚后没多久，他在《活着》的手稿上画下最后一个句号。 没多久，《活着》出版，这本小说到了张艺谋的手里。 张艺谋一口气看完《活着》，便来找到余华，说一定要把这部小说拍成电影。听到这句话时，余华知道，这部作品成了。那时候的张艺谋已经拍成《大红灯笼高高挂》，而即将演女主角的巩俐，也拿了第49届威尼斯国际电影节最佳女演员奖，可谓是当红明星。 张艺谋给余华提了点建议，余华亲自写《活着》的剧本。初版的《活着》剧情还有些欠缺，为此，他干脆增写了五万字，成了十二万字的篇幅。几次易稿后，张艺谋点头，电影很快就开拍了。 余华和主创演员看片花 《活着》电影上映，获奖得了几个国际奖项，后来突然被禁。那时候的环境还算宽松，一部电影被禁，反而更引起大众关注。《活着》成了盗版光碟商贩手中的热销品。几乎一夜之间，小说《活着》洛阳纸贵，余华这个「纯文学作家」火出了圈。 随后十年，仅是南海出版公司，《活着》单行本就加印二十多次，发行数十万册。2004年，上海文艺出版社推出「余华作品系列」，《活着》首印三万余册即售罄，随后加印高达百万余册。2008年到2016年，《活着》成了每年都要加印的畅销小说之一，累计印了三百万余册，创造了中国当代作家作品的销售奇迹。 正如余华自己后来说的，他靠《活着》活着。 《活着》之后，余华的创作生涯一路顺坦，在纯文学作家的身份上自然底气十足。 1998年，余华已经名气大振，他到巴库镇和新疆作家傅查新昌去看锡伯族家庙。 余华一走进家庙，说，他想在家庙里撒尿。傅查新昌一听甚是震惊，家庙是当地人安放神明的地方，相当于汉族供奉祖先灵牌的神台。傅查新昌的态度端正起来，代表一个民族的信仰，对余华说，庙里不能撒尿。 可是，余华完全没听「一个民族」的劝告，脱开裤腰带，对着墙根，撒了一泡足够使傅查新昌一落千丈的尿。 《活着》为余华带来巨大的光环，余华作品的外文译本也越来越多。 21世纪初，作家出版社推出「余华作品」系列，这套书几乎收录了余华所有作品，也奠定了他在中国读者心中「大作家」的地位。 在余华的个人简介里，8行字中有4行特别列出作品译本所及的国家和地区，有意思的是，关于国内的文学奖，如茅盾文学奖之类余华一个也没获得过。而随着《许三观卖血记》的出版，他是「诺贝尔文学奖」呼声最高的中国作家之一。 03 谁也没想到，50万巨著《兄弟》出版以后，余华掉落了神坛。 《活着》之后，余华一直想再写一部长篇，整整十年，他徘徊在随笔写作里，也出版了好些集子，他曾经在媒体面前表示过，不会写超过50万字的小说，一方面是觉得自己没有能力，也没有这样的必要。事实上，他深陷「巨著」的幻影不能自拔，像迷途的羔羊，他开始《兄弟》的构思，那是一部家族小说，估计在10万字左右。 「一发不可收拾」是假的，我们很难相信，余华没有刻意将这部小说拉长五倍的篇幅。《兄弟》的诞生颠覆他先前的说法，其实也显露了他的野心。这部小说延续了20世纪90年代初余华作品的「苦闷记忆」主题，叙事情节上更为复杂，世界的架构也丰富起来。余华预感，这能成为他最有代表性的一部作品，无论从篇幅上，还是主题上。书没写完，余华就先出版了《兄弟》上部。 《兄弟》上部果然引起了不小波澜。出版之际有评论认为，《兄弟》对现实的讽刺，尖锐程度更甚《活着》。当时有人传言，这部书很快会遭封杀。 如果传言成真，《兄弟》下部也将被扼杀在摇篮。这样的传言一出，出版商纷纷造势，《兄弟》果然热销起来。 这样的出版过程让余华想起《活着》的命运。他预感，几年之后如无意外，《兄弟》又将是一部既受大众市场欢迎又被批评界赞许的一部畅销书。 为此，等到《兄弟》完本出版，余华跟出版社定下「霸王」条款。如果出版社在编辑过程中删改一个字，这个非独家出版合同立刻作废，余华立刻找下一家出版社。出版社对此也很担忧，毕竟如果《兄弟》遭禁，那就得不偿失了。 《兄弟》（上下册）2005年出版的版本 这样自信的态度，跟当初《活着》改编时截然不同。 书印出来之后，余华立刻检查敏感的地方还在不在，一看都在他才放心。只是，余华万万没想到，批评界的反应越来越不对劲，甚至跟他当初预料的完全不一样。 2005年《兄弟》上半部出版，批评还相对委婉。李敬泽发表文章《警惕被宽阔的大门所迷惑》，他认为「《兄弟》上半部的方程式就是1＋1＝0，就是世界在善与恶的冲突中的命运———这的确是狄更斯式的宏伟模式，但问题是狄更斯是背靠着上帝进行叙述，而余华把自己就当成了上帝……」 到了《兄弟》下半部，批评就越来越直白了。评论家谢有顺接受采访时认为《兄弟》这部作品，小说粗糙、情节失实；在余华的写作中根本不值一提；谢有顺对这部作品十分失望——「一边是《兄弟》(上)的热销，另一边是专业读者的集体沉默，这构成了2005年度最为怪诞的文学景观——让文学的还给文学，让市场的还给市场吧。」 初时，余华对评论家的反应还挺吃惊，随后这种吃惊渐渐转变为拒绝。余华原本想着，以嘻嘻哈哈的态度去对待，到时候等成绩出来一看，又是漂亮的分数。他有点不敢相信，批评界里竟然越来越多声音说他大不如前。 在美国马里兰大学的一次演讲中，余华用将近一个小时谈为什么《兄弟》是他最满意的作品。他说了三点理由： 第一，这部小说给了他一个题材去表现一个国家的巨变，这是中国人在三四十年内经历了西方人上千年才完成的时代鸿沟。 第二，这部小说给了他一种多声部的叙事自由，写这部作品时他想到的是瓦格纳，以及梵高的怪诞不经的绘画表现。 第三，《兄弟》被批评界批评最狠，所以他反而更钟爱这个不招人疼的「孩子」。 外界猛烈的批评激起了余华的自我保护机制，这种自我保护的底气，来自他前些年的成就，尤其是十几年以来《活着》的商业成就。在批评界看来，余华的纯文学写作渐失水准，同时，他又变得狂妄自大。 《兄弟》口碑终归还是砸了。随后七年，余华又是一段的沉寂，他计划写新的长篇小说《第七天》。《第七天》回到了余华熟悉的创作主题——荒诞与现实，生存与死亡。跟《活着》相比，它同样反映时代的变迁，也有许多现实的痕迹。 然而《第七天》出版后，余华的口碑又一次崩塌。 这次，《第七天》无论在文学批评还是大众市场都不太讨好，崩塌的原因不仅是大家对余华的期望过高，而是余华的荒诞已经不算荒诞了。如果说《兄弟》里宋钢做丰胸手术这一悲剧能给2008年的读者带来冲击，那么2013年，男扮女装进行肉身服务，买卖Organs，强行(chai)房子，弃婴……社会新闻中的荒诞，比小说更耸人听闻。 有人甚至喊出，余华倒退了。 余华没法忍受批评界的论调，他一度漠视他们的声音。而《第七天》出版后，受《活着》这本超级畅销书的影响，只要出版商稍稍造势，销量依然不会太差，况且一点点争议反而让这本书卖得更好。 余华索性不理那些自视甚高的评论家，同时，他的态度也让批评界感到沮丧。批评界看来，他们希望余华写出更多优秀作品，但余华却在一次次的新书出版中，与出版商集体狂欢、皆大欢喜。 余华跟批评界的关系越来越差，一些批评家实在不满余华的态度，声音也越来越不留情面。「文坛目前最果敢的批评家」唐小林写了一篇文章《余华何以漠视文学批评》，其中把余华狠狠地批了一通，「余华在进行小说创作时的思想和故事，往往都是别人的，而只有那些填装进去的文字才是他自己的。对于这样的『创作』，难道我们还能指望余华代表中国当代的最高写作水平，与世界文学进行对话？」 这简直宣告了90年代余华进修作家班的失败。 至于国外，德国一位学者顾彬评论余华，小说中男人看待女人的方式很让人受不了。对此，余华的态度也毫不软弱，「顾彬不喜欢是他个人的看法，其实很多德国作家比我们更过分。」 面对外界的批评，余华写作上有过一段停滞。表面上，他说自己「爱玩」——常常接到世界各地的活动邀请就搁下笔。其实，也显露出他的迟疑。 一方面，余华在中国当代作家中的位置十分尴尬，无论文学批评界还是读者市场，都习惯给余华贴上90年代「先锋作家」的标签。另一方面，批评界紧紧抓住余华不放——唯有不断批评余华，才彰显出他们的「严肃文学」姿态。 每次余华的名字出现于公众眼前，伴随而来的，总是文学批评界那股恨铁不成钢的声音。 最近《文城》的出版。余华「重返《活着》巅峰」的论调又起，这不仅是出版商必不可少的营销素材，也是文学批评界乐此不疲的话题。短短两个月，无论文学批评界还是媒体平台，关于《文城》的评论满天飞，文学刊物如果没有一篇相关书评，那叫一个落后。 只是这一次，余华彻底走进《活着》图书销售奇迹所营造的庇护所里。 在某教育的宣传活动中，余华站在标题为《如何在中高考中写好作文》的LED屏幕下，手拿一份准备的讲稿，向学生传授作文技巧。 随后，有些媒体喊出「醒醒，余华教不了高考作文」，作家能否教好考试作文的话题，一时间也被热议。 其实对于这件事，余华也是自觉几分荒诞的。他在台上谈到自己对语文老师的印象时说，那些语文老师看作文的快速，他们不一定细读全文，但是他们有一双火眼金睛，专看作文里闪亮的地方。 余华说自己的阅读速度比不上语文老师，这是一句耐人寻味的评价，这更有点像他在作家班时那种嘻嘻哈哈的态度，既不认真对待，又想稳住阵脚。而事实上，余华也借了这一事件为自己的新书营销一回。 和余华一同出席这场活动的，还有「一年读50本书」的樊登。樊登随后在朋友圈发了一段话，并且附上自己认真听余华讲解的照片，那段话是这么说的： 「……余华老师负责讲如何写好作文。有两点我觉得特别有效。第一是不要第一句话就想切题，而应该在第一句话用上最精彩的句子。因为看文章的人会受到第一句话的影响。哪怕最后一句话切题都行。第二是要有细节描写，最好有一两次，前面一次后面一次，两次的细节相同但感觉已经不同了。这样的作文肯定得高分。我觉得这就是高手，几句话，就让你知道了写作的窍门。」 这是一个内容付费KOL对于写作高手余华的评价。这时候的余华，可以不顾批评界对《文城》的声音，他也不需要理会。那些声音不断挑战他，一如既往地，余华即便恐惧和害怕，也不会表现出来，就像他小时候在医院看见那只灰白而发青的手。 很少人留意到，余华的新书《文城》多少唱出了他内心的闷闷不乐。 批评界的声音也好，国内没有文学奖颁给余华也罢——虽然余华说过，希望永远不要把国内的文学奖颁给他，万一以后反腐反到文学奖，起码他是干净的——只是，这时候的余华，还没有走出《活着》的光环，他已经不年轻了，也许知道自己找不到那个文城了，所以，余华最终还是留在了溪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