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知青岁月熏扫帚中的一次失火

　　每年阴历三四月份，队上都要派人进山熏扫帚。队长照例会在全队的动员会上讲熏扫帚如何艰苦，又如何有技术等等。出于好奇，逞强，我和李渭向队长强烈要求进山学熏扫帚（大概是1969年，下乡后的第一个春天，当时还没听说有其他队的之前去熏扫帚）。
　　我们在一个姓李的农民带领下，背着口粮、被褥等生活必需品从我们向山里步行。途中要爬上两三座大山，几乎没有路，大约三到四小时才能到达我们队每年熏扫帚的基地。那里几乎到了秦岭的主峰，但山势变得比较平缓，不像我们路上经过的那些陡峭的山路。周围山坡上都是一小片一小片地竹丛，渺无人烟。你可以看得大把大把的竹子扭曲地倒在地上，农民朔这是狗熊吃竹子之余为自己开辟的‘卫生间’，有时还可以看到‘新鲜出炉’的正冒着热气的熊粪。这时大家都会大声地吆喝两声：‘哦呵……哦呵……’既是相互壮胆，也是为了吓跑狗熊。
　　我们的基地在山坳的空地中，有早年搭好茅草庵。茅草庵就是在用木头搭成的骨架上铺上一层厚厚的茅草，以此来遮风避雨。庵里面离地面半米高用木头搭成一个通铺，仍然以茅草为褥。这就是我们三人的住处。住处的旁边有一条清亮的小溪，是我们一切生活用水的源泉，更远一些还有一个用来熏扫帚的架窝。初来深山住在茅草庵，一切都感到很新奇。
　　第二天我们在农民的言传身教下，很快掌握了割芒（‘芒’就是扎扫帚用的原料竹子），识别枸树皮（用来捆扎扫帚的绳子）和扎扫帚的全过程。仅仅将竹芒扎在一起还没法使用，还须要让竹子伏贴平展，因此集中扎几天后，我们要把扎好的扫帚放在架窝上用火熏制。架窝是一个约一米二高的‘凹’型石台，顶部横搭着几根较粗的树干。点火前把扎好的扫帚竖一层横一层地摆在树干上，有时可以摆三四层。戒指在架窝下烧火开始熏制，要不断地将底层温度较高的扫帚翻到上层，来回几轮后，每把扫帚都均匀受热了。最后，将熏好的扫帚趁热放平在地上刷去竹叶压平，而后集中摞在一处。由于山上几乎都是漆木，架窝下也只好用漆木做柴火，虽然都很惧怕漆毒，但好像在那种条件下也身不由己，怕也没用。
　　几天后，农民一天扎多少把扫帚，我俩也扎多少把，后来还超过了他。大约二十天后，农民家里有事先回去了，我们俩留在山里依然如故。每天一大早上山割芒，刮枸树皮，回来做早饭，吃完饭后扎扫帚。春天，山里的野菜很丰富，天然的绿色食品——野韭菜、野芹菜、香椿芽和野葱很好找。好奇感、新鲜感和自豪感让我们忘记了劳累。
　　一天，我们俩正准备做早饭。锅灶就在茅草庵旁，我点燃锅灶，突然一股强风将灶火吹到茅草庵上。我不在意地用手扑打着，但干柴烈火，几秒钟已无法控制，火势越来越大，我大声喊李渭：‘快来扑火！’我俩端着脸盆，用水拼命地浇，但无济于事，大火已将茅草庵全部点燃。我俩立即冲进茅草庵，将我俩的被褥迅速抱出，扔在旁边的空地上。茅草庵中还有我们的吃的、用的，还有张玲大姐借給我们的一台小收音机，眼看着被一片火海吞噬，火焰蹿起几丈高，可怕极了，从小没见过这种阵势。顾不了这些了，因为茅草庵旁，七八米处有我们扎下的几百把扫帚，如果将扫帚点着，那整个大山都将点燃，我妈将成为千古罪人。我们来不约而同地想到：切断火源是当务之急！我们不停地用水泼着，用树干拍打着，直到晌午才逐渐将火势控制住。我俩坐下来大口地喘着气，对望了一下，每个人的脸上又黑又红，用汗水一抹，几乎认不出对方是谁。中午的太阳实在毒，此时才感到头顶背烧禿，火辣辣的疼，衣服和绒裤也烧出了许多洞，有的洞还冒着青烟。回头发现，抱出的被褥也都冒着烟，已烧得不成样子（抱出来的时候被子上已经带上了火星）。两个人傻愣愣地望着，忽然从惊怕中醒过神来，感到了问题的严重性：我们成为真正一无所有的‘无产阶级’了！吃的住的全无，又饿又累，必须得再天黑前赶回队上。我俩匆匆又将过火的地方细心检查一遍，日头已偏西，我们耐着饥，拼命地向山下跑去，终于在天麻麻黑时跑出南岔沟，回到队上已经完全黑了。
　　第二天，我们忐忑不安地向队长汇报了情况，没想到对照不但没有责怪我们，还表扬我们保住了队上的扫帚，并为我们申请了布票、棉花票和钱，请队上辣婆为我俩缝制了新被子。
　　多年后，每听到各处森林失火的消息时，就会联想到我熏扫帚的那次失火经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