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母亲的生涯

　　母亲的生涯：随波逐流母亲的生涯
　　@ 窦宪君
　　母亲七岁时在村子里的公办学堂念书。当时，日本正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母亲居住的小村子一样没有躲开战争的火光。日本的飞机天天在村子上空飞，上学就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开始，学堂里的先生和学生使狠，飞机再怎么飞不是没掉下来吗，该上学还是要上学的，是不是。学生不敢说不是，先生手里的板子可是六亲不认。
　　某一天，先生走在路上，一颗炸弹横空出世，一棵百年老树顷刻间被炸飞，飞起的土屑险些把先生活埋。先生连滚带爬地摸进学校，几天找不着北，从此再不要求学生按时上学。
　　先生知道怕了，小小子不怕，一天天大呼小叫，追着飞机跑。小闺女不敢，凭爹娘怎么吆喝，大门都不敢出。村子里一直住着军队，母亲至今也说不清楚是什么军队，一拨又一拨的，今儿这个来了，明儿那个走了，个个身上背着家伙，倒是都打鬼子，但是看不着太平。直到日本投降，村里人以为可有好日子过了，可是内战起来了。一个村儿里的人，有加入国民党的，有加入共产党的，因为穿的衣服不一样，即使是自家人，一旦打起来，一样是你死我活，这种闹心打法，又持续了几年，直打到打人的去了台湾，被打得坐了江山，如此稀哩哗啦的，母亲的读书生涯也就打了水漂儿。
　　当时，姥爷家开馍馍坊，馍馍现在叫馒头，馍馍坊就是蒸馒头的。纯手工，孩子稍大一点，都要学着干活，在馍馍坊里，不分男女老少，能出力的都能伸上手。姥爷家的馍馍坊，口碑好，逢年节，尤其是春节，进了腊月门儿开始，十里八村的乡亲都拉着小麦赶来换馍馍。换馍馍的队伍挤挤插插地排出一里地，姥爷门前一坐，面前一张八仙桌，不紧不慢，进账出账，算盘打得哗哗响，买卖红火得叫人眼热。有那样的小人深更半夜地在粮囤的外墙上凿窟窿，连偷带祸害，清晨一看，半囤小麦没了。
　　姥爷本是生性温和之人，一样按捺不住，拎着个铁盆，在屯子里转着圈数落三天，出了气了事。姥爷明理，乡里乡亲的，谁人啥样，心里清楚，毕竟还要在眼皮子底下活人，能过就过了，只要出笼的馍馍日日香气绕梁，日子便是舒心。母亲常说，做梦都想小时候灶房里刚出笼的馍馍，蘸着用冰凉的井水和的蒜泥吃，别提多香了。母亲记忆里的香气一直跟随母亲到老，那是穷苦年间母亲内心深处永不消失的味觉盛宴。
　　除了母亲吃的回忆，我对母亲在馍馍坊里劳作的样子，甚至有了参照。电视连续剧《水浒传》中有一场戏：潘金莲坐在一根木杠子上，抬起来压下去，初看时不清楚是干什么。包括武大郎沿街吆喝，卖饮饼卖饮饼，以为饮饼就是烧饼，镜头滑过去，也没留意那饮饼的样子。后来知道，饮饼也是馒头。原来，漂亮的潘金莲是在做馒头。母亲说她小时候也那样做过，看姥爷压，上去凑热闹，因为身体小，杠子重，撅在上面嚷嚷着下不来。
　　娇俏撩人的潘金莲在灶房子里劳动，无疑是形象而生动的，比较起来，幼年的母亲一定也不逊色。母亲扎着小辫子吗，穿着花衣裳吗，头上是否包着蓝花头巾，母亲记不得了，倒是没有形状的味道在记记忆里保留得更具体和久远。
　　说起往事，母亲的眼睛总是亮晶晶的。母亲说，那样压过的面蒸出来的馒头又白又软，像棉花，抓在手里一个团，手一松又成了棉花。那个暄劲儿，可不是现在用酵母做出来的馒头能比的。
　　母亲还提到，刚出笼的馍馍要用＂龙＂磺熏，为了白。我反复地问母亲，是＂龙＂磺还是硫磺。母亲坚定地说是＂龙磺＂。教科书里根本没有＂龙磺＂一说，母亲的语言多是从耳朵获取的，而方言有时候有点以讹传讹，这也怪不得母亲。
　　过去用硫磺熏馒头，现在有些人用硫磺熏生姜，泡海鲜，都是为了好看。在吃上，过去和现在都讲究＂色香味＂，色、香、味三字，色相为首，其次才是香气和味道。香气是哄鼻子的，眼睛不吃，偏它霸道，只有它看好了，才能轮到嘴巴。嘴巴有点甜头就不辨是非，胃是君子，给什么装什么。在＂色香味＂里，精神老大，至于有毒没毒，母亲说，从没听说过吃死人，何苦想那么多。
　　母亲小时候享福，也辛苦，吃好的，穿好的都是劳动换来的。家里人不分大小，每天天不亮起床。大姥姥，姥爷，姥姥，大姨小姨，母亲，大舅小舅，堂舅，均有明确的分工。和面，压面，揪面，揉面，上屉，熏蒸，出笼，一个萝卜一个坑，一条流水线，忙起来谁都不能偷懒，热气腾腾的灶房就是一座小型加工厂。
　　母亲经常提到她的堂兄，也就是我的堂舅。堂舅大母亲几岁，是大姥爷家的独苗，虽然和母亲一个屋檐下长大，却嚣张跋扈。大姥爷和大姥姥特别娇惯这个孩子。大姥爷每天负责去集市上卖馍馍，回来时，常买些点心果子私底下给堂舅。堂舅吃的时候不避人，还不懂事的小舅吃不了下眼食，问他要，他不给，大姥爷和大姥姥只当没看见。
　　姥姥、姥爷虽然不满，却不敢表现出来。生意一起做，姥爷这一支孩子多，大舅又念书，小舅还小，三个闺女虽然参与劳作，一样也是三张嘴跟着，大姥爷多花伙里的钱，姥爷姥姥不能说什么，孩子受些委屈就受些委屈吧。
　　姥姥自觉，每天把馍馍坊里的活儿拾掇利索，赶紧招呼孩子们回自己屋。孩子们不出去也不闲着，跟着姥姥学手艺，纺线，织布，纳鞋底儿，剪窗花，放下这样做那样，磨一磨时间就过去了。小舅舅小，缠着姥姥不放，姥姥便边干活边讲故事哄他。
　　姥姥会讲故事。在乡下，像姥姥那样的妈妈，都会讲古的，主人公千篇一律，一色是英俊善良的小伙子，且家境贫寒，又一个人孤苦无依，某一天，突然遇见一个美若天仙的小姐，铁了心地要和小伙子过日子。当然，这些漂亮的小姐都是有来历的，什么河里的鱼呀，画中的人呀，天上的仙啊，只需摇身一变，就来到了人间。
　　通常，故事讲到这里，也就结束了，也没办法接着讲。姥姥是在无休止的、繁冗的劳作中腾出心思讲故事的，姥姥对民间传说持有什么样的态度，或者，姥姥根本没有态度，她不过是把听来的再讲出去，而艰难辛劳的乡间生活，永远只有故事的流传，却不见真实的再现。孩子在这样的氛围中长大，母亲学姥姥，仍然没有判断只有记忆，有些民间故事，不过是穷苦生活的一首小曲，用来骗耳朵的，母亲也不分辨，照样讲给我们听。
　　我喜欢母亲回忆起儿时的表情，母亲对幸福的理解，或者，母亲根本不去理解，她的幸福是在日复一日的生活中比较出来的。
　　母亲手巧。小时候的母亲和女伴比着劲儿做女红，勾活、刺活、挑活、缝活母亲无一不通，还有剪纸。剪纸用途广泛，放鞋面上的，放窗户上的，多漂亮的心思都可以通过一把剪刀展现出来。
　　母亲剪出来的窗花没有人可比。贴窗花是旧时过年的习俗，过年的时候，谁家的窗花漂亮，谁家出巧女。村里有人传说，谁能比过王家的二丫头，准能找个好婆家。母亲就是王家的二丫头。
　　王家的二丫头嫁人了，嫁了三里地以外的窦庙儿庄唯一的高材生------上过国中，当了教书先生的我的父亲。而母亲是不是真的嫁得好，这个好该以什么为标准，命运如果是把尺子，提前量一量，量好的再开始，说不定母亲会有另外的选择。
　　母亲在婆家的第一顿年夜饭，饭桌上除了饺子，还有玉米面窝头儿。没有人说新媳妇必须吃窝头，但是，老人不吃，老人是要孝敬的；男人不吃，男人是至尊的；剩下的就是媳妇了，尤其是新媳妇。直肠子的大娘和婆家人较劲，不吃窝头吃饺子，而母亲吃，吃的时候强忍着不让眼泪掉下来。
　　母亲每提起这段往事，都会委屈。我也替母亲委屈。奶奶也是从小媳妇熬过来的，非得将自己受过的苦接力棒一样似地传下去，一辈一辈的，再也找不到幸福的女人。这是女人间的过不去，奶奶习惯了，懂事的母亲不破坏规矩。出了门的闺女，要给娘家长脸。
　　那时，母亲的娘家也不好过了。全家老小累死累活赚来的钱，经过不断地改朝易主，这钱换那钱，一旦换不及时，就成了废纸。拼命挣来的血汗钱扔了不忍，干脆糊了墙。钱没了，新中国成立后，馍馍坊便停业了。紧跟着，新的运动又来了。有钱就是有罪。有地的，是地主；有钱的，是富农。母亲家是富农，虽然没有戴帽子游街，也只能低头做人，突然越穷越光荣，想不明白也得想，人人都想往贫下中农上靠，恨不得自己就是杨白劳，再养个欠钱抵债的喜儿。
　　光荣是光荣了，天天吃窝头也没什么，走向新生活的步子迈得太快，快得让人晕头转向。眼瞅着好好的麦子往地里倒，说是命令。革命家说，种一得百；革命家还说，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亩产千斤万斤的根本不算事，新旧社会两重天了，敲锣打鼓震天响，总得有点不同的地方。结果，百姓紧着腰带交国粮，连窝头也没得吃了。不仅如此，全国上下，大炼钢铁，连钢铁也讲究亩产了，可是，粮食可以年年长，铁不同。也有办法，家家户户，凡是铁的东西全部上缴，锅也拔了，铲也交了，人人见着铁就眼红，恨不得连女孩子头上的发卡也揪下来充数。锅没了，饭还得吃，大锅饭早准备好了，有人说，共产主义嘛，就要有个共产主义的样子。
　　母亲第一次吃大锅饭，一顿吃了七个窝头儿。我当时猜，使劲儿往多了说，才说出五个。母亲说出七个时，我摸了摸胃，它装进去七个窝头会变成什么样子。七个窝头儿赶上七块压缩饼干，再饥饿的胃也受不了这样的款待。但是，所有人都有恐慌感，有可能，吃了这顿就没下顿了。
　　和母亲一个屋檐下生活的、当了教书先生的父亲却始终没有饿着。生在孔孟之乡，读书人始终受尊敬的。父亲不管在哪个屯子教书，都是到农户家吃派饭。户家有好吃的都紧着先生，先生吃不好会让人笑话。只可惜，父亲幸福的教书生涯持续得非常短暂，另一场运动开始时便跟着结束了。年轻的父亲和那个时代的所有知识分子一样，对动乱的时势有着清醒的认识。上级领导下农村调查，极力动员大家讲实话。父亲年轻气盛，口没遮拦，国事家事，不吐不快。
　　说出的话，泼出去的水，父亲成了不折不扣的大右派，立即被取消老师资格，直接下放到田里监督劳动。和父亲一起劳动的，多是年岁大的、有资格的老干部，老革命，父亲是小字辈。老革命家们私下里和父亲叨咕，咱是替老百姓说话，不为一已之私，怎么就错了呢。从小读书，几乎没有干过农活的父亲，面对手上渐渐磨出的老茧，一样不知所措。
　　转一年，时势并没有像大家期望的那样，政治犯们开始被当成苦力使唤。父亲深感前途无望，思虑再三，决定远走他乡。坐火车北上时，在辽宁省某火车站，因为父亲的介绍信有问题，险些被稽查队归到遣返之列。从车厢往外走时，父亲机智，趁乱溜掉，算是到了黑龙江。
　　两个月后，母亲得到音信。从来没有出过远门的母亲，和一个同样没有出过远门的同乡姐妹，结伴上路，千里寻夫。临行前，奶奶给母亲的包袱里塞了几个野菜馍馍。奶奶哭了。母亲也哭了。两个女人，为了同一个人，第一次亲人一般地流下眼泪。
　　和母亲一起上路的姐妹，带母亲去她当大队书记的哥哥家歇脚。那位哥哥看见妹妹们随身带的干粮，含着眼泪拿出去喂了狗。母亲说，她一生中吃过的最好吃的一顿饭，就是那次在大队书记家吃的韭菜馅饺子。一直吃，吃到再也不好意思吃了才放下筷子。走前，那位哥哥给了母亲十斤全国粮票。母亲感激万分，那时候，粮票就是粮食，有了它路上不会饿着了。
　　母亲千里遥远到达黑龙江。当时，黑龙江地广人稀，沿途各个车站都有工作人员接站，像迎接亲人似的，极力劝说到他们的地方安家落户，行事果断，现场办公，一旦决定，户口，工作马上解决。
　　母亲落脚的地方叫帽儿山。
　　当时，父亲在帽儿山林场谋到了一份文职工作。因为有文化，又写一手漂亮的毛笔字，颇受重用。母亲来后，被安排到食堂打杂。父亲和母亲相对过了一段安宁、衣食无忧的日子，母亲在这个期间，生下哥哥。
　　但是，叫人没想到的是，一场对父亲的调查，从父亲来之后不久便秘密开始了。他们不相信，一个知识分子，会平白无故地跑到黑龙江，说不定就是隐藏在人民内部的阶级敌人。父亲经不住一次次地审查，说了实话。这件事，在几百号人的林场引起轩然大波。父亲当时便被拘禁，即刻押往百里之外的一面坡镇劳动教养院（别名采石场）进行为期两年劳动改造 。
　　母亲抱着哥哥，随后跟到了一面坡。因此，全家人的人生历程又被做了一次地域性的改写。在母亲的人生中，母亲间接地承担着国家这部强大的机器强压给父亲的不幸，再次懵懂地面对陌生的环境，苦苦寻求生存的活路。因为怀里的哥哥，母亲从来不当着外人哭。眼泪除了说明软弱，对生活没有任何的帮助。这是母亲说的，我相信母亲的话。
　　在一面坡，经好心人的帮助，母亲从房管所租到半间草房。所谓的半间，就是与另一家合住，一家住南炕，一家住北炕，合用一个灶房。不管怎么样，总算是有了遮风挡雨的屋檐。
　　一面坡镇是个方圆几十里的百年老镇，曾经住过苏联人和日本人。而今，这里还存有不少苏式风格的房舍，那种红松木包裹的木板房子，虽然年深月久，仍然适合居住。 当年，全国的许多大型建筑都有浓厚的苏式建筑风格，在民间也有相当的声音与思想基础。听房屋的 主人说，住惯了这种木质房子，再住钢筋水泥的，就觉得不舒服。不仅如此，现在有址可寻的，还有露天舞场，酒坊，但大多都被新建筑物覆盖。镇子中心的裤裆街是日本人修的。裤裆街的名字听着不雅，细究起来，也算是名符其实。曾经，裤裆街是镇子里最繁华热闹的地方，商贾云集，夜夜笙歌，穿着和服的日本小女人，金发碧眼的俄罗斯女郎，使小镇充满浓郁的异国风情。日本人铺设的石头马路，建国后几十年还在走，九十年代旧街改造，石头才被挖出来，挪做它用。
　　母亲六十年代到一面坡时，苏联人刚刚撤走，已经在小镇安家落户的日本人，日本投降后，被遣返回国。日本人走得并不干净，不少日本遗孤的后代在小镇渡过他们的童年和少年时光。有一个和我在一条街上长大的女孩子，她母亲是日本人的事，我也是在后来知道的。
　　外国人走了，小镇变得安静，也变得萧条。
　　母亲不清楚苏联人为什么撤走，关内关外，一齐勒紧腰带造原子弹正是那时候，仿佛日子到哪里过，都是一样，走来走去的，不过是换个地方受苦。相比国家大事，百姓更担心的是个人的温饱。平原会饿死人，山区不会，这是唯一不同的地方，
　　生活安顿下来之后，母亲又找了一份饲养员的工作。月工资十八块，够母子俩生活的。母亲定期去教养院里探望父亲。教养院，说是教养，就是出苦力，干的是劳改犯干的活。每天搬石头，扛石头，体力消耗大，又吃不饱。母亲想方设法给父亲弄些吃的带去。豆饼是奶牛社里喂牲口的，牲口能吃，人也能吃。每天下班，母亲便偷偷地带一块。没办法，活人要紧。豆饼扛饿，父亲不嫌。除了豆饼，母亲还给父亲带烙饼。那时候，细粮少得可怜，每个月一个人给二三斤，母亲掂量着做给丈夫和儿子吃，自己不吃。
　　家里最早的合影照，是父亲被释放之后，为庆祝团圆拍的。父亲梳的发型是一刀切，看着愣愣的。清瘦的父亲有些旧时知识分子的派头，如果早一点出生，修长的身材配上长衫，马褂，定是另一番风韵。英俊的父亲和梳短发的母亲坐一起，非常相配。看过这张照片的人，说年轻时的母亲就显示出是个厉害的女人。我倒不觉得。夹在父母中间的哥哥，肢势是向着母亲的。母亲属虎，民间有个说法，十虎九作难，属相是不是真的迎合了面相上的厉色，注定一生的艰辛和坎坷呢。
　　母亲说，人就是命，说不定活在哪儿。命运像一双无形的手，推来挡去的，一个人的一生就变成另外的样子。我在黑龙江出生，而不是在鲁西南平原上的那个偏僻、闭塞的小村子出生，仿佛也是命运的安排。北方的生活慢慢地改变了母亲的生活习惯，人是最容易建立感情的动物，假以时日，便有了扎根的感觉。
　　上小学时，我常常拿着母亲剪的花送给同学。花纸是母亲从工作的酒厂拿回来的废弃商标，金饰金鳞的。母亲下剪子流利，曲线润滑，枝蔓的间隙工整，花瓣细碎，形态飘逸，谁见了谁都喜欢。因为母亲只是信手剪，信手丢，并不在意，因为没有思想性，还称不上是作品。剪纸作为一门流传的民间艺术，在母亲身上没有得到发挥，真是很遗憾。
　　年岁渐长的母亲喜欢回忆了，老家，出生地，童年，少女时光，青春期，背井离乡，骨肉离散，数不清的遭逢，分布在母亲生命版图里的各个角落。
　　比较起来，我最疼爱小女孩儿时的母亲，疼爱鲁西北平原小村落里的那个还是孩子时的母亲，疼爱那个乖巧伶俐的小人儿，仿佛她也和我一起在北方的蚂蚁河边嬉戏玩耍过，不管中间隔了多少年，多少座山，多少条河，多少尘世的忧愁，一样的我们，曾一起幸福地成长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