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运动式治理分析

　　1 时代背景及研究意义
　　治理与善治理论自1989提出以来，便成为世界各国关注的焦点，它与运动式治理有着根本的不同，它们从时间、基本思想和运作的模式方面都有着较大的差异性。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的历史来看，中国政府便是一个不断追求探索管理治理的模式和体制现代化变革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中国作为一个人口众多，地大物博、文化交流多、社会流动性大的社会，社会问题复杂多样，治理难度较大，但是中国的经济一直保持着高速的增长，但是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也面临着社会矛盾加剧等问题，政府如何在国家与社会、政府与市场之间权衡利弊，这便考验了现代政府领导人的智慧。就像诺思悖论所说的一样：＂国家的存在是经济增长的关键，然而国家又是人为经济衰退的根源。政府在现代化进程中是推动现代化和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角色，所以，削弱了政府的作用，也就削弱了政府对现代化和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推力。所以，政府如何在两难选择中寻找到平衡点，是当代政府走向现代化治理的必经之路。
　　中国政府部门长期使用运动式治理来执行法律和公关政策，这已经成为一个常态的管理模式和手段，所以探讨其内涵、运作特点和转型策略的意义在于：通过对运动式治理的相关内涵概念的分析，对中国政府治理中存在的社会问题进行全面深入地分析，才能提高民众对于政党和政府的信任，使国家长治久安。
　　2 运动式治理的缘起
　　作为与制度式常规治理相对应的一种治理手段，中国运动式治理有其内在的固有属性。对于中国管理部门来说，运动式治理早已成为一种普遍的政府治理的方式，这种方式存在有着深刻的历史根源和现实原因。首先，在中国历史上来看，中国长期没有完善的管理文化体系和法制不健全，所以在进行相关管理时，管理模式和手段很容易学习过来，但是深刻的思想和理念却往往能够深刻的理解。特别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通过一个又一个战役，与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压迫作斗争，政府从对抗侵略者的战争中吸取到的经验应用到企业管理和政府管理后的新中国，并且新中国在经历了长时间的政治活动来发展国家社会，所以人们都对运动产生了盲目的迷信和崇拜。目前为止，许多组织和政府部门也喜欢以人民战争的形式管理，督促检查工作。从历史实践来看，许多组织和政府部门喜欢采用运动治理和政治动员的主要原因还是没有建立好完善的制度和机制。在改革开放以来，无论是我国的企业管理还是行政管理，我们都吸收和借鉴了西方很多的管理方式和思想理念，但是因为客观的现实原因，我们为了短时间完成使命达成目标有时也只能采用运动的方式。
　　3 对待运动式治理的态度及转变途径的思考
　　近些年来，学术界在讨论运动型治理态度时，对运动式治理的弊端与积极意义各有说辞。在组织失灵的情况下，传统的官僚制管理已经失去了其功能，在这种情况下，运动治理便可以显现出其优势。运动式治理中最大特点是，在科层制常规治理失去作用时，管理者以政治动员的方式代替，以解决组织失灵带来的副作用。运动式治理不是偶然现象或个人意志，它有一套完善的制度和环境。运动式治理能在短时间内能满足目的的治理结果。它产生的具体原因至少包括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在党和政府从过去长时间的对抗侵略者和反动派势力中学习总结的经验，在新中国成立后长期采用运动和政治动员的方式应用到国家社会的治理中，使人民对这类方式充满盲目的迷信崇拜。二是没有科学的干部政绩考核体系，领导干部便通过运动式治理短期的实现自己的政绩。
　　随着学术界对运动治理的清晰看法和态度，怎样转型成为讨论的焦点。首先，执政党在宏观思路上应该转变有三条路径：一是应该从革命思维转变为执政思维；二是由强制管理思维转变到为人民服务的治理思维上来；三是从集权思想转变为民主参与执政思想。其次，在公共管理中，政府必须从运动治理转变为常态治理，为了实现常态治理的范式，需要建立规范的保障机制，对公共信息要公开透明、及时与公众沟通、及时公开查询、公众监督和定期公开、公开评价等制度的具体出发点和基本操作。
　　4 结束语
　　长期以来，我们已经习惯用非常规手段解决所有的问题。我国进入市场经济后，这一计划经济时代遗留的产物依然长期存在。从城市建设发展、地方经济发展、打击假冒伪劣、环境污染等方面，总能看到政府依然采用政治动员和运动式治理的方式。运动式治理有着其政治与社会的必然性和合理性，从建设法治型政府、责任型政府、服务型政府的目标来看，这是一个必然的选择，市场秩序的建立和政府的现代化水平的提高是一个长期的、连续的工作，不能急功近利。运动治理往往是忽视了法律程序，忽视了当事人的权利，滥用公权力损害公民和企业的合法权益。这种治理方式与十八大提出的法治思维是相矛盾的，与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目标相违背。
　　总而言之，政府采用运动式治理方式和手段解决了一系列治标不治本的社会问题，采用举国体制，政治动员等方式专项和集中整治，并且具有高效性，但是，运动式治理毕竟还是非常规的治理方式和手段，党和政府为了实现治理体系和能力的现代化，必须研究和探索出自己的治理转型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