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苏雅冲突后古希腊哲学家对社会合理化

　　研究苏格拉底与雅典冲突的悲剧是很有意义的。在西方学者追求理想社会的历史长河中，可以说苏格拉底和雅典当局的冲突是西方社会自觉探索社会合理化历史的滥觞和轴心。苏格拉底与雅典的冲突虽然以苏格拉底被判死刑和雅典的衰落而告终，但这场冲突却以其负载的伟大意义成为人类探索社会合理化的逻辑起点和重要资源。按照黑格尔的说法，悲剧意味着双方都具有某种合理性和局限性，在这种毁灭的灰烬中世界精神已经上升到了一个更高的意识。也就是说，苏雅之间的悲剧预示了一个在更高层面上探求合理社会的思想时代的来临。因此，对苏雅冲突进行非彼即此的评判是不合时宜的，历史的回答与选择也证明了我们的猜想。在苏雅冲突的基础上，古希腊思想家展开了对物质与精神、直接民主与精英政治、集体自由与个人自由之间复杂关系的探讨与研究，如何找到一种妥协和平衡的方法克服其缺陷，来充分地彰显其价值成为古希腊思想家研究社会合理化的中心问题。他们提出了种种设想和建构，努力尝试消解二者之间的冲突，并逐渐构建起了一套宏大的西方政治理论体系。随着这种探讨的深入，范畴的内涵得到了进一步拓展，社会合理化的广度和深度得到了进一步的提升，进而对西方社会发展乃至整个人类文明的进程产生了重要而深远的影响。
　　一、柏拉图对理想国的哲学思考
　　作为苏格拉底的学生，柏拉图毕生都以继承和发扬苏格拉底的思想作为使命。在柏拉图的政治设计中，我们不仅可以清晰地感知苏格拉底的思想脉动，而且也可以真切地把握和发现柏拉图对苏格拉底思想的丰富和完善。首先，柏拉图和苏格拉底一样，始终强调精神是居于物质之上的，其核心理论理念论便深刻表达了这一思想观点：具体的物质不过是精神的派生物，完满的精神才是所有物质追求的目标。不仅如此，具体的物质还是禁锢理念复苏的屏障。私有是万恶之源从形而上学的层面逐渐得到了论证，这是柏拉图的贡献。柏拉图把社会分成三个等级，坚持在前两个等级中实行财产公有，这显然是对雅典物质主义泛滥的一种反动，从某种程度上他已经看到了贫富不均所造成的社会危害。他还指出人们生性贪婪、喜斗、好色，为了减少人性对城邦的危害必须控制人类的欲望，并强调美德教育从很小时候就要开始；为了增强道德的力量还要赋予道德以宗教的色彩。柏拉图认为一个国家必须要有宗教，有了宗教才有威慑和希望；更重要的是，他还认为对至善的掌握不仅在于对理念的把握，还要有实践的磨砺。这些显然都是对苏格拉底至善空想性的补充和完善。
　　二、亚里士多德对理想国的反思
　　如果说柏拉图对社会合理化的设计是基于一种纯粹的思辨，那么亚里士多德对理想社会的设计便是立足于经验的基石，这从拉斐尔的油画《雅典学园》中可略见一二。亚里士多德秉持一种中庸的政治思想，这不仅是对雅典民主政治复杂心情的一种学理上的表达，也是对理想国的一种深刻批判和反思。亚里士多德同样强调至善的重要性，但他没有把苏格拉底的至善悬浮在天国中，而是认为社会公平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各种美德必须立足于现实和物质的基础之上。在对城邦的历史研究中，亚里士多德深刻地认识到调适贫富差距对邦国安危的重要性，他指出在一切城邦中，所有公民可以分为三个部分（阶级）极富、极贫和两者之间的中产阶级。
　　三、伊壁鸠鲁与斯多亚学派对社会合理化的探索
　　伊壁鸠鲁学派把苏格拉底的至善理解为快乐，因此个体的快乐便成为其追求的目标。但伊壁鸠鲁学派认为精神的快乐甚于肉体的享受。追逐物质欲望的满足，只会产生对欲望的更大的追求与不满足，从而带来精神上的痛苦。因此，不是欲望和享受，而是无欲和节制，才能导致快乐。除此之外，达到快乐的途径还有德性或美德，它们本身并不是目的，只是达到快乐和精神安宁的一种手段。斯多亚学派则干脆宣称，世俗的物质存在根本就不重要，它们只是实现理性完善的手段而已，本身并无善恶之别，其价值仅在于如何运用来实现理性的自我完善，过一种有德性的生活，只有德性才是有价值的、令人向往的，也就是说，苏格拉底的至善被斯多亚学派理解为节制。尽管伊壁鸠鲁学派和斯多亚学派对至善的理解有很大的差异，但二者却异口同声地强调了在和谐而幸福的生活中道德以及欲望节制的重要性，物质充其量只是一种手段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