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统一模式与统一过程的互动评估

　　摘要
　　一九四九年之后，两岸呈现分裂分治的局面。不过双方当局在追求整合过程里，不管采取的策略或手段是如何，以统一作为目标的理想始终没有动摇过。也因此，早期的军事对抗，中期的统战喊话，以及目前阶段的交流互动，其目的也无非藉由不同的方式，而达到两岸分而再合的目的。两岸当局的政策非常明确指出了中国统一为其最终目标。作为台北大陆政策最重要遵循的国统纲领，即在前言部份指出，中国的统一，在谋求国家的富强与民族长远的发展，也是海内外中国人共同的愿望。海峡两岸应在理性、和平、对等、互惠的前提下，经过适当时期的坦诚交流、合作、协商，建立民主、自由、均富的共识，共同重建一个统一的中国。而同样列为北京对台政策指导方针的江八点谈话，也在结论中说明，早日完成祖国统一，是中国各族人民的共同心愿。而江泽民完全在一九九七年九月的中共十五大政治报告中亦再度强调，实现祖国统一，是海内外全体中国人的共同心愿。中国共产党人把完成祖国和平统一大业作为自己的历史重任，并为此进行了长期不懈的努力。由上所述，我们可以得知，中国最终走向统一是两岸自一九四九年分裂以来一直努力追求的目标。期间虽然经过了两岸当局各自采用不同的策略与方式，不过由于彼此接受的态度有所差异，也因而分隔近五十载，台海两岸依然是隔海而治。不过，中国统一的目标既是两岸当局既定的政策，而且目前双方也均有意舍弃用武的手段而改采和平统一的方式，显见中国未来的整合其成功因素将系结在统一模式是否能为双方所接受。但是统一模式固然重要，统一过程中如何将这些模式应用到各种不同层次的阶段里，使得两岸的中国人均能意愿强烈的接受，这也是本文探讨的重点。
　　壹、前言
　　一九四九年之后，两岸呈现分裂分治的局面。不过双方当局在追求整合过程里，不管采取的策略或手段是如何，以统一作为目标的理想始终没有动摇过。也因此，早期的军事对抗，中期的统战喊话，以及目前阶段的交流互动，其目的也无非藉由不同的方式，而达到两岸分而再合的目的。
　　同时，两岸当局的政策也非常明确指出了中国统一为其最终目标。作为台北大陆政策最重要遵循的国统纲领，即在前言部份指出，中国的统一，在谋求国家的富强与民族长远的发展，也是海内外中国人共同的愿望。海峡两岸应在理性、和平、对等、互惠的前提下，经过适当时期的坦诚交流、合作、协商，建立民主、自由、均富的共识，共同重建一个统一的中国。而同样列为北京对台政策指导方针的江八点谈话，也在结论中说明，早日完成祖国统一，是中国各族人民的共同心愿。而江泽民完全在一九九七年九月的中共十五大政治报告中亦再度强调，实现祖国统一，是海内外全体中国人的共同心愿。中国共产党人把完成祖国和平统一大业作为自己的历史重任，并为此进行了长期不懈的努力。由上所述，我们可以得知，中国最终走向统一是两岸自一九四九年分裂以来一直努力追求的目标。期间虽然经过了两岸当局各自采用不同的策略与方式，不过由于彼此接受的态度有所差异，也因而分隔近五十载，台海两岸依然是隔海而治。不过，中国统一的目标既是两岸当局既定的政策，而且目前双方也均有意舍弃用武的手段而改采和平统一的方式，显见中国未来的整合其成功因素将系结在统一模式是否能为双方所接受。但是统一模式固然重要，统一过程中如何将这些模式应用到各种不同层次的阶段里，使得两岸的中国人均能意愿强烈的接受，这也是本文探讨的重点。
　　贰、两岸现阶段官方的中国统一模式
　　就统一模式而言，两岸目前呈现在政策上的设计是比较抽象，模糊而且是不够明确的。导致这样的情况最重要的原因固然是两岸当局至今尚未能就这项议题进行接触谈判，但是另方面即使最基本相互隔空建议的喊话背景也未见成熟，因此在现阶段的政策里，两岸所提出来有关整合的话题也仅集中在中国应该统一，或统一之前的一些相关程序探讨，至于统一后的模式应是如何，不是设计不够具体详尽，就是设计的模式尚难引起对方的共鸣。以台北来说，它的国统纲领目标是说建立民主、自由、均富的中国。那只是理想境界的中国。至于中国是个什么样的政治体制，两岸应该经由何种模式的整合成效使得目前分裂局面迈向统一，则未见提及。仅在国统纲领远程协商统一阶段，说明成立两岸统一协商机构，依据两岸人民意愿，秉持政治民主、经济自由、社会公平及军队国家化的原则，共商统一大业，研订宪政体制，以建立民主、自由、均富的中国。这也就是说，台北的政策仅只是提及中国的统一，至于促成中国统一，采用何种模式能让双方接受，或是中国统一后，应采何种模式让这样的整合运动持续，则官方的文书上均未见明确的建议方案，而仅认为由两岸共商统一大业，研订宪政体制。至于台北官方早期所提的一国两府，一国两区，以致现阶段的一国两体（即一个国家，二个政治宪体），严格来说，这些说辞都不算是中国统一模式的正式方案，仅能说是提供两岸在统一之前相互政治上有所定位的权宜措施。再以北京来说，它的统一模式自一九八三年提出一国两制说法之后至今未变，实际上这套模式最早的版本可追朔到一九七九年的告台湾同胞书内容里，主要的理论是建立在一个单一国架构下，在其辖下主权领土之内允许有二种截然不同的制度可以运作，涵盖内容包括了政治、经济、社会甚至法律的层面。譬如以江八点来说，一国两制是应用在中国统一之后的模式，它的用意就是让统一之前所有尚未归属中国或中共政权的领土，一旦在主权回归或合并之后，希望能继续让这些土地原先实施的政治体制，经济制度，社会结构以及法律规章仍然像以往一样的照常运作，不受到中央政府所规范的宪政所拘束。所以江八点说：统一以后实行一国两制，国家主体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台湾的社会经济制度不变，生活方式不变，台湾同外国的民间关系不变，包括外国在台湾的投资及民间交往不变。台湾作为特别行政区有高度的自治权，拥有立法权和司法权（包括终审权），可以有自己的军队，党、政、军等系统都由自己管理。中央政府不派军队，行政人员驻台，而且在中央政府里还要给台湾留出名额。一九九七年七月一日香港主权由英国归还给中国之后，由于在一九八三年中英签署香港主权让渡协议即有中共承诺香港五十年不变的说法，因此一国两制的理论得以提早在香港实践，也使得北京当局能以具体的实例来支持它对台湾要求国家统一的建议。江泽民在一九九七年九月中共十五大政治报告里，就特别提出香港回归祖国，标志着一国两制构想的巨大成功，标志着中国人民在完成祖国统一大业的道路上迈出了重要一步。江泽民同时在报告中再度强调，一国两制的基本内容是在祖国统一的前提下，国家的主体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同时在台湾、香港、澳门保持原有的资本主义制度和生活方式长期不变。这一构想，既体现了实现祖国统一，维护国家主权的原则性，又充分考虑台湾、香港、澳门的历史与现实，体现了高度的灵活性，是推进祖国和平统一大业的基本方针。不过，中共的一国两制内涵及其各基本点的关系，在一九九三年所发布的台湾问题与中国的统一白皮书中，是认为有四个基本点，即一个中国，两制并存，高度自治，和平谈判。不过，中国社科院台湾研究所前任副所长李家泉在他所写的一篇论文里，却点出了这四个基本点不是平行的，并且有主次之分。李在文中指出，（一国两制），实际上是一个中心，三个基本点。中心是一个中国，其余三个基本点是两制并存，高度自治和平谈判。李家泉认为，一个中国在一国两制统一模式中是灵魂，也是主体，没有一个中国其它就什么都谈不上，因为一个中国主要是解决两岸定位问题，台湾归属问题。因此，如一个中国原则不能顺利解决，依李家泉的看去，大陆不放心，台湾不安心，外国不死心，两岸关系上的紧张和冲突根源就无法清除。
　　台北的态度当然是不会接受一国两制的统一模式，这不仅自一九七九年告台湾同胞书发布以来，历经一九八一年的叶九条，一九八三年的邓六条，一九九三年的台湾问题与中国统一白皮书，以及一九九五年的江八点，台北都直接婉拒了这其中北京要求和谈的建议，当然也就间接排斥了这些建议中有关一国两制统一模式的内涵。即使到一九九七年七月香港主权移转之前后，台北仍然坚持一贯的排斥立场，说明不会接受一国两制的缘由所在。在官方说辞上，可以摘录政府几位代表性人上的看法来说明：行政院陆委会在该年六月十六日发表中华民国政府对九七香港情势的立场与政策说帖，说明政府对香港政策的基本立场。陆委会在阐述台北对一国两制的看法时并强调，中共若企图以一国两制的香港模式来处理台海两岸关系与未来中国统一问题，则断非中华民国政府所能接受，因为两岸分治的事实与香港受殖民地统治的情况迥然不同。香港模式不仅在客观上不能行之于台湾，同时也违背台湾二千一百五十万人民的愿望。而担任副总统并兼行政院长的连战在稍早四月间会见来访的美国众议院议长金瑞契等一行访问团时，更表示中华民国绝对无法接受中共的一国两制，因为两岸间的问题不在民族问题，而是民主问题，台湾人民不愿接受中共统治的主要原因是：中华民国在台湾从来就不是殖民地，不能与香港模拟。至于李登辉总统则在香港主权回归中共后，对四百多位国内外媒体记者宣告，台湾不是香港；大陆当局可以用一国两制将香港纳入统治，但要以同样方式处理海峡两岸分治局面，就显得一厢情愿。台湾的民意也在七月初香港甫告回归之后的一次民调中，显示出有百分之六十二的受访者不接受一国两制。但是，台北真正在意的，并不是一国两制适用与否的问题。因为在中国统一之后，台湾能够维持一切政经制度与生活方式不变，应是主政者与台湾地区人民所期殷至切的目标。所以一国两制中的两制并存既然是一种权宜设计，使得原来社会的特色与体制均能维持的前提下，应该不致于会遭受那么强烈的反弹。台北当局与人民之所以在中共推出一国两制论调后，会一直表示那么强烈的反对与否定的态度，说穿了就是反对一国两制中的一国，因为那事实上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共要在统一过程中，未经双方协议产生共识，便要台湾单方面屈就自己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份，不要说任何一位执政者或政党不会予以同意，而且在目前意识型态下，起码有超过九成五的台湾人民无意接受这种说法。所以，严格来说，中共一国两制，不管作为两岸谈判前的规范，或是两岸统一后的中国遵循模式，都无法激发起台湾朝野对这样建议的共鸣。那么，统一中国之后的模式，台北官方既没有设计，北京的一国两制理论又难引起台北的共鸣，是不是就表示难予产生呢？事实上又显示未必尽然。因为台北当局虽然没有提出一套中国统一之后的应走的体制模式，不过陆委会委托的学者研究与专家设计，在过去几年也有很多建议出炉。即使没有接受官方委托，在台湾也有很多关心两岸整合的学术者人士在这方面领域有深入研究，也得到很多理想成果，这些仅供官方参考的统一模式研究成果。势将成为台北当局在未来与北京接触谈判有关这项议题时所依赖的规划版本。另方面，中国大陆虽然坚持一国两制为统一后中国的政制模式，不过，它也没有完全排除一国两制以外的中国统一模式。譬如说，美国中国问题专家，乔治华盛顿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何汉理教授，曾经在报端透露北京当局正在研究中国以邦联方式统一的可行性。这项消息虽然未经中共证实，不过中共一直从事于对台政策各项议题的研究工作，统一模式在目前此刻在中国大陆内部进行探讨，以测试其实践之可行性，也并非全无可能。一九九六年七月在香港举行的首届中国统一论坛学术研讨会，来自北京的前社科院台研所副所长李家泉曾发表一篇题为各种解决两岸关系或模式之探讨的论文，在文中他总共汇整了海峡两岸以及其它地区学者所提出林林总总共计九十一种统一模式，并将这些模式分成十种类型来分析。依李家泉作为北京当局长期对台政策策士背景来看，中共内部在进行取代一国两制之外的统一模式研究，益见其可能性的加强。
　　参、中国统一模式之分类
　　因此，基本上可以得出一种结论，那就是两岸当局对未来中国统一的模式并没有定论。到底那一种模式最适合于统一后的中国，或谓那一种模式最适合于统一之前的谈判内容，将取决于两岸经过协商之后的共识。在本文中，尽将近年来两岸以及海外地区学者对中国统一模式的建议作一系统整理，一方面是可对两岸未来整合运动企求多一份理解，另方面也是提供两岸当局对一些统一模式的建议能多一点参考。
　　（三）单一国模式，以目前来看，北京所提到一国两制应是单一国统一模式最具体的方案。至于台北在孙运璇担任行政院长时所提的三民主义统一中国看法，以及郝柏村担任行政院长时所提的一国两区建议，尚难见到这些说辞能落实到现实环境的可行性。以三民主义统一中国来说，就是将中华民国现行的宪政体制在中国统一后取代中国大陆所有政、经与社会制度，但是台北若不以武力来实践很难在短期之内会有如此结果。至于一国两区建议，如只运作在两岸之间尚有其理论上讨论的空间，但是一旦出现在国际社会，这两区政府的国际人格如何定位，便是这项理论的盲点。因为如果没有国际人格定位赋于两岸，那么一国两区中的一国是由中华民国代表自居时，大陆不太可能会同意如此安排。如果给予定位，那么这一国就不会只是单一国制度，而可能较接近联邦或邦联的性质。因此台北所提出来的模式，从一国两府，一国两区，一直到现阶段的一个国家，二个政治实体，实际上都没有从单一国模式的观点出发。
　　肆、统一过程的一些因素探讨
　　未来统一后的中国模式既然有联邦，邦联或国协，以及单一国等多种，那么我们在深思如何达成中国统一这项目标时，也会发现统一模式固然重要能赢得两岸当局与人民的认同，但是统一过程中有些因素可能对统一目标影响甚钜当需详尽列出分析。
　　（一）和平方式迈向统一的因素对于促成统一目标，其间所需运用或借助的方式就可能与统一模式同样值得来重视。中共虽然至今尚未承诺将全面放弃对台湾使用武力，但是一九七九年告台湾同胞书发表之后，和平统一的手段已作为中共对台政策的方针。而台北在一九九一年之后正式宣告动员戡乱时期的终止，这不仅改变了其视待中共为叛乱图体的传统，而且台北当然也不可能再设计用武力来解决国共内哄的历史问题，因此也导致中华民国必须宣示在未来进行两岸统一事宜时，将采和平的方式，而这点也在《国统纲领》的进程阶段规范里说得非常清楚。而且在两岸当局对外宣告的重要文件里，也同样强烈的宣示了和平统一的政策与立场。中共总书记江泽民在该党十五大政治报告有关两岸关系的谈话部份，就说明了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海内外全体中国人的共同心愿。中国共产党人把完成祖国和平统一大业作为自己的历史重任，并为此进行了长期不懈的努力。而李登辉总统也在一场中共导弹试射演习陪衬下的总统大选赢得胜选之后，就职典礼上宣告他希望前往中国大陆从事和平之旅。而且在一九九七年十二月的国统会上，再度呼吁北京当局在两岸关系的推动上，采取务实思维与前瞻作法，崇尚和平，摒弃武力。事实上在一九九五年发表的李六条，其中第五条的主张已明确说明两岸均应坚持以和平方式解决一切争执。但是，尽管两岸最高领导人都是以和平为基调，来论及当前处理彼此关系的原则。不过双方当局仍然有二点措施不尽契合和平统一的精神与原则。
　　1。就台北来说，除《国统纲领》外，其它所有重要官方文书与决策高层的谈话，是以两岸问题的和平解决为着眼重点，而非政策推向于和平统一为目标。即使于在《国统纲领》内，也不过提到海峡两岸应在理性、和平、对等、互惠的前提下，共同重建一个统一的中国，和平只是其中一个前提而已。因此，就追求统一目标透过和平运作的方式而言，台北呈显出来的作为毋宁说是比较缺乏积极的色彩。
　　2。就北京来说，尽管和平统一已列为对台政策的的方针，但是不放弃对台用武的立场已深深烙印在台湾民众心中，以致于在台湾普遍认为中共黩武的形象始终不改。虽然江泽民在十五大的政治报告中曾提到要努力用和平方式实现统一，但不能承诺放弃使用武力，这决不是针对台湾同胞，而是针对外国势力干涉中国统一和搞台湾独立图谋的。但这样有条件才会用武的说法，并没有因而减缓台湾民众的疑虑，在较新的一次民调结果里，还是看出在终止动员戡乱之后，中共并没有降低对我敌意问题上，仍有百分之廿七点三的台湾民众认为敌意有所升高，加上百分之廿六认为敌意不变，二者合计共为百分之五十三点三，而且更有指针的是百分之七十三民众不相信中共有和平解决问题的诚意。
　　因此，要谈统一的目标，要论统一的模式，显然前提必须先探讨整合过程是否能够采取和平的方式，如要达到这样和平方式处理的两岸关系，并且希望透过和平方式达到统一目标，那么终止两岸敌对状态显见需要两岸当局首先来面对。事实上，自一九九五年江八点与李六条先后发表之后，两岸终止敌对状态的认知双方已有交集与共识，只不过在程序上的步骤尚有些差距。对北京来说，两岸之间首先考量莫过于这项议题的谈判，在江八点中就提到作为第一步，海峡两岸可先就在一个中国原则下，正式结束两岸敌对状态进行谈判，并达成协议。但对台北来说，《国统纲领》中早已提示，两岸应摒除敌对状态。到了一九九五年四月，李登辉发表六点看法，其中第五点的主张有一段文句，就很清楚的将两岸终止敌对状态的处理过程予以告示：两岸正式谈判结束敌对状态成熟度，需要双方共同用真心诚意来培养酝酿。目前，我们将由政府有关部门，针对结束敌对状态的相关议题进行研究规划，当中共正式宣布放弃对台澎金马使用武力后，即在最适当的时机，就双方如何举行结束敌对状态的谈判，进行预备性磋商。不过，必须清楚点出来的是，台北对两岸终止敌对状态的看法，在程序上的步骤是与北京的建议有点不一样。基本上，双方确实都对这项议题是否进入谈判程序都有一个前提条件：譬如北京希望是在一个中国原则下；台北则是坚持当中共正式宣布放弃对台澎金马使用武力后，至于在步骤上双方则有所差异：北京是希望举行谈判，达成协议；台北则是先进行预备性协商，再视情况进入正式谈判程序。但是这方面的差异只属于技术上的层次，不难克服。而双方所提的前提条件，实际上也可说就是这项议题的谈判结果是属于蛋生鸡或鸡生蛋的争论，端看两岸当局对两岸敌对状态终止的强烈意愿便可揣测前条提件所存在障碍性的强弱度。倒是台北陆委会主委苏起在一九九九年四月卅日辜汪会谈六周年记者会上一席谈话，由于其主张两岸应谈全面性和平协议议题，会不会影响到北京对两岸和平解决问题的意愿，就值得来观察与评估。
　　现在两岸均一致主张以和平方式来解决两岸的争执，并以和平的手段来达成两岸整合的目标，当然这样的统一远景，就更需要时间与耐心的因素。而前中共党校理论研究室副主任阮铭也曾说过：历史形成的两岸统一困局，需要一个历史的长过程才能逐步解决。当然，两岸领导人也都有过如此理性的表达，譬如说，毛泽东曾说：台湾问题可以等一百年，留给我们的后代去解决好了。而邓小平也说过：实现和平统一需要一定时间。而李登辉总统亦有同感的提过：两岸谈判不可能一次就成功，为了国家、人民的利益，就是谈一百次也要谈，谈了一百次只要一次成功就成功了。两岸之间就要慢谈，一百年都要谈。在一九九七年十二月所举行的国统会闭幕典礼上，李登辉总统再度强调：两岸经过半个世纪的隔绝对立，累积了许多差异与歧见，绝不是短时间之内，可以完全化解的，因此，我们主张透过充分的沟通协商，培养互信，扩大共识。但是，以江泽民为核心的中共目前领导班子，显见对台湾问题成统一目标的完成不如上一代中共领导人的耐心，已见明显的急迫性。最新的情况是中共国家主席江泽民于一九九九年三月七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香港厅参加香港人大代表团全体会议前，接受台湾记者提问有关中共在今年底收回澳门后是否会对台湾问题制定统一时间的问题。江当时相当坦白的表示，香港已经回归，澳门在今年底亦将由中国收回主权，而临世纪之交，对于台湾统一的问题心情是迫切的。江并说，这一天不会是遥遥无期的。这种类似统一设定时间表的谈话，中共高层表达已不只一次，即使在一九九五年一月卅日江八点发表之时，江泽民已说过无限期地拖延统一，是所有爱国同胞不愿意看到的。同年八月十日香港《星岛日报》一篇来自北京的报导尚引述消息人士的话说，中共对台领导小组将向当时在北戴河进行的中共政治局扩大会议建议，将台湾当局无限期拖延两岸和平统一进程列为北京最新对台动武的条件。而较新的说辞则是一九九八年十二月在北京由海协会主办的两岸关系座谈会上，一名资深的涉台学者曾提出警告说：台海现状不能固定化。北京当局企求中国统一能早日完成的心态可以体会，同时在追求统一的目标里，对岸希望不会节外生枝，产生台湾独立结果的忧虑也可以理解。但是让一个历史春秋大业，不去计量其过程中应该评估的得失，只是简单地列上一个数字目标去完成，那么这样的统一大业只能用躁进一词来形容，因为不仅整个作业过程会因是应急而显得粗糙，而且涉及到双方对统一时程的认知与意愿尚有落差时，甚至还会导致两岸军事冲突的结果。这样的情势发展，不要说是两岸人民所不愿见到，恐怕更非国际社会所期许。两岸整合的问题在中共早期领导人心目中已深知绝非一蹴可及，因此需要更多时间来模索解决。另方面，即使目前两岸已经进行了超过十年以上时间的交流，但是双方现阶段的社会制度、经济水平以及民主政治的差距实在过于悬殊，这同样也可说明今日两岸之间不能立即统一的原因所在。有个例子可以支持前面的说法，那就是在一九九四年八月中旬，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办、国台办和中央军委研究办曾联合召开为期七天的对台湾战略工作会议。会中有提出解决台湾问题的四个阶段时间表：第一阶段从一九九四年到一九九九年；第二阶段是从一九九九年到二四年；第三阶段是二四年到二九年；第四阶段是从二九年至二一四年，至于中共决策阶层在其中分阶段，甚至在时间上拉长到公元二一四年，主畏是认为届时大陆经济可能已有了更大的进展，可拉近与台湾的差距，这样比较容易奠基两岸统一的基础。基本上，上述的阶段政策仍把统一的时程冠上时间表是有其不够沉稳的一面，但是当了解两岸统一尚系于经济差距的拉近则有其务实的一面。
　　另外也有个例子可以用来参考。譬如说，现阶段台湾民众对现状的支持与认同，均高于急独与急统相加的总和，或者说，支持度均高于任一的急统或急独。当然，这不能武断的解读今后现状的走向是统或独，但至少可肯定的结论，现状的支持就是不愿在现阶段就决定选择统或独。对两岸当局来说，如何营造一个统的憧憬，而不是独的响往，就必然需要时间与耐心的因素，来烘托着令人接受的环境与背景。其实中国统一必然是水到渠成的结果，不能强求，也无法预期，因为这是两岸人民民族情感自然促成的体现，也是中国历史上追求一统王道精神的展露。（三）互信基础的因素北京当局曾经多次提过中共绝不会对台湾同胞动武。江八点中甚至提出了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可是台湾的民意仍然显示：深信中共绝不放弃对台湾使用武力。李登辉总统也说过，他已多次强调反对台独，可是说了一百多次，中共始终不会相信，而且北京当局还认为说：对李登辉要听其言，观其行。还有一个例子，是自一九九二年两岸开始争执的一个中国。双方一直用词相同，只是解读有异。这点共识企图建立直到现阶段为止始终无法完成，究其原因当然很多，但是最主要的症结还是在互信不足。这种互信不足，恐怕才是两岸当前所有争执问题无法顺利解结的真正关键所在。所以，轻的如两岸制度化的交流与互访，重的如政治谈判的设置，都是因为是双方互信不足，都不曾有顺利圆满的结局。所以两岸实际上可透过对话机制来建立互信基础的管道，也因双方相互猜疑甚重，深恐话未交集就会掉入对方的文字陷阱里，进而就将对话限制、设障，甚至排斥或搁置。没有互信的基础，也没有互信的机制，双方仅就对方提出质疑，很少反省自己的疏失，当然就只见两岸相互指责的场景，而不见彼此提携的远景。长久此往，两岸当局就较少去考量问题症结所在，而多集中在控诉对方的不是与刁难，结果最后是演变成恶性循环，在互信不足之际又增加了更多台湾与大陆的信任危机，也因而自一九九三年四月辜汪会谈后至今，两岸关系之所以一直缺乏实质的进展，其来由当是如此。其实，两岸当局并非全盘昧于对互信的疏忽。北京方面江泽民在江八点中曾有提到要继续加强两岸同胞的相互往来与交流，增加了解与互信。而一国两制的建议虽不能获得台湾民众的认同，但是当时这项建议的动机出发点即是从互信建立着眼，因为它强调台湾可保持原有的制度，所以中共认为不是我吃掉你，也不是你吃掉我，以为这是可获得台湾的回响。结果台湾注意的却是一国可能吃掉它，而不是两制兼容了它。在台北方面，李登辉总统也说过：两岸经过半世纪的隔绝对立，累积了许多差异和歧见，绝不是短时间之内，可以完全化解的，因此我们主张透过充分的沟通协商，扩大共识，进而在互惠合作的基础上，共创和平新局。
　　伍、结论
　　因此，在试着去整合本文前述的统一模式的解析与统一过程中的因素探讨，希望来建构出一个符合现阶段两岸关系特质的统一过程。在这样的建构里，可以看到不同的模式实际上是可呈现在不同阶段的过程里。同时重要的是，任何的一个阶段都可被视为是中国统一目标的完成。只要那时两岸人民认为这样的整合结果已满足了他们的需要，便可有这样的结论。另外，也很重要的是，当统一的过程在迈向目标之时，像本文在前面所叙述和平方式的因素，时间与耐心的因素，以及互信基础的因素就必须列入两岸当局的考量。虽然这其中若缺一因素并不与统一目标的成败有必然之关系，但是全般否定了这些因素需要纳入考量，那么就很难见到两岸任何谈判进行或协议达成的可能性。因此，在进入下列被称为阶段性的过程或目标时，确有必要再将和平方式，时间与耐心，以及互信基础等因素再度的强调，而且也需说明它们有互为因果的关系。至于，所谓阶段性的过程或目标，一般来说，应该是在经过两岸的政治谈判，或终止敌对状态，最后终于达成某种程度的整合意愿后才会产生。在这里，尽可能仿真这样的阶段性过程或目标，设法引进本文前述的统一模式以作为每一阶段整合运用的手段。
　　（一）第一阶段：邦联式的中国两岸在终止敌对状态结束后，或可签订一项有关两岸定位与安全保障的协议，并在双方满意彼此受到尊重与对等的规范上，进行组织没有一个中央政府体制，却只有双方组成的联合国会的邦联式中国。在这个模式之下，台湾与中国大陆经此均享有独立主权，并可自由加入国际组织，但是在对外关系与国家安全层次上，两岸可在事先共识的基础上采取同一个政策与步骤。美国在一七八九年宪法正式制定之前，曾短暂的采用了邦联条款，它对外的政府象征就是十三州联合支撑起来的国会。因此邦联的中国，根据《中国时报》创办人余纪忠先生的看法，既符合大陆对一个中国原则的坚持，也确认了台湾拥有主权、尊严、民主与安全的基本需求，可使两岸中国人民在良性合作与竞争的情况下，实现有利中华民族发展的共同目标。
　　（二）第二阶段：联邦式的中国邦联式的中国设若能将两岸的互信基础加强，又将两岸相互依赖度提高，甚至于对两岸整合意愿可进一步的增强，那么两岸当局可进由协商，来制订宪法，成立联邦式的中国。在这个模式之下，台湾与中国大陆加起来就是中国主权的领土，不容再有分裂或分割之议。宪政体制可依人民的公意来决定，但仍可授于联邦成员有其展现自由意志可仿前苏联体制由公投决定本身自由加入或退出联邦的宪法条文，但门槛不妨提高，以维护联邦体制的稳定。当然最重要的，中央与地方的权限，政党政治的建立，公平选举的举行，在在要有法治化的明文规定，唯有如此，联邦成员才有意愿共同存在一个屋檐下。
　　（三）第三阶段：单一制中国最后，当联邦的中国不再满足中国人需求的民族光荣与尊严时，或许就有更多的要求呼声希望中国走向单一国体制。由于这样的模式会影响到较具弱势联邦成员的权益，因此如何建立起国家资源与权力合理分配的规则，如何建立起国内政治民主的机制，以及如何开创更繁荣富裕社会的理想，应是联邦中国走向单一国体制的必备前提条件。由于这样的阶段也是中国迈向最后一统的模式，也因此，有更多缓冲的时间与空间可让整个中华民族来思考他们的方向与目标当然上述，每一阶段的模式建议只是种参考作用而已，而非必须一成不变采取这样的顺序与程序。其实，中国统一模式固在目标的追求中有其一定的影响作用。但是最重要的可能还是两岸在迈入统一的过程中所呈显出来一种有强烈意愿追求整合的精神与意志。再说清楚一点，中国统一模式到底是什么并不是统一最重要的因素，因为大陆既可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台湾也可建立具有台湾特色的三民主义，这表示两岸均有弹性适应未来变迁环境的能力与条件。重要的是，统一的过程可否让两岸顺利的接受与渡过。因此本文探讨的重点与其是要说明那一种模式或制度最适合统一后的中国，还不如说，中国人最可能接受的统一模式应是经历一个什么样的过程，而这样的过程让中国人民接受的程度，也会随着时间渐进，互信的建立，进而透由和平、民主、自由的方式而逐渐增强。所以结论实际上已经呈显，那就是唯有中国人能接受的统一过程，才有机会让中国迈向最后统一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