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明弘扬民族独特传统文化学术交流会综述

　　2014年4月3日至5日，由陕西省人民政府主办、西北大学承办的清明弘扬民族独特传统文化学术交流会在古城西安隆重举行。来自内地和港澳台的80余位学者围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独特性与现代价值展开了热烈而深入的研讨。陕西省副省长王莉霞出席开幕式并讲话；思想史家、西北大学名誉校长张岂之教授作了题为《中华文化的历史渊源》的主题发言。学者耿云志、赵馥洁、赵世超、洪修平、张国刚、韩震、王斯德、孙晓生、刘源俊、廖美玉、林安梧、李纪祥、邓国光、潘小慧、欧阳哲生、方光华等来自两岸三地的专家学者作了精彩发言。
　　一、炎黄文化与中华独特传统文化的关系
　　炎黄文化是民族独特文化的源头和重要组成部分，与会学者主要探讨了炎黄文化的内涵、价值及其现代意义。张岂之先生认为，中华文化的历史渊源可以上溯至黄帝与炎帝，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华原创性文化的形成与成熟的重要时期，以汉族为主体的文化共同体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汉族文化与少数民族文化相互交流融合，构成了中华文化的整体，构建了中华文化的精神家园，其中积淀着民族的智慧、民族的价值尺度、民族的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具有自身的独特性。中央党校任俊华教授提出，儒家理想中的大同社会具有全民公有的社会制度、选贤与能的管理体制、讲信修睦的人际关系、人人为公的社会道德、各尽其力的劳动态度等特点。他还从历史渊源、思想渊源、社会基础等方面研究了中国古代大同思想的起源，认为三皇时代的原始共产社会是大同世界的历史渊源，炎黄文化一脉相承的易道是大同思想的思想渊源。
　　西北大学陈战峰副教授根据郭店简、上博简等简帛文献认为：炎黄信仰主要源于战国时期，古代典籍中对黄帝、炎帝及尧、舜、禹、汤、文、武的记载，主要目的是对道德伦理进行历史重建，战国中晚期以后炎黄从儒家道统中逐渐淡出，则与黄老合流思潮以及五行、道教等的滋生有关，反映了儒家伦理对历史学影响的加剧与加深。陕西历史博物馆杨东晨研究员介绍了井勿幕领导革命党推翻陕西清政府、中国同盟会西北部秘密祭祀黄帝陵的历史，以及中华民国时期主要辛亥志士的事迹，并指出黄帝精神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陕西同盟会志士就是在黄帝大一统民族精神的鼓舞下，成功取得了陕西辛亥革命的胜利。宝鸡文理学院高强教授探讨了中国古代蒙学读物与黄帝文化之间的关系，指出宋代以后出现了专门的蒙学历史读物，其中包含着大量宣传人文初祖黄帝历史功绩的内容。广州中医药大学孙晓生教授、梁宏佐从饮食文化的视角阐释《黄帝内经》食养食疗理论的历史渊源及《黄帝内经》对现代人的生活与养生膳食模式的重要指导意义，认为《黄帝内经》首倡东方基本膳食模型，奠定了中华民族饮食保健的理论基础，并在饮食结构、饮食保健等方面为当今养生保健提供了重要理论借鉴。
　　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主要内容和特点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具有丰富的内涵和鲜明的独特性，对中华传统文化的主要内容、特点及其独特性的探讨，是本届学术交流会的热点。与会学者的相关讨论可以归纳为以下几方面：
　　一是探讨中华文化独特性的主要内涵。《光明日报》原总编鲁谆先生指出，中华文化的独特性主要体现在主体性、包容性、稳定性、开放性、延续性等方面；而中国的地理环境与自然条件则是中华文化独特性的重要成因。作为中华文化独特性重要代表的中华文化精神包括阴阳互动、以人为本、刚健有为、崇德宽厚、和谐包容、整体统一等内容。西北大学龚杰先生指出，中华传统文化的发展表现出以下特点：自主创新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学术命脉，叩其两端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方法，人的价值是中国传统文化的认识对象。西北政法大学赵馥洁先生指出，必然原理与应然原则相融通是中国传统哲学的重要特质，具体表现为宇宙本体与价值至境、历史规律与价值追求、认识过程与价值意蕴、自然生命与道德价值等的融通，它所蕴涵的思维经验和哲学智慧，是实现中国梦的宝贵智慧资源。
　　二是通过经典文献的解读揭示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学者们围绕传统经典文献的解读，对中华传统文化的独特内涵及价值进行了探讨。台湾辅仁大学潘小慧教授分析了《孟子》一书中与生命相关的几个例子，认为儒家伦理也有类似西洋哲学的原则性思考；儒家的基本伦理原则是义高于人命，人命高于礼，礼高于禽兽之命，重视人是儒家伦理的基本思考。佛光大学李纪祥教授则探讨了孔子祭如在思想的内涵，以及朱子与其门人的相关讨论，认为儒学的理想与发展主轴，已从宗庙世界转向具有人文教化性的孔庙世界。澳门大学邓国光教授从例、义、从宜三方面考察了《通典礼典》的具体要义，认为《通典礼典》是一套全新的礼学建构，在中国礼学发展史上具有重要意义。吴先宁先生对《周易系辞》中天地之大德日生的哲学意义进行了探讨，认为它是中国哲学的最高原理和究极命题，并奠定了中国政治哲学的基础。东海大学曾瀚仪则通过对《大学》经一章的释读，揭示了其中的实践内涵。
　　三是对传统儒学和史学思想的价值进行了研讨。中国艺术研究院任大援教授指出，王道作为儒家的社会理想，实质上是儒家德孝礼等基本哲学概念的外化，当代社会存在着继承王道思想的可能性。宜春学院陈荣庆教授认为，先秦诸子的天下理念中具有丰富的包容思想，这种包容理念与实践促进了中华民族的繁荣发展。西北大学郑熊副教授讨论了宋代《中庸》研究与二程天理本体论之间的关系，强调二程通过对《中庸》的阐发构建了天理本体论以及致知论和修养论，实现了儒学的深化。杭州师范大学范立舟教授对南宋甬上四先生（杨简、袁燮、舒磷、沈焕）的心学思想进行了深入地阐发，指出四人的思想虽师承自陆九渊，但同时又表现出不同于陆九渊的特点。大连大学葛志毅教授认为，在中国古代的政治思想、道德伦理意识、哲学思想等方面都有与之相符的史学精神内涵，以史为鉴是中华民族精神心理的重要结构要素，从史学对中国古代文化的影响来说，史学是中国文化托命之本。西北大学刘宝才先生则从华夷之辨的角度探讨了中国历史上各少数民族与汉民族之间的文化认同过程，指出少数民族对华夷之辨给予了积极回应，中华民族文化认同的发展是华夷之辨终结的深层原因。
　　此外，学者还从清明节俗、祭祀文化和教育思想等方面探讨了中华传统文化的内涵与价值。台湾逢甲大学廖美玉教授以唐代清明祭墓与踏青风俗为考察点，从自然与人文视角阐释了清明的多重内涵、祭墓和改火风俗中展现出的唐代君民同乐共感，以及唐代清明风俗中蕴含的生命伦理和传统节令文化意蕴。暨南大学刘正刚教授则以广东顺德龙江镇贞女桥为例，探讨了宋明以来节孝文化在广东的推广。广州大学吴小强教授指出，以孔子为代表的中国古代教育家创立了独特的教育范式私学，教学内容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六艺，这种私学范式深刻地影响了中国传统社会的教育体制，有效地传播了中华优秀文化经典著作和思想。
　　三、中华传统文化的研究回顾与发展创新
　　中华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发展创新也是近现代中国学者所关注的主要学术课题之一，与会专家学者回顾了中华传统文化的研究历程和经验得失，并就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未来发展创新提出了富有新意的见解。
　　华中师范大学刘固盛教授梳理了20世纪20年代整理国故运动兴起后的老庄研究，指出近代国故整理运动下的老庄研究不但是对我国传统文化特别是道家文化的坚守与弘扬，而且是对西方文化的一种积极回应。西北大学方光华教授对张载思想研究进行了学术史的回顾，介绍和评析了宋元明清时期对张载思想的评论，以及近现代学者在张载思想研究方面的代表成果和观点，展现了张载思想研究的深度与广度。陕西师范大学刘学智教授回顾了关学的历史沿革、基本特征、历史地位，以及编纂《关学文库》和发展关学研究在传承优秀传统文化方面的重要意义。台湾中国文化大学曾春海教授介绍了当代著名学者劳思光先生文化哲学的要义，探讨了其文化哲学中的问题意识、动机、意向和立足点；建构意识与解放意识等核心概念；及其对中国文化危机及路向、当代文化的困境及解决等问题的思考。
　　台湾慈济大学林安梧先生对儒家王道思想进行了新的诠释，一是主张提倡公民儒学做为后新儒学的社会哲学向度；二是提出通过突破血缘性纵贯轴可以实现儒学的崭新发展；三是指出仁恕之道可以用来对治现代化所造成的人的异化，让人能回归到生命本身。中国社会科学院耿云志先生通过对胡适文化观的解读，指出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创新中，应当兼顾开新与守成，要在守成的基础上开新，在开新中兼顾守成。葛承雍教授指出，要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科学的扬弃选择。要以人们喜闻乐见、具有广泛参与性的方式推广中华文化，引导海内外华人成为传播中华文化的主体；要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形成为全民族的价值认同，提升国民与传统文化的共生互动。北京外国语大学韩震教授认为，注意整体的价值取向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特点，但中国文化的发展需要在整体性优先的前提下释放个人自由的空间，实现全局整体与个体之间的和谐共存。河北经贸大学武占江教授提出，传统体用观体现了中国文化的特色和精髓，应当借鉴中国传统体用互动、体用融通的哲学智慧以推动中国文化走向自新的合理路径。河北师范大学杜运辉副教授认为，坚持中国文化的民族主体性必须以对民族文化的正确认识为前提，以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作为一以贯之的根本原则而兼容并包。
　　此外，西北大学谢阳举教授指出，同异问题在思想史上具有重要地位，我们应该顺应历史发展，超越肤浅、狭隘、机械的同异观，走出理想主义和教条主义的偏执，以感性的、多样性的、差异性的事实为基础，宽容矛盾性，培植共存兼容的复杂性、复合型、协调性思维模式，维护社会活力，树立人们自我管理的责任感，实现不同主体之间的平等、公正和团结。东南大学田海平教授从哲学上辨析了实践智慧的结构与功能，实践之善的三个根源，并总结了实践智慧具有搁置理论、变革观念、造就社会、涵养人性等重要功能。中国社科院刘志琴研究员从社会文化史研究的对象和方法出发，探讨了如何更全面地展现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认为礼俗互动是中国社会文化史的特色，社会文化史应以生活为本，应从生活日用中提升中国理念，从生活中建构中国文化观念的系统。
　　四、中华民族独特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中华民族独特的优秀传统文化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专家学者在本届学术交流会上也就此展开了深入的研讨，并取得了以下共识：
　　一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助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建构。张岂之先生指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提升与发展，可以具体表述为：天人和谐、道法自然、居安思危、自强不息、诚实守信、厚德载物、以民为本、仁者爱人、尊师重道、和而不同、日新月异、天下大同等理念；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具有鲜明的独特性和现代性，需要在继承创新中进一步加强文化认同和价值认同，不断发挥其当代价值。浙江省委党史研究室王祖强副主任、姜卫东认为，当代浙江人共同价值观的主要内涵是务实、守信、崇学、向善，它源自浙江独特的区域传统文化，积淀了浙江的历史人文精神，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一脉相承，体现了新时期浙江人共同的价值追求和价值标准。陆栋先生认为，中国教育界应当传承传统文化中教育神圣的价值观，培养出能够具有人文精神的人才，从而提升社会整体道德水平。安徽大学王国良教授指出，中国哲学具有自然意识、民本意识、忧患意识、天下主义等四大传统，哲学传统能够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哲学基础和文化支撑，为当代中国价值观建设作出重要贡献。
　　二是民族独特传统文化对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与会学者们认为，祭黄帝陵折射出中华儿女对民族历史和文化的认同感；这种认同是中华民族精神的体现，具有强大的精神凝聚力。今天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就是历史认同与文化认同二者结合的科学表述。鲁谆先生指出，认识中华文化独特性的现实意义在于，它是提高文化自觉的需要，是中华文化走向世界、推进世界文化多元互补的需要，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需要。中国社会科学院周溯源先生指出，责任意识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内涵，在
　　当前实现民族复兴中国梦的过程中也应贯彻和弘扬责任意识。清华大学张国刚教授指出，理解中华文化特性对于理解当前的社会转型具有重要意义，中国特色政治制度的实践与中华文化传统及百姓的认知有着密切的关系。台湾东吴大学刘源俊教授强调，海峡两岸主流文化共同源自汉文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复兴可以促进两岸的互补共荣与和成共进。邹重华先生指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不能缺少台湾与大陆的最终统一，以及实行一国两制的香港、澳门两个特别行政区的平稳发展。
　　五、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和谐社会、法制社会的建设
　　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现实意义方面，学者们认为，认识中华传统文化的独特性特点，弘扬其中的理论精华，对于当前中国建设和谐社会和法制社会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南京大学洪修平教授指出，圆融精神、伦理精神、人文精神是中国佛学精神的主要方面，中国佛学的精神对于今天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融合、当代社会的道德伦理建设、佛教适应社会主义社会以更好地发挥自身的积极作用等均具有现实意义。清华大学卢风教授认为，中华古代文明是激励内向超越的文明，其存有论的天人合一观念，以及价值观的内向超越、政治上的思想精英领导、经济上的以农为本、崇本抑末，既保证了中华文明的延续不绝与广泛传播，也为建设现代生态文明、平抑现代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的矛盾与弊端提供了理论指向。北京大学欧阳哲生教授从中西关系的视角出发，阐述了康乾盛世时期中国与西欧社会的差异，指出中国未能自我成功向近代社会转型的历史原因在于缺乏制度革新的思想和动力，这在今天仍值得继续反思。西北大学宋玉波副教授从命与业的解释模式人手，对我国传统的生命体验与解释模式进行了梳理，认为这两种生命体验与解释模式在激励人们不畏艰难险阻追求理想、促进我国社会道德的提升等方面具有重要的意义。
　　陕西师范大学赵世超先生对战国时期思想界引礼人法的积极意义及消极影响进行了辨析，并指出引礼人法的历史经验教训对当今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具有重要参考价值。西北大学张茂泽教授探讨了中国古代谏诤观的思想基础与内在矛盾，指出谏诤观是中国古代政治学说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健全完善中国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具有借鉴意义。西安建筑科技大学程秋君指出，家是人不可替代的生命根基和人存在的标志，应当弘扬中国传统的家道文化以解决现代的家庭危机。陕西中医学院路波提出，传承发展中国传统医学和养生文化对于国民健康、社会和谐具有重要的价值。
　　此外，与会学者提出要对民族独特传统文化进行全面的考量，如张岂之先生指出，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古为今用等原则在当前的中华传统文化研究中依然适用。赵世超先生也主张理性的对待传统文化，在强调文化独特性时不可否定普世价值，要对传统文化中的糟粕进行反思和清理，在反思的基础上确立文化自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