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舆论如何看待秋瑾案兼与李细珠先生商榷（之一）

　　【内容提要】《互动》对秋瑾案中民间舆论与官府作为及其互动提出很有见地的看法，也有严重失实之处。在君权大于法权的时代，讯明口供后就地正法并于事后上报，就是皇帝钦定的法律和司法程序。舆论集矢于张曾以革命罪杀害从未革命的弱女子秋瑾，痛斥官府制造冤案。其原因既是清政府权威丧失，也与延续千年仍是当时社会主流意识的性别与社会角色观念有关。1907年前后，以立宪消弭外患、以立宪消除革命，是清政府与民间舆论之间的共识，预备立宪是双方都在利用的话语资源和攻击对方的武器。且史料与学术规范等，似亦有可探讨之处。
　　【摘要题】百家争鸣
　　【关键词】民间舆论弱女子秋瑾冤案预备立宪学术规范
　　【正文】
　　近日拜读了李细珠先生大作《清末民间舆论与官府作为之互动关系》，（注：李细珠：《清末民间舆论与官府作为之互动关系》，《近代史研究》2004年第2期，第144页。以下简称《互动》，仅注明刊于《近代史研究》的页码。）颇有启发，也有一点疑惑。先生大作多处引用近代史所所藏档案，笔者心羡而难以企及，不敢置喙，仅就目力所及，就教于先生。
　　一民间舆论抨击就地正法了吗？
　　前辈史家再三强调，史学论著无一字无来历。既然就地正法从根本上违背宪政精神，江浙民间舆论一片哗然、大加非议，是舆论攻击的焦点，那么，当时的报刊以此为主题的新闻、评论不说连篇累牍、触目皆是，至少同一文论中将就地正法、正法与立宪、宪政密切相联的关键词应时时出现，原始资料应当非常多。然细读《互动》，数万字长文，除第一节论说就地正法外，其余四节仅两处在行文中提到正法、就地正法各一次，皆为对事件过程的客观叙述，未有评说（注：一是《互动》第2526页，一是第3233页。），所引史料也与就地正法无关。第二节及其后几节亦无任何对就地正法的评说。显然，《互动》的核心论点之一：浙江巡抚张曾将尚未举事的革命党人秋瑾‘就地正法’，引起了江浙民间舆论的一片哗然，仅在文章的第一节展开分析，因此需要对该节文本作进一步考察。
　　《大公报》设在天津，注重京津及周边地区的情况，但对全国的经济命脉以及开风气之先的江浙、两湖地区亦十分关注，它当然不及江浙民间舆论那么活跃，但也有贴近国家中枢、信息灵通的特点，有自己的视角、视野和主旨。该报对秋瑾案的报道很晚且十分简略，至7月25日始见《皖乱汇志记秋瑾女士株连被捕情形》，且系串连、压缩《申报》、《时报》的报道而成，强调秋瑾无辜受累，此系冤案。又过五日，才有以预备立宪评说秋瑾案的言论。但并未非议就地正法，而是强调秋瑾之株连被杀，以一女子之身，有何能力、有何设施而谓为党于革命，以猛狮搏兔之力擒之。似此种种野蛮手段，已不见直之于万国；况今以煌煌诏旨、三令五申预备立宪之时代乎？（注：《党祸株连实为促国之命脉》，1907年7月30日《大公报》。）
　　《时报》先后有数文提到徐锡麟狱，但都集矢于官吏大肆株连和剜心致祭，以预备立宪之时代，而仍株守此野蛮之刑法，则前数日之谕旨煌煌，所谓官民各负责任，果何语乎？此足以揭政府立宪之假面具而使薄海人士咸为寒心（注：《时评》，1907年7月17日《时报》；天池：《论办理徐锡麟案之与立宪相反》，1907年7月19社论。）。《申报》、《东方杂志》等不仅无一字为徐鸣不平，更不用说以宪政精神、法制抨击就地正法了，反倒是时有徐匪、金华匪徒、武义会匪、萍乡匪党之类的字样，至多说办理此事的官吏太野蛮。如何解释同一报刊报道同一事件，差别如此之大？
　　按照常理，但凡称之为舆论，总有一定的规模和影响面，有形成、发展的过程，决不会突然冒出来，更不会仅仅针对秋瑾案。李先生也的确将就地正法的考察从个案（徐锡麟、秋瑾）上升到一般：法制改革终清之世未能完成，但一些近代法制观念已被不少先进人士所接受。清政府处理徐锡麟、秋瑾案仍沿用‘就地正法’旧制，其野蛮、落后之处便成为社会舆论攻击的焦点；这种仅凭口供判案并立即执行的司法行为，与近代法制观念及其司法程序颇有距离，此举在近代法制社会中确是过于轻率的举措，颇有草菅人命之嫌，因而正在要求实行立宪的民间舆论对此大加非议，也就不足为怪了。（注：《互动》，第2526页，第4页。）所以，需要扩大考察范围。
　　即以1907年为例，除去各类因捐税、灾荒、抢米（如长沙）等地方性、突发性的民变外，辛亥革命史通称的革命党人十次武装反清就有三次发生于该年：黄岗、钦廉防城和徐锡麟、秋瑾领导的皖浙起事。刊载徐锡麟、秋瑾案的上海各报，在同一时期甚至同一版面登出《金华剿匪电文汇录》、《武义县会营通禀匪乱原因》、《（金华）会匪正法记数》等新闻和地方官汇报剿匪情况的奏折：半月以内陆续正法者，武义二十八人，永康三十人，金华四人，兰溪一人，记已六十三人。尚有头目十五人、大头目三人行文悬赏，未经缉获。（注：《（金华）会匪正法记数》，1907年9月1日《中外日报》。）金华府属土匪滋扰，业已拿获著匪正法。闻有匪首周某曾在绍兴纠合党羽，有交给学堂装运军火情事。聂李唐供称，将该三犯于二十五日辰刻即请军令，就地正法。（注：《金华匪乱近耗》、《金华武义县禀浙抚文》，1907年7月18日《时报》。）武义县境九龙会匪起事。于五月下旬拿获匪党聂李唐、梅金桂暨抢米犯臧水王、麻见如等四名。讯取确供，即将李、梅、臧三犯先行正法，麻俟复讯详办。（注：见《东方杂志》1907年第7期《军事》、《各省军事纪要浙江》栏。）这显然就是秋瑾等人筹备许久的浙江会党起事了，战友聂李唐、梅金桂等三犯先行正法，而学堂当指秋瑾所在的大通学堂。
　　张曾也绝非只正法了秋瑾一人，早就是杀人老手。任山西巡抚期间，先后将会匪头目杨彦彪等二十六名，绛案匪犯童志修等十六名，茅津案内匪犯皇甫世英等三十名，批饬正法；调任浙抚后，先后拿获了聚千数百人、要求涨工资的宁郡米铺春米短班米工叶昌才等，以及新城县因饥抢米的贫民史炳生等多人，皆讯明正法，即行正法。（注：见《山西巡抚张曾奏拿办晋省南路会党哗勇折》、《浙江巡抚张曾奏宁郡短班米工页昌才聚众停工欧官片》、《浙江巡抚张曾为米贵民饥史炳生等乘机滋事致军机处电》，《民变档案》上，第136、370、371页。）核查当时报纸，杳无声息。
　　由此可见，如果确如李先生所说，当时的民间舆论的确基于法制社会、要求实现立宪、以宪政精神抨击就地正法、对‘就地正法’大加非议的话，何以不见对众多革命党人以及成千上万反清会党乃至贫民百姓的就地正法有任何议论？！如果说张曾是一个较为守旧的官僚，在法制改革方面是保守的（注：引文见《互动》，第56页。），那么，以法律改革不合礼教、比张曾更强烈反对司法改革、力争地方督抚的‘就地正法’大权（注：李细珠：《张之洞与清末新政研究》，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年10月版，第319页。）、有礼教派首领之称的张之洞，是更为守旧的官僚？
　　张曾同样清楚讯明口供的意义。朝廷讨论法律改革时，即已强调证据、口供在审讯案件时的重要性；（注：《浙抚张曾议论复刑事民事诉讼法清单》，1907年7月5、78日《申报》连载。）奏报秋瑾案也遵守了该司法程序，一再称搜查大通学堂时起出后膛枪三十枝，子弹数千粒。讯据秋瑾供认不讳，并查有亲笔悖逆字据。匪党程毅亦供出秋瑾为首，余系胁从等语。饬将秋瑾正法。秋瑾供不吐实，查有亲笔悖逆字据，已电饬将秋瑾正法。秋瑾供认蓄意革命不讳，即经电禀请示，奉饬先行正法。（注：见《浙抚致军机处电》，《浙江办理秋瑾革命全案电奏稿》，《绍兴府暨山、会两县会禀各宪文为会营拿获大通学堂附设体育会程毅等供词开折拟议请示遵办事》，《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三），第94、188189、8690页。）各折虽有供认不讳、供不吐实、供认蓄意革命不讳的差异，但都有供，且有供认不讳、供认蓄意革命不讳的明确表示，加上查获的枪支弹药、亲笔悖逆字据等反清革命直接罪证，以及匪党程毅亦供出秋瑾为首，余系胁从等旁证，然后饬令就地正法，不仅适用《大清律》的谋反罪，也符合讯明口供后就地正法的司法程序，只不过社会不认可。
　　秋瑾案中，民间舆论之所以一再强调张曾、贵富无口供，无见证，无实据（注：胡马：《浙抚安民告示驳议》，1907年7月27日《时报》。）杀人，就是为了突显省、府大吏公然违抗圣旨、制造冤案的罪行；倘若直接抨击就地正法，反倒是主笔、报人、投稿者违抗圣旨，犯上作乱，给官府以封报抓人的口实。这也就是民间舆论不可能、事实上也丝毫没有抨击就地正法的根本原因。李先生何能按己所需，在看不出有任何惊诧处，想象并洋洋洒洒编织了民间舆论坚持以宪政精神做思想武器，将就地正法作为秋瑾案激变之肇因（注：《互动》第一节标题。）和当时舆论攻击的焦点？倘若一片哗然、攻击焦点皆系子虚乌有，又何来这也是清政府处境尴尬而难以应对的症结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