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正海新中国排球发展的见证人

　　冯正海:新中国排球发展的见证人
　　他曾是袁伟民在国家队时的男排队长,也曾是中国女排主教练的大热门,多次受到国家领导人的接见
　　58年前,18岁的他一脚踏上那片长18米,宽9米的场地,从此,历经大半个世纪的风雨再也没有离开过。58年后,76岁的他成为了省运会上最年长的教练、省运会形象大使,他带领的嘉兴队取得了历史性的突破。
　　他就是冯正海,曾多次受到毛泽东、周恩来、贺龙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接见的原中国男排队长。这个国庆长假,这位高高个子、花白头发的老者刚从嘉兴回到杭州的家中,这位曾经叱咤中国排坛的老人依然心系中国排球的发展,关心中国排球的后备人才培养。他说,他这辈子是离不开排球了。
　　周总理请来“魔鬼教练” 我向钱学森讨教勾手飘球
　　在我们那个年代,参加国际赛事不单单是参 加比赛,有时还肩负着政治外交的使命。1959年,世界三大洲排球大奖赛在巴黎举行。那时中法之间还没有建立外交关系,我们的一举一动都特别小心谨慎,连上厕所都是一起去,平时也不出门,在房间里时还用桌子椅子抵住门。
　　就是在这样困难的情况下,我们一步步成长。1963年11月,贺龙元帅率中国体育代表团到雅加达,参加第一届新兴力量运动会。在这届运动会上,我们男排荣获冠军,归国时周总理到机场迎接,并与担任队长的我亲切握手,这让我一辈子都无法忘怀。
　　周总理对中国排球事业的发展很关心。在上世纪60年代,日本排球是世界四强之一。听说他们一天要训练8个小时,我们怎么也不信,要知道我们才训练4个小时就觉得安排得很满了。于是,周总理邀请了为日本女排赢得“东洋魔女”美誉的“魔鬼教练”大松博文到上海带当时全国最强的6支地方队,并集中全国所有的教练员观摩、学习,当然也包括国家队。那一刻,我们才意识到,原来一天真的可以训练8小时。大松博文注重地面训练,有6个小时都在训练防守滚翻。我们跟着他训练,结果练到边吐边练。由于训练量大,胃口也变大了,一顿早餐能吃13个肉包子。大松博文在训练中很注重“呐喊”,训练气氛浓烈,我们虽然一个个练得脸色发青,但没有一个人退缩。
　　50年代排球打法多为传球,直到60年代才学会垫球、滚翻救球,所以,我们当时有个口号:元旦向党献三宝,鱼跃垫球加弹跳。是大松博文带给了我们滚翻救球和勾手飘球。说到勾手飘球还有件趣事,最开始看到飘球时,我们不会打不会接,连看也看不懂。当时,男排成绩优异,我作为队长经常有机会参加一些国宴。有次,我碰到了钱学森,就向他讨教飘球的原理。钱学森虽然不懂排球,但他从物理学的角度整整给我写了三大张纸阐述球为什么会飘,还是用铅笔写的。后来,我们就按照他说的原理,分析研究,最终学会了勾手飘球的打法。
　　我和袁伟民感情很好,现在也常常联系,他到杭州会找我叙旧
　　1961年,队伍进行了调整,从二队上来了4个年轻人,袁伟民就是其中之一。他是二传,而我是主攻手,二传和主攻之间很讲配合,因此我们不仅是场上的搭档,在生活中也是很好的朋友。打世界锦标赛的时候,主力队员体力消耗过大,替补队员就主动来帮我们洗衣服,袁伟民也是其中之一。
　　袁伟民的身体条件并不是很好,可是他很要强,训练的时候很拼命,有一次打比赛,他一个鱼跃救球,头撞在球网的铁杆上,掉了两颗门牙。就这样,经过3年的苦练,1964年,袁伟民打上了主力,我们配合着打了四五年球。
　　我和袁伟民两家的感情一直很好,袁伟民和夫人还一起来我家玩过,他去年出书的时候专门寄了一本给我,里面讲到了我们打球的事。袁伟民的夫人是女排的,我老婆也是女排的,双方都很熟。我老婆比他老婆年纪稍微大一点,当时流行穿连衣裙,她老婆穿的连衣裙也是我老婆帮她量身高做的。有一年,我从沈阳回杭州,到北京转车时想到很久没见这个老朋友了,于是便前去拜访。结果,袁伟民的秘书告诉我,说袁局长正在和7个司的司长开会。我跟秘书说,你告诉你们袁局长,冯正海来看他了。秘书进去后没一会儿,袁伟民就提前结束了会议出来,说老队长来了,会放到下午再开。随后,就招待我在他家吃饭,由他夫人下厨。前年,国际女排大奖赛在北仑比赛时,袁伟民到北仑观战,打电话给我要我过去。我赶到北仑时,体育局要给我安排住宿,结果被袁伟民给“拦”了,说老队长当然住我那里。于是,在整个赛事期间,我天天和袁伟民一起看比赛,讨论比赛。不少人感到很惊讶,他们哪里知道,我们之间这种战友一般的默契和感情是不会被时间所磨灭的。
　　袁伟民对我一直都很信任。1995年春天,滑入低谷的中国女排想重振雄风,选择主教练是当务之急。当时在欧洲意大利等国执教多年的郎平无疑是最合适的人选,但她当时由于合约问题无法回国参加竞选。于是,袁伟民给我打了电话,要我参加女排主教练竞选。我答应了,那年我已经60岁了。可以说,当时我的呼声是最高的,我的“施政纲领”还被登载在《中国体育报》头版。
　　后来有一香港企业家得知郎平不能回国竞选的原因,出面协商,并帮助支付了部分违约金,使郎平回到了北京。这时,袁伟民又打电话给我,询问我的意
　　见。我告诉袁伟民,郎平是五连冠的功臣,声誉与知名度都很高,而且又在欧洲高水平的排球俱乐部执教多年,有着丰富的执教经验,她的资历能压得住阵,能够服众,是一个理想的人选……
　　俞觉敏、王贺兵、徐建德都是我的学生,周苏红也是
　　在我们那个年代,外在条件不是最主要的,像我这样身高1米85的已经算是很高的了。我们的训练更讲究技术和技巧,擅长打快球。1963年10月出版的《新体育》刊登了一张我们和日本男排比赛的照片,照片上我高高跳起准备扣球,而日本队的防守队员还在网下尚未起跳,这形象地表明了我们的速度。
　　退役后,我回到浙江队当教练,男排、女排都待过,现任中国女排主教练俞觉敏,中国青年女排主教练徐建德、中国男排教练王贺兵都是我的学生,还有周苏红也是我带出来的。平心而论,如果光以身体条件来看,他们都不是最优秀的,比如徐建德身高只有1米80,俞觉敏的扣球动作不够灵活,周苏红也不高。但他们都有自己的长处,徐健德是我从二队带到一队的,他打主攻,训练异常刻苦。
　　再说周苏红,她刚进队的时候并不突出,只能坐冷板凳。六运会时,我们在四川比赛,对手就是四川队。当时,我们在场上的是马芳、汪亚君这批队员,应该说实力很强。没想到赢下第一局后,第二局我们以2:7落后。这时,我问周苏红,敢不敢上,有没有信心?她给了我肯定的回答。果然,上场后,周苏红连发带扣,连得三分,一下子扭转了场上的局势。其实,我当时之所以敢派周苏红上场,是因为她平时训练很刻苦,基础扎实,后排防守出色,所以在关键时刻才会派她上场。这一战之后,周苏红也就确立了自己的主力位置。
　　也许我的想法已经过时,但我还是坚持“三从一大”的训练宗旨
　　在我们那个年代,排球训练有两个宗旨,一是“小个打大个”,另一个是“三从一大”,即从难、从严、从实战出发和大运动量训练。我觉得“三从一大”这个思路现在也行得通。我现在的训练也是照着这个宗旨去做的。
　　一个运动员想要技术全面,不能只看重进攻上的训练,更要侧重防守训练。抓进攻只是一个短期行为,而防守至少要练3-5年才能出成效,这也是现在有些基础教练不重视防守训练的原因之一。但抓防守是一个打基础的训练,基础好了才能出成绩,而且练防守是练不坏的,因为它只是需要不断地在地上鱼跃、滚翻,对膝关节的负担比较小。我打了那么多年球,身上没有什么大伤病,这就是很好的证明。我想,现在的中国女排想要摆脱伤病的困扰,或许可以换个方式,从侧重防守训练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