靠市场化优胜劣汰综合新能源论文（1）

　　９月上旬，由国家发改委、能源办、电监会、中电联等多部门组成的联合调查组赶赴全国各地，进行改进发电调度方式的调研，希望推进节能调度来代取传统的大平均调度。应该说这是一个重大的进步，因为政府主管部门已经为中国建设节约型社会行动起来。
　　但是节能调度是一个政策非常特定、技术非常复杂，利益非常错综，评估非常困难的新课题，如何处理好方方面面的关系？对于上述部门无疑将是一个很大的考验，如果成功将开创世界的先河。从系统看效率对于能源效率评价存在两种方法，一个是电源点效率，即在煤炭转换成为电力的发电厂供电效率；另一个是系统效率，或者称之为终端能效，这是国家发改委最近积极推广的新型能源评价方法，更加科学和实事求是。
　　终端能效不仅要考虑能源转换点的效率，也要考虑能源开采环节、 燃料输送环节成本和电力输送环节的损耗，建设发电系统的能源消耗，以及直到终端能源利用的在综合效率。应该说“终端能效”是评价能源全系统效率最科学、最全面、最确切的方法，这已经得到国际业界的普遍公认。
　　但是在具体问题上如何评价，特别是现阶段的中国，常常难以实行。一方面是虽然简单易行，但被惯性思维局限的电源点效率评价法；另一方面是计算复杂，影响传统体制下的利益格局的系统效率评价法。
　　这两种对能源利用效率的评价方法不仅会带来两种完全不同的结果，而且背后充满了利益的博弈。比如在山西阳城建设的大型坑口发电厂供应江苏苏南地区电力，采用了发电效率相对较高的350WM级火电机组，发电煤耗323克/kWh，供电煤耗340克/kWh。
　　这比目前全国平均发电煤耗367克/kWh低，但是从山西迢迢800多公里穿越河南、安徽、苏北，最终达到用电市场的苏南地区，输电、降压、配电网路的损失如果全部算上，实际煤耗很可能超过全国平均煤耗，甚至超过135MW机组就地供电的水平。如果在用电负荷中心的苏南地区建设供电煤耗低于300克/kWh的超超临界火电厂，不仅煤耗降低，电力输送损耗也大大降低，但是煤炭的运输环节消耗的能源可能明显增加。
　　此外，建设电厂本身也要大量消耗能源，将一些本来还能够发电的机组拆掉再建新机组，本身也是浪费能源，最终到底这一种方式那一种能耗更低？三者之间究竟谁的终端能耗最低？谁应该被优先调度？如果不搞清楚就很可能不是真正意义的节能调度。从可持续发展看效率如果我们仅仅凭借电源点效率来决定调度的有效顺序，结果会导致进一步的盲目建设，增加国家总体系统的能源消耗。
　　一些国有大型发电集团可以以建设节约型社会的名誉使用国家的资金大兴土木，拆除一些能够继续使用的机组，建设单机规模更大、发电效率更高的机组。建设过程本身的能源消耗和浪费会迅速增加，大机组构成的发电系统很可能造成电网的输电损失同步增加，系统效率不增反降，终端能源的综合利用效率不能有效提高。
　　中国有13亿人口，各种人均资源大大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特别是能源，中国要实现可持续发展必须采取一种极为节能的发展模式。国际上公认为实现可持续发展有一条线，对于化石能源的综合利用效率要达到60％，其余再依靠可再生能源进一步提高效率。
　　即便将中国所有的火电厂全部建成超超临界机组，发电效率也仅仅能够达到45％，根本达不到可持续发展的要求。所以从电源点计算效率，很可能误导企业一味盲目扩大机组规模来提高发电效率，却忽略了通过提高能源综合效率来提高终端能效的目标。
　　人类的生产生活不仅需要电力，也需要大量热能，化工、建材、纺织印染、服装、食品加工等都需要大量热力供应。世界上能源利用效率最高的，被普遍认可的已经达到可持续发展要求的国家是丹麦。
　　丹麦全国没有一个火电厂不供热，也没有一个工业锅炉不发电。全国的火电厂无论烧煤、烧天然气、烧垃圾，还是烧秸秆、碎木头，都是既发电，又供热，不仅供应工业蒸汽，还供应城市采暖和生活热水，对能源实现了梯级利用。
　　如若我们实行节能调度，如何评价热电厂的综合效率。一些热电厂主要是提高小型燃煤锅炉的能源利用效率，尽管发电效率不一定高于大型燃煤火电机组，但是供热效率大大高于小型燃煤锅炉，甚至是中大型燃煤锅炉。
　　而电能是高品位的能源，热能是低品位的能源，提高能源综合利用效率的关键是“分配得当，各得所需，温度对口，梯级利用。”在提高能源综合利用效率的同时尽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