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宁与毛泽东的农民观决定了中俄不同的革命道路

　　列宁与毛泽东都关注过农民，但他们对农民有着绝然不同的态度。
　　正是因为他们不同的态度，决定了农民在各自阶层革命斗争的地位。列宁由于认识到俄罗斯的广大农民没有进行革命斗争的必要前提，于是将农民排斥在革命范围之外。使得苏俄革命的成功，完全得益于工人运动革命斗争的结果。
　　纵观列宁的一生，对农民的态度不大重视，可能与两个因素有关，一个因素可能因为他的出身，他出生于平民中产阶级家庭。他父亲伊里亚尼古拉耶维奇乌里扬诺夫是平民知识分子，先后任中学教员、辛比尔斯克省国民教育视察员和总监；母亲玛丽亚亚历山德罗夫娜出身于医生家庭，喜爱音乐和文学。所以，他接受了很好的教育，与农民的关联一直不大。
　　另一个因素是他在以后的革命工作中，对农民阶级的了解与调查来源于他写的第一篇关于农民的文章，即评弗叶波斯特尼柯夫的《南俄农民经济》一书，题目为《农民生活中的新经济变动》，其中，他坚决否定了农民革命的必要性与重要性。
　　此文写于1893年春，列宁正值风华正茂之年，时方24岁，而毛泽东此时还没有出生，列宁洋洋洒洒写了三万多字，这是迄今为止发现最早的列宁文章，也是列宁早期的一篇重要研究性书评文章。
　　文中对波斯特尼科夫的《南俄农民经济》一书，从研究方法、资料使用到核心思想均展开了详尽细致的分析和述评，尤其是提出了当时俄国农村经济存在的一些问题，对之后的历次改革和革命中土地问题的解决提供了重要参考，这些都对以后的农村工作产生了深远影响。当然不可否认的是，后世学者对列宁关于农村经济的观点有颇多争议与交锋，并提出了若干看法，促进了对该问题的认识和研究。
　　而列宁集中针对《南俄农民经济》中反映出来的主要问题，即生产力的问题及南俄的农民占有土地的情况，进行了有力的评价与举证。他不认同作者提出的农村问题，他最终得出的结论是：我们不必再跟着作者进入这一领域，第一，因为这不在本文计划之内，第二，因为波斯特尼柯夫的著作的这一部分是最差的。后一点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大家总该记得，作者正是在试图说明经济过程的时候，矛盾最多，意思也最含混，而对经济过程不作充分和准确的说明，是根本谈不上指出什么实际措施的。
　　正因如此，由列宁领导的俄国的革命将农民排斥在外，他们绝对地认为：南俄地广人稀，没有占有土地的农民只占南俄农民5。所以，阶级斗争和农村革命，是根本不可能在俄国的农村开展起来的。
　　当然，从苏俄革命成立的例证来看，列宁将农民排斥在革命之外，在理论与现实上是说得通的，因为这确实也是俄罗斯当时的社会现象，相比工人阶级作为共产主义的先锋队而言，俄罗斯的农民并没有被过多地发动起来，或者说，他们的积极性本来就不高。
　　然而，同样是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的景象，却是异常的不一样。中国的广大农民，千百年来，一直处于社会最底层，生活清苦，无依无靠，任由特权社会阶层摆布。
　　中国历史上不同朝代，发生的农民起义，就正好说明了他们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是会起来反抗的。
　　然而中国共产党一开始领导下的革命运动，却机械地照搬了俄式革命，认为只有在工人阶级的力量下，才有可能像苏俄一样完成中国革命。
　　正因为此，中国共产党从1921年创立，到1927年蒋介石背叛革命之前，还没有彻底认识到农民运动的真正重要性。中共历史上的数次大罢工，如从香港海员罢工、长辛店铁路工人大罢工、到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开滦煤矿工人大罢工，再到京汉铁路工人罢工等等，无不是反映了工人阶级的反抗斗争，
　　而共产党人虽然在一次次的反帝反封反军阀的斗争中，展现了正义与无畏，但由于一次次没有把握斗争运动的主角，而使得一次次的反抗最终或是失败，或只是取得了小范围的胜利，或者说是阶级性的胜利，而这些胜利，最终不能真正改变一丁点中国的现状。
　　中国占95以上的农民，似乎是这个世界的弃儿，无人关注。
　　幸好，在斗争经验与挫折面前，中国共产党人内部，也开始有极少数人开始重新审视党内的斗争方法与思想，他们开始把目光投向了农村，看到了农民的力量。他们就有湖南的毛泽东、广东的彭湃、福建的方志敏、广西的韦拔群。而这其中，真正把农民本质看透、最终让天下农民觉醒起来的还是毛泽东。
　　从认定到这个革命的本质开始，毛泽东就开始一定坚信自己的观点，从无动摇，即使面对着中共领导层的漠视与反对，他也依然在找事实、找依据说服自己的战友与同仁，以求获得他们的认可与重视。
　　于是，他只用逮到机会，便会迫不及待地进行农村社会调查。
　　毛泽东与列宁最大的不同，可能是出身的不同，影响了他们如何看待农民。毛泽东是在农村环境下长大的，他天生知道农民，尊重农民、敬畏农民，对农民有一种特殊的感情。
　　他一开始在寻找中国革命力量时，虽然也经历了从重视工人到重视农民的过程，但他很快纠正了自己的方向，如果说1924年前，他对工人运动关注较多的话，那么，1925年后则他将目光主要聚焦于农民身上。
　　尤其是，第一次国共合作开始后，他更加重视起了农村调查，他的这些关于农村调查的具体实践、问题选择与行动倡导，为农民运动调查奠定了基础。
　　1925年2月，经中共中央同意，毛泽东回韶山养病。于是他利用这一难得的机会在韶山进行了社会调查。经过同各类人士接触、交谈，了解了韶山附近农民的生产、生活情况，农民的阶级状况和各种社会情况。
　　1926年1月，他发表了《中国农民中各阶级的分析及其对于革命的态度》一文，首次将中国农村分为八个阶级和阶层，即大地主、小地主、自耕农、半自耕农、半益农、贫农、雇农及乡村手工业者、游民，对各阶级的革命态度进行了具体分析。他正是通过对各阶级的革命态度及形成原因的透彻分析，认识到中国农村所蕴藏的革命力量。
　　1926年5月，他在主持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时，主持拟定了租率、田赋、地主来源、主佃关系、抗租减租、农村组织状况、农民观念、民歌等36个项目引导学生作调查，并要求学生把家乡的情况，按调查项目填写。
　　6月，他又为农讲所学生讲授农民问题时，从人口、生产、革命力量、战争关系、革命目的五个方面，阐明了农民在国民革命中的地位，得出了中国的国民革命本质是农民革命的重视结论。
　　9月，他为《农民问题丛刊》写序言时说得更直接：农民问题乃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农民不起来参加并拥护国民革命，国民革命不会成功。
　　这些认识，揭示了农民革命在国民革命中的地位、农民在国民革命中的作用，为毛泽东在后来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定位农民及农民革命的作用奠定了基础。
　　很显然，毛泽东关于农民运动集大成之作，还是《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1927年1月到2月，还是国民党候补执行中央委员的他（此时由于蒋介石在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中提出了《整理党务案》，迫使在国民党内担任部长的共产党员纷纷辞职，毛泽东也在此时适时辞去代理宣传部长一职），历时32天，对湖南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五县的农民运动进行考察。他每到一地，总是召集有经验的农民和农运工作同志开调查会，仔细听他们的报告，所得材料不少。
　　2月16日，毛泽东就考察湖南农民运动的情况写报告给中共中央。他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对湖南农民运动提出了自己的认识和看法，澄清了关于农民运动的不实之词。针对农民运动糟得很，农会的举动太过分、有一点乱来，农民运动是痞子运动惰农运动等说法，毛泽东得出了完全相反的结论。
　　在他看来，农民运动好得很，成就了奇勋；农会的所谓过分举动具有革命的意义；农民是革命先锋。
　　就连美国学者布兰特利沃马克在论及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时也这样说：毛泽东是以农民运动专家的资格在说话，长期的实地调查赋予了他在论述农村问题的权威性。
　　正是因为毛泽东的不唯上、只求实的革命态度，正是因为有了毛泽东对中国革命的真知灼见，中国革命在几经挫折后，才没有在笃信苏俄的革命道路上认死理，他们中的骨干，最终绝对地认同了毛泽东式的革命道路，并紧跟着他一道，走上了一种符合中国国情的、正确的革命发展道路，为中国革命结出了硕果。
　　所以说，没有毛泽东，中国的革命无论在何时、以何种方法都是不可能成功的。
　　综上所述，虽然毛泽东式的中国革命的核心与本质在农民，与苏俄列宁式的工人武装斗争存在着革命形式上的差别，但，列宁与毛泽东却各自为马克思共产主义学说贡献了两种不同革命主角的成功模式，为丰富与发展马克恩共产主义学说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参考资料：
　　1、《列宁全集》；2、弗叶波斯特尼柯夫《南俄农民经济》；
　　3、苏俄革命斗争史料；4、《毛泽东生平传记》；
　　5、《毛泽东思想》；6、共产党早期革命思想史料；
　　7、网络资料。
　　【作者】：
　　谷新光：湖南岳阳人，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深圳市科技专家库专家、经营治理专家、红色文化传播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