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1月10日，《人民日报》在头版显著位置刊登了一则消息，标题是：我空军击落美制蒋机一架 。消息报道了一起战斗：1月9日下午，我军空军部队在华东地区上空击落一架美制蒋机，该飞机残骸落海，机上无一人生还。 在那个紧张对峙的年代，蒋军和美国飞机经常窜犯大陆，面对挑衅，我军奋勇回击捍卫国家海空安全，击伤击落敌机并不在少数。从1949年至1968年，在近20年的祖国领空保卫工作中，我国空军和海军总共击落141架、击伤238架各型敌机，其中包括不少台湾地区的国民党飞机。 那么，为何这次战果会受到如此重视，连《人民日报》都要将其刊登在头版呢？因为这次战斗背后，是一个我军惩凶除叛的故事，也是我空军战史上值得书写的一笔。 就在消息发布前两天，1966年1月8日，福建沿海发生了一起前所未有、骇人听闻的叛逃事件。 解放军一艘编号为＂F-131＂的登陆艇驶离福州马头执行任务时，艇上船员吴文献、吴珍加和吴春富，趁其他战友不备，开枪杀害七人，然后驾艇投奔台军控制下的马祖。 吴文献等三人所属部队是福州军区守备七师。这支部队是出于东南沿海的防御需要，在建国后新组建的部队，抽调的是福建各地军分区人员，人员成分比较复杂，建成后又多次改隶，不容易管理。 吴文献、吴春富和吴珍加都来自莆田，三人是同宗兄弟，也是从小玩到大的发小。他们参加部队后，思想并不单纯，常会利用职务便利私藏一些物资，以供自己享乐。 别看只是小偷小摸，时间一长，侵占的物资也不在少数，对他们来说被风险也就越来越大。 莫伸手，伸手必被抓。 这样下去被发现是早晚的事，如何善后，三人为此日思夜想，坐卧不宁。 蒋在败逃台湾后，卷土重来之心不死，借助美国的帮助，他们通过无线电波向大陆传播靡靡之音，＂台湾之声＂、＂美国之音＂等电台日夜开动频率，灌输资本主义思想。他们通过电台想方设法策反大陆的官兵，许诺只要来到台湾，就能享受荣华富贵。 这正合吴氏三人心意，既能甩掉风险，脱离部队，还能＂享受生活＂，这不正是他们想要的吗。利令智昏下，参军时的诺言已被他们甩到脑后，满脑子想的都是策划如何去台，开始＂新生活＂。 1月8日这天，他们期待已久的机会来了。上级命令守备七师执行一项运输任务，派登陆艇从福州马尾向霞浦运送一批物资。执行任务的共有十名士兵，吴文献、吴珍加和吴春富都在其中。 得到消息，三人心头一喜，这趟任务有一段路会经过台军控制范围，驾艇可以用来逃到国民党占领区。但是如何处理船上其他七名战友呢，劝说他们一起逃跑，显然不可能。为了自己的叛逃计划万无一失，三人竟对军中袍泽动起了杀心。 他们三人在艇上，分别担任领航员、轮机手和炮手的职务，这是全艇的关键位置，也决定他们有能力驾驶登陆艇和接触到武器。 这天晚上云层很厚，天黑得像泼了墨汁一样，海面虽然平静，但一桩罪恶已即将发生。 登陆艇的路线要经过国民党控制区的祖马海域，按惯例我方舰船夜晚驶入这一区域后，为防止摩擦冲突，所以全艇闭灯，摸黑航行。 凶徒选定了在这里下手，其他战士们丝毫没有怀疑到日夜相处的战友会对自己不利，大部分人都在舱内休息。眼看无人注意自己，吴春富打开武器柜，拿出保管的3支56式冲锋枪、3支54式手枪，分发给吴文献和吴珍加。 三名叛徒先是杀害了正在驾驶的艇长甘久郎，随后冲进休息舱，对的其他6名战友射出了罪恶的子弹。战士们毫无防备，措不及防之下，被全数杀害。这其余六名战士的名字是：陈振新、魏献美、杨保、张正庆、许忠义。 得手后，三名叛徒调转船头，驶向马祖，很快越过了实际的对峙线。国民党守军并不知情，他们大为紧张，如临大敌，派出数艘舰艇将F131号团团包围。 等靠近后才发现，艇上打开了照明灯，还挂着一条白床单。国民党军登艇搜查，发现艇上满是血迹，三名叛徒则早已放下武器举着手在等待。 简单询问过后，看到船上的斑驳血迹和狼藉现场，知道三人说的不是假话。有解放军官兵前来＂投诚＂，这是＂大功＂一件，国民党守军大喜过望，立即将他们好生招待起来，为其理发更衣，披挂锦缎条幅照相，并紧急联系台＂国防部＂，向上级请功。 得到马祖守军的报告，国民党当局也是欣喜不已，这正是反动宣传希望达到的效果。他们决定抓住这个机会，立即将三人接到台湾，以便作为政治工具大肆宣传。 这是人民海军建立以来第一次发生这种事件，如果让三人成功逃到台湾，不仅会成为台湾当局的宣传工具，还有泄露我军机密的风险，不将三名叛徒除掉，更对不起牺牲的战士。 这起叛逃事件性质恶劣，不仅震惊了福州军区，也惊动了中央。周恩来总理得到报告后，亲自指示福州军区司令员皮定钧中将： 去台途中，有把握、有利就把它打下来。没有把握也不是非打不可，总之不要吃亏。 看得出来，总理对这三名叛徒也是切齿痛恨，希望将他们绳之以法，但为何又说＂没有把握也不是非打不可，总之不要吃亏＂呢？因为马祖距离台湾极近，乘坐飞机很快就能到达，要进行拦截很不容易，对情报、指挥、执行等各方面要求极高。总理是出于对官兵的爱护，不想让大家身陷险境。 但福州军区上下都欲除叛徒而后快，大家请战意愿极高。接到总理指示，皮定均迅速组织人员，展开了惩处叛徒的行动。 根据马祖守军的动态与收集到各方面的情报，福州军区判定，台湾当局将在9日派飞机前往马祖，接叛徒返台。 这是个可以利用的机会，也是几乎唯一的机会。军区研究方案，决定派战斗机截击叛徒座机。 台湾当时装备着美制的F-100＂超级佩刀＂战斗机，这种超音速喷气式战斗机强于当时我军装备的主力战斗机歼5。不过除了歼5，福州军区已经开始装备更加先进的歼6，F-100速度虽快，却存在技术缺陷，为了追求速度毛病不少。从战机实力对比来看，我军是占据优势的。 考虑到台湾很可能派出战斗机进行护航，指挥所制定了一个方案，使用歼5和歼6两对双机进行截击任务。这样既能保持数量优势，面对F-100战机也能略占上风。福空调来了沈学礼、杨才兴的歼6双机和李纯光、胡英法的歼5双机来执行惩叛任务。福州基地另派出两架歼6，作为诱敌佯动，行动由福州军区空军的曾幼诚参谋长亲自指挥。 台湾当局不是没有防备，通过自己的间谍网，他们也得到了消息： 中共福州军区彻夜研究对策，已掌握我方单位和马祖的一切动静。 并且得知福州军区已将作战计划上报中央。 台湾原本打算调用C-47运输机立即接回三名叛徒。谁知这架运输机在1月9日早晨降落在马祖的时候发生事故，导致机翼受损，无法起飞。 为修复飞机，他们又派来了一架PBY水陆两用飞机运来了修理器材和人员，抵达后发现C-47短时间内难以修复。虽然C-47不能起飞，但PBY飞机运送人员飞回台湾也是没问题的，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因为这架飞机只能乘坐八人，而国民党的情报部门和军方为了争功，谁都不肯被拉下，让其他部门抢了自己的＂功劳＂，他们为此争执不下，PBY先行载人返台的计划成了泡影。 无奈之下，台湾方面只得再派出一架HU-16信天翁前往马祖接人，这种大型水上飞机能捎带上所有相关人员，这下几个部门都满意了。 台湾人众的争功，为我军截击叛徒争取到了时间，但还是有技术问题急需解决。 问题一，是不能使用我军地面指挥系统控制战斗机进行空战。我方在监视着敌方飞机，敌方也在监视着我方飞机，需要战斗机保持无线电静默，以免被发现而打草惊蛇。 问题二，是我方雷达较难探测到起飞高度低的水上飞机，如何保证及时发现敌机起飞，这关系到拦截的时机。 参照朝鲜战场的经验，我军利用一种巧妙的方式破解了不得不保持无线电静默的尴尬，那就是轻敲飞机上的通信按钮，通过这种敲击发出的长短电信号，来替代语音通信。这种简单信号的约定，敌人一般难以注意，即使注意到，也无法分析个中含义。 针对第二个雷达问题，曾幼诚将军也想到了解决的办法。常规架设的雷达有可能无法发现低飞的水上飞机，但我军在平潭岛山头上设有雷达，那里距离马祖相当近，将这个雷达的天线角度从仰角调整为俯角，让它全天盯着马祖海域，就能发现起飞的敌机。 准备工作进行得非常迅速，根据预定方案，所有准备工作都在1月9日中午12点前完成。此时，距离三人劫艇叛逃还不到12个小时。 参与截击行动的人员聚集在指挥所，所有人都紧盯着雷达，等待着一声令下的时候。气氛也是相当紧张，三名标图员负责把雷达信号标注到地图上，其中一名头戴耳机负责接听数据，然后需要将位置在地图上用铅笔标出。为了标注更准确，需要把铅笔削得很尖。另两名负责标图的同志在旁边不停削铅笔，接连削尖了几十根铅笔。 根据搜集到的情报，台湾方面恐怕遭到拦截，他们通过多种手段，先与我军进行了一场情报战。 马祖与台湾多次发出佯动的无线电，反复通话，伪装成飞机马上就要起飞的样子以进行试探。看到没有反应，又让PBY水上飞机提前起飞，伪装成是运送吴氏三凶的飞机。 PBY一起飞当然就被发现了，曾幼诚下令战机进入一等战备，随时准备升空。但仔细观察后他发现，这架飞机飞得很高，飞行轨迹十分招摇，一点没有隐蔽自己的意思。再看马祖的情况，依旧戒备森严，如临大敌，一点也没有把人送走后的轻松。 曾幼诚迅速作出判断： 这是敌人的诱敌之计，这架飞机不是我们的目标。 这个决定看似简单，其实责任重大，尤其对曾幼诚来讲，压力比山还重。一旦判断失误，即导致杀害袍泽的凶手成功叛逃，责任不小！ 曾幼诚晚年曾回忆此事，他提到，在他进行指挥拦截任务时，身后始终站着一个人，他就是福州空军副司令员袁彬。袁斌站在自己的身后，却一直未发一言，曾幼诚心里明白，袁斌此举是告诉自己，他是在指挥部里的最高级别，有问题他来担，让自己安心指挥。 这是袁斌对曾幼诚的爱护与保护，是战友间的信任与支持，这才是袍泽之情，这些是唯利是图的吴文献们一辈子也理解不了的。 在长达两个小时时间里，马祖岛进行了多次试探，我军都不为所动。终于，到了下午两点五十分，吴文献、吴珍加、吴春富等开始登机，加上随机的军政人员和机组成员，机上共有17人。为防止拦截，台湾还起飞了两架F-100战斗机前来护航。 直到15:35分，台军推测＂危险期＂已过，HU-16水上飞机终于真正起飞。 但这一切怎能逃脱雷达监控，连它起飞的水花都能在荧光屏上看到。在HU-16起飞前两分钟，＂一等战备＂命令已下达，飞行员已做好一切准备。 15：38分，HU-16以200公里的航速飞到了马祖东南约5千米处，它飞得很低，企图利用地球的曲面避开雷达跟踪，航向直指台北。 曾幼诚在指挥室里目睹着雷达上的光点，下达了起飞命令，两架歼5跃出跑道，低空沿预定航线飞向海面。一分钟后，两架歼6起飞。 按照预定方案，歼6负责掩护，他们故意把航向偏向东南方，以便让对面发现。很快，在高空掩护的两架F-100果然中计，被调开直接去拦截这两架诱敌的歼6。歼6故意再调整航向，偏离到离HU-16更远的地方，以让F-100与HU-16的距离越拉越大。 真正负责截击的是两架歼5。为隐藏行踪，HU-16飞得很低，高度只有300米，但李纯光和胡英法艺高人胆大，他们驾驶着喷气式战斗机，竟然比HU-16飞得更低，在200多米的高度上高速接敌！ 战前制定的战术是＂谁发现，谁开火＂，胡英法的战机率先进入攻击距离，他在800多米和400多米的距离上两次开炮，第一次没有打中，第二次将HU-16的尾部击伤。由于歼5速度快，胡英法的座机这时已从HU-16左侧呼啸而过。 胡英法攻击未果，长机李纯光迅速从后赶了上来，在400米距离连续两次开炮，击中了HU-16左侧的发动机。 HU-16没有武器，眼看行踪暴露遭到攻击，这时什么也不顾上了，使用明码狂呼求救，但护航的F-100已被我军掩护的歼6吸引走，台湾再想起飞战斗机，显然是来不及的。 左翼发动机被击中后，HU-16飞行员并不愚蠢，他降低速度，企图利用喷气式战机低速能力不强的弱点，同时也是为了迫降做准备。 这里面有个飞机失速的概念，简单来说，飞机失速意味着机翼上产生的升力突然减少，从而导致飞机的飞行高度快速降低，这时飞机就有坠毁的危险。 李纯光两次开炮后，已远远超过了敌机，他果断地向右一拐，转了个圈又来到了敌机后方。这次距离更近，敌机上的机徽已清晰可辨。这时李纯光座机的速度也掉到了240公里/小时，而歼5的失速速度是220公里，李纯光已处在失速边缘，稍不小心座机就可能坠毁。 李纯光屏息凝神，一边把速度上推，一边瞄准。机炮喷吐出火光，在400米的距离上准确击中了HU-16，它终于完全失控，一头栽进了大海。李纯光驾机盘旋，直到确认飞机残骸坠海淹没后，才拉起飞机返航。 截击叛徒的任务顺利完成。此时，距发现F131号艇被劫持、艇长等人被杀害仅仅16个小时，空军的战友便用这样一个漂亮的绝杀，惩治了丧心病狂杀害战友的叛徒。 1月10日，人民日报发表新华社消息： 九日下午，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部队在华东地区上空，击落了窜入我沿海骚扰破坏的美制蒋机一架。敌机残骸坠入海中。 事发后，台湾当局一片慌乱，先后出动多艘军舰和数十架次飞机来到HU-16坠落海域搜寻残骸，但一无所获。他们只得无奈宣布： 机上17人全部毙命，其中包括三吴、台军情报部门的1名少将、2名上校及多名军官。 这次失败的行动，不仅没能达到宣传目的，反而被狠狠打脸，让台湾当局大丢颜面，事后还引发了一场问责。 1月13日，福州军区空军对立功的李纯光和胡英法作出表彰，两人都荣获一等功，其他参与作战的有功人员也得到了不同的荣誉。 回看这次截击，并非是一次轻松的行动。国民党方面用尽情报手段，反复利用无线电佯动和假起飞，企图麻痹我军，刺探虚实。但我指挥人员经受住了考验，准确判断出了敌人的意图，这是心理和情报战场的胜利。 在截击过程中，海上超低空条件并不利于我军的喷气式战斗机，这对高度、航速的要求都非常高。新中国的空军虽然诞生不久，但经过抗美援朝的淬炼，成长迅速，已成为一支富有战斗力的部队，海空军在捍卫领空时击落击伤敌机已是常事。 从1949年到1968年，共计击落了141架，击伤238架各型敌军飞机，飞行员们有着丰富的战斗经验与高超的心理素质。 这次漂亮的截击，空海搏杀十六小时，惩凶除叛，成为空军战史上一个扬眉吐气的时刻。 战友情是一种特殊的感情，战友之间的感情比亲兄弟还亲，在战场之上，战友可以在生死关头将后背交给对方。然而，以吴文献为首等3个叛徒，却在诱惑面前，失守做人底线，将这份崇高的战友情践踏在脚下，更将国家赋予的军人身份抛弃，叛逃投敌，罪大恶极。 这次雷霆一击，为遇害的同志报了仇，给了国内部分受到蛊惑的立场不坚定分子以极大威慑，也将台湾当局可能利用的舆论棋子抹杀于无形，震慑了国民党的气焰，巩固了新中国的政权，意义极大。 这一击不仅惩处了叛逃者，更扬我国威，也向世界庄严宣告： 贪图财富，忘恩负义，残害袍泽的人，注定不会有好结局！ 任何触犯民族利益，割裂民族灵魂，欺瞒广大人民的行径都不会得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