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啥说罗马已经不只是罗马？古罗马的核心病灶，中国学者找到了

　　古往今来的西方史家、思想家、文学家，对罗马大多抱有浓烈情结。究其原因，也许源于罗马将共和观念变成一种伟大传统，绵延后世，成为一种＂好政治＂的愿景。罗马英雄的风起云涌，极大彰显了荣誉感、民族感。个人于历史之作用，得到了空前夸饰。后世西方有理由反复追怀这无比自信的＂超大规模共同体的秩序＂，以至于文艺复兴、启蒙运动都想从古罗马思想里找到精神遗产。罗马已经不只是罗马古罗马的兴衰，为人类历史经验、治理模式提供了丰富的智力资源、教训与反鉴。李筠所著的《罗马史纲：超大规模共同体的兴衰》（以下简称《罗马史纲》）一书，突出了罗马史的分期、框架与线条轮廓。在每个章节部分，都实现了从面到点，从制度系统到个体局部的分层论述。它同时兼顾了历史结构性、总体性描述，与人物精神气质、行动得失分析，是自上而下的轮动书写。其以讲史的简明性、化约性，实现了＂评史＂的纵深性、反思性。作者的可贵，在于从系统性危机、结构性权力与思想性基底入手，阐释政治现实，理解历史走向。通过重估价值，实现建设性的意见表达，如＂帝国却总是遭受道德批判。赞共和、抑帝国的传统正是从帝国时代最伟大的历史学家李维这里开始的＂。
　　古罗马广场。
　　作者并没有延续这种简单的贬抑观。从罗马共和到罗马帝国，是执政者面对愈发复杂、庞大的政治实体，解决治下差异多元素要素的必由之路与方案框架。共和，本身代表一种象征价值，但其内在也有腐化变质的可能。没落腐朽的贵族世家们的寡头共治，已经框不住既大且富的国家。在共和与帝制的关系上，全书也同样完成了视角转化。作者试图打破二元对立的替代思维，共和与帝制并非1和0的二进制。李筠用内置的视角，分析出共和遗产并非烟消云散，它的持存有赖于＂寄居＂式转化。＂共和的硬壳看来是保不住了，它只有把灵魂寄居到帝制当中。共和对帝制的孵化、共和与帝制的争斗、共和在帝制中的寄居是一个完整的过程。＂这种历史观背后潜藏了一种内在性、延续性和同构性。帝制从共和中诞育，将帝国现实与共和母体割裂的看法，既是粗暴的，也是肤浅的。共和必须变换具体呈现，如果丧失解决政治现实的价值，那么，它当然行将末路。＂罗马共和的覆灭在情感上或许令人惋惜，但从理性上看，共和的制度已经无法解决问题，共和的精神已经全面地溃散，共和的精英已经丧失执政能力，共和的人民已经可悲地腐化。＂西塞罗的政治失败，就成为最佳注解。他对共和的热爱只停留在理念、说辞和愿景上，在政治实践上并无太多作为。西塞罗或许不能算政治家，只能算一个宣传家、活动家与演说家。他靠修辞术和雄辩术，奠定了政治哲学意义上罗马共和国的价值输出。他构建了一个＂好政治的神话＂。沃格林认为：＂由于西塞罗的神话，罗马已经不只是罗马；它已经成为一套绝对的政治秩序，就这样被人们接受，成为宇宙世界的一部分。＂西塞罗书写的共和传统西塞罗的＂失败何以化为永恒＂？倘若从这一角度理解，就是自然而然。它体现在从恺撒到屋大维，从帝国框架初创到帝国制度完善，都不能无视西塞罗书写的共和传统。帝国必须长久消化、吸收、同构它，使其成为自身的组成部分，借此标榜政治的公共性。＂而公共性就是共和精神的硬核，只要国家不属于私人，而是属于‘大家’，共和就不会死。＂从客观效果看，西塞罗所认同的标准，给恺撒和屋大维这样的执政者划定了红线。在形式上＂维护共和成了明智的统治者们维护自身统治的基础＂。恺撒和屋大维的统治策略，说明了两人对待共和、旧贵族和元老院的复杂狡计。书中所述，既有政治智慧、军事谋略，更有人性分析。概括一下，就是旧瓶装新酒，另起炉灶。恺撒用＂稀释法＂，把元老院变得失能且低效。恺撒通过扩充、任命法务官、财务官的手段，自动将＂自己人＂输送进元老院，＂保守派的元老院份额被严重稀释了＂。
　　一只鸽子从恺撒铜塑像上飞过。
　　奥古斯都一生都在平衡驾驭帝国多重冲突因素。与恺撒的突进张扬不同，他考虑的是帝国系统如何平稳运转，超前防范风险（如主动确定帝国边界、裁军改革），重新划分行省（元老院行省和皇帝行省），设计出二元统治的外在形态，缓和共和派的抵触心理。更重要的是，他善于运用权力，谨慎使用＂专断性权力＂，为＂基础性权力＂的运行铺路护航。前者是简单粗暴的，是个人意志的专制征服。后者则是靠集体认同的规范逻辑，是非人格化的权力关系。两者的组合搭配，使奥古斯都构建了差异均衡、多元整合的帝国秩序。自足且封闭的精神王国《罗马史纲》概括了罗马帝国的三个＂基本盘＂：哲学品质的普遍性，宗教品质的唯一性，治理品质的同心圆。正是这三种特性，决定着罗马帝国的政治选择、意义生产和治理模式。从意识形态到现实基础，都对帝国的展开进行了种种方向限定。对＂基本面＂的理解，内源性地回答了从共和走向帝国的必然，元老院的功能衰落，以及帝国为何拥抱了基督教。广场和高塔，成为两种治理模式的意象隐喻——前者代表了平面延展的权力设计，其依赖差级并不显著的贵族集团内部共治；后者则代表了垂直纵深的诸多阶层的等差治理，符合＂同心圆＂的分类分层，差异统治需求。罗马疆域扩大，征服异族，横跨东西，有赖于一种中心辐射，多元一体的区别、平衡与协同。＂有赖于层层代理人的不断产生，而且要比较忠诚地为帝国服务。＂而哲学品质的普遍性，宗教品质的唯一性，奠定了帝国的神话：一个自我生产、输出意义的系统，一个自足且封闭的精神独立王国。这是在价值上同化被征服民族、地域，使其归附认同的精神基石。罗马史本身是＂多与一＂的分裂调和、矛盾合力。如军事和政治高度一体化，使帝国天然带有军国基因。书中用＂普力夺＂形容靠武力普遍夺权所造成的政治动乱、恐怖屠杀。帝国养子继承的政治习俗，又难以找到合法授权。它既不同于血缘的世袭，也不同于神授的天然合理。在前述三个基本盘背后，乃是三大核心＂病灶＂。这如同基因缺陷，在发展进程中，不断显露恶化。在恺撒、屋大维这样天才政治家的高超控制下，尽管能＂玩转＂危险游戏，后继者却因缺乏＂拱顶石＂般的才能，只能任其倾颓。这说明，治理中框架、方案与制度只是系统因素，执政者作为主体因素，更是灵魂变量。《罗马史纲》在综合考察系统与个人的效用上，无疑是成功而具体的。罗马兴衰的整体逻辑基于：在无比庞大复杂的政治现实中，面对危险边缘，大厦将倾，死命支撑着稳定性。但维系，却无力解决病灶。帝国就像处于窗口期的病人，在日后免疫系统崩溃时，必然遭到毁灭。李筠将情感理解与智识分析既区别开来，又融会统一，形成了情理兼顾、由情入理的历史评价法。在这种辩证立场下，全书实现了对诸多矛盾、对立及自反元素的总体性反思。
　　《罗马史纲：超大规模共同体的兴衰》李筠 著岳麓书社
　　栏目主编：顾学文 文字编辑：肖雅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