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在中南海，毛主席与郭沫若、周世钊、章士钊等人聊天，谈到了国学大师袁吉六。众人说到袁老先生，都是赞誉不已。章士钊说：＂此老通古今文史。＂郭沫若则说：＂斯人教天下英才。＂ 作为袁老先生曾经的学生，毛主席则在大家说完后笑着说：＂英才过誉，但‘教天下’符合袁老先生的身份。＂ 虽然袁老先生早在1932年便已经去世，但毛主席却没有忘记这位曾经教过自己作文的老先生。在1953年，还亲自为袁老先生的墓碑题字：＂袁吉六先生之墓。＂ 袁吉六，字仲策，榜名仲谦，湖南 新化人，年少时便天资聪颖、博闻强识。在读书方面，异常刻苦。14岁时，因为彻夜读书，还惊动了当时巡视葫芦寨屯务的 辰沅道台。道台令人将袁仲谦传来，想要考考他的才学。 当时的袁仲谦，身穿破旧长衫，道台便以此为上联：＂小学生蓝衫扫地。＂袁仲谦在听了道台的上联后，不假思索，便脱口而出：＂老大人红顶冲天。＂袁仲谦的下联，不但对仗工整，而且还将道台夸了一番，当官的有几个不喜欢红顶冲天。所以道台高兴之下，送了一本书给袁仲谦。并直言：＂莫道苗乡人愚昧，平生少见此奇才。＂ 袁仲谦此后得人资助，入书院就读。聪明好学的他，书法、文章均属优等，29岁时便中了丁酉科拔贡。拔贡是清朝一种选拔人才的制度，由学政选拔秀才中文采品性兼优的人，贡入京师，称为拔贡生。会试、廷试合格，便可授以官职。袁仲谦因为生病，没有入京参加会试。后来病好后，开馆教学为生。 民国以后，袁仲谦先后在长沙的一师、一中、明德、长郡等学校授课，并在此后参加了湖南大学的筹建工作，并在学校任教。民国5年，袁仲谦又迎来了一次飞黄腾达的机会，湖南督军谭延闿请他任省政府机要秘书，被袁仲谦以年迈力衰、难当大任拒绝。由此可见，袁仲谦对于官位并不热衷，是一个有着崇高操守的文人。 作为当时国学界的大师，袁仲谦对于古典文学和古文字的研究，造诣颇深。撰写的著作，包括《文字源流》、《文学史》、《分类文法要略》、《国文讲义》等等，从湖南大学退休后，继续撰写《说文初义草》，因积劳成疾，于1932年去世。 毛主席在第一师范读书时，教他国文课的便是袁仲谦，在袁仲谦的指点和熏陶之下，毛主席的文章进步神速，最终形成自己独特的风格。多年后，主席提及袁仲谦，还是心存感激。＂多亏袁大胡子，今天我在必要时仍然能写出一篇过得去的文言文。＂ 关于袁仲谦和毛主席的故事，在《恰同学少年》中有很好地展现。《恰同学少年》主要讲述的故事就是青年毛泽东在第一师范求学的经历，在第一师范五年半的时间，毛泽东不但在学业上夯实了基础，而且在思想上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为他日后开展革命事业影响很大。 如果说黄埔军校，是当时的军事家摇篮。那么第一师范便是当时的红色革命家摇篮，毛泽东、蔡和森、何叔衡、李维汉、任弼时等革命家，都曾在第一师范学习。可见，一所好的学校，对于一个人的影响力，对于一个民族的影响力，有多么巨大。 衡山西，岳麓东，城南讲学峙其中。人可铸，金可熔，丽泽绍高风。多材自昔夸熊封。男儿努力，蔚为万夫雄。 这是第一师范的校歌，这也是第一师范的精神所在。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当时的第一师范可谓是名师云集，杨昌济、孔昭绶、袁仲谦、黎锦熙、徐特立等人，将自己的毕生所学，都付诸在第一师范。 作为一所培养小学老师的师范学校，留学日本的高材生孔昭绶之所以愿意担任校长，是因为他想实现教育救国的目的。他曾这样对全校师生说：＂我中华百年积弱，正因为民智未开，只有大兴教育，才能以新知识，新文化。扫除全民族的愚昧和落后。＂想要改变中国积贫积弱的现状，首先就要开民智，而开民智的首要任务，便是大兴教育，只有人人能上得起学，读得起书，国民的整体素质提高，才有振兴国家的希望。＂教育人人，则人人得治。人人自治，则社会必良。社会改良，则人才必盛。＂ 有着留学日本、欧洲的伦理学大师杨昌济，在归国后，湖南督军谭延闿聘请他担任省教育司司长，面对高官厚禄。杨昌济想都不想，便一口回绝。他不想跻身官场，他只想做纯粹的教育，当个教书先生。当时孔昭绶请他到第一师范任教时，杨昌济也想直接回绝，因为他在其他学校已经任教了。但是孔昭绶是杨昌济的老朋友，杨昌济不忍直接拒绝，但考虑再三，还是决定不接受孔昭绶的聘任。 但是当他来到第一师范时，恰巧看到了毛泽东、蔡和森两位学生的文章。这次的第一师范之行，改变了他的想法，他决定接受聘请，留在第一师范教书。因为他的平生志愿，便是＂自闭桃源称太古，欲栽大木柱长天＂，而毛泽东和蔡和森便是他心目中的好苗子。后来在去世前，还向章士钊推荐蔡和森和毛泽东，郑重其事告诉章士钊，蔡、毛二人海内人才，前程远大，言救国，必先重用此二子。 在第一师范，这样不慕名利，不求升官发财，一心热衷于国民教育的德高望重的老师实在很多。他们都用自己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学生，并不是只让学生把书读好，而是让学生明白为何读书，读书的意义在哪，用知识武装他们的头脑，用精神影响着他们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 在教授毛泽东课业的老师们，袁仲谦可谓是脾气最大的一个。他欣赏毛泽东的才华，但也不喜欢毛泽东的执拗。当时毛泽东入学考试的作文，袁仲谦很是喜欢，认为毛泽东很有才学，如此年纪，能写出如此文章，甚是了得。但如此欣赏毛泽东才华的袁仲谦，为何把毛泽东的文章定在第二名？ 之所以定在第二名，是因为袁仲谦觉得毛泽东的文章还是存在明显缺陷的。当时康梁体盛行，深受学生们追捧，他们热衷于模仿康有为、梁启超的文笔风格。但是袁仲谦看不上康梁的文笔，认为新闻记者的手笔，根本不是纯粹的文章，所以毛泽东的文章只能屈居第二。关于这一点，毛泽东后来跟斯诺聊天时也曾谈及：＂学校里有一个国文教员，学生给他取了个袁大胡子的绰号。他嘲笑我的作文，说是新闻记者的手笔。他看不起我视为楷模的梁启超，认为半通不通。＂ 后来毛泽东的文章还是拿了全校第一，这就归功于杨昌济先生的拍板了。杨昌济看完蔡和森和毛泽东的文章后，认为蔡和森的文章虽好，但＂以全篇而言稍欠些起伏＂。而毛泽东的的文章，则气势冲天、胆识惊人，是天纵奇才的征兆。＂笔下虽粗糙，然胸中有丘壑，如璞中美玉，似待磨金刚，假以时日，当成非凡大器，非凡大器。＂ 在入学考试时，毛泽东就很自信能拿第一，如今的确如其预料。所以当时还年轻的毛泽东，自然认为自己的文章没有什么毛病，所以依旧是梁启超笔法，一次两次，次次如此，文风没有丝毫改变。所以袁仲谦就很气愤，为了让毛泽东正视自己的不足之处，将毛泽东的文章分数越打越低，直到有一次给了40分，毛泽东彻底坐不住了，认为这是袁仲谦故意刁难他，和袁仲谦发生了顶撞。 袁仲谦身为国学大师，又是毛泽东的老师，被毛泽东弄得下不来台，自然是气愤不已。袁仲谦找到校长孔昭绶，孔昭绶也没办法劝服毛泽东，于是他请杨昌济开导毛泽东。毕竟在毛泽东的心目中，杨昌济是他最为尊敬的老师。杨昌济不愧是情商大师，几句话之下，便让毛泽东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 ＂袁老先生一次次指出这些缺陷，一次次降低你的作文分数，最后降到四十分，为什么？难道他看中的第二名写出来的文章就真的只值四十分？一个老师，当他碰到自己非常欣赏的有才华的学生，却又总也看不到学生改正缺点的时候，他会是什么心情？我告诉你，五个字，恨铁不成钢。＂ 杨昌济的几句话，点醒了倔强的毛泽东。他在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后，连夜赶到了袁仲谦的家。此时天降大雨，电闪雷鸣，屋外的毛泽东一动不动，就这样站了一夜。而屋内的袁仲谦，也是一宿没睡。第二天，气消了的袁仲谦将毛泽东叫到了屋内，将自己珍藏的《韩愈文集》交给毛泽东，让毛泽东好好钻研，还对毛泽东说＂文章妙来无过熟，要多读、多写、多想、多问。 ＂这绝版的文集，袁仲谦从不肯借人，却借给了毛泽东，可见袁仲谦对于毛泽东是多么疼爱器重。 在袁仲谦的教诲下，毛泽东的文章进步很快，袁仲谦对此很是欣慰，赞赏毛泽东的文章有孔融之笔法。袁仲谦，在长沙几所学校都有任教。他曾对人提及过两位古文最好的学生，一位是一中的周谷城，一位就是第一师范的毛泽东，后来他的这两位最得意的弟子，也成了好朋友，友情保持了一生。 1915年上学期，第一师范的学生开始罢课，原因是因为反对当局增收学杂费。不了解真实情况的学生们，认为是新来的校长张干向上头谄媚讨好提出来的馊主意，于是将矛头对准了张干。在这场斗争中，毛泽东带领学生驱除校长张干。张干为了平息学潮，要开除毛泽东。但是老师们都不同意，袁仲谦甚至直接对张干说，＂要开除毛泽东，我第一个不干了。＂为了一个学生，连老师都不当了，可见袁仲谦对毛泽东多么重视。 袁仲谦对于毛泽东的喜欢毫不掩饰，他曾多次对人说：＂挽天下为亡者，必期斯人也。＂慧眼如炬、雷厉风行、老而弥坚，行文至此，忽然脑海中又浮现出了画面，抽着旱烟袋，带着瓜皮帽，一嘴大胡子的袁仲谦。 往期精彩文章： 《恰同学少年》孔昭绶：孔子第71世孙，将毛泽东的文章定为第一名 《恰同学少年》：她是江南第一才女，与毛主席暗生情愫，终身未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