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毛泽东42岁。 遵义会议上的反对者,除了博古,还有凯丰 遵义会议之后,陈云在传达提纲中说: "扩大会中,恩来同志及其他同志完全同意洛甫及毛王的提纲和意见,博古同志没有完全彻底的承认自己的错误,凯丰同志不同意毛、张、王的意见。"(陈云:《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1935 年2月或3月,《遵义会议文献》,人民出版社1985 年 1月版,第42 页) 聂荣臻当时是红1军团政治委员,列席了遵义会议。他回忆说: "听说要开会解决路线问题,教条宗派主义者也想争取主动,积极向人们做工作。会前和会议中,凯丰(即何克全),当时的政治局候补委员、共青团书记,三番两次找我谈话,一谈就是半天,要我在会上支持博古,我坚决不同意。我后来听说,凯丰向博古汇报说,聂荣臻这个人真顽固!" 凯丰为何为博古辩护? 凯丰,原名何克全,江西省萍乡人,1906年2月2日出生。 1925年夏考入武昌高等师范学校(后改名武昌中山大学)。1927年3月间,在学校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不久担任武昌中山大学团支部书记等职务。大革命失败后,凯丰同志根据组织上的安排转移到上海,于1927年底赴莫斯科,到中山大学和少共国际团校学习。 期间,他与王明、博古、洛甫、王稼祥、陈昌浩等人接触密切,并且形成了所谓的 "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 。 1930年12月,凯丰回国工作,由博古介绍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1931年初,他作为团中央巡视员,往香港巡视两广团的工作。3月,回上海参加共青团五届四中全会,被增补为团中央委员。会后又赴香港任两广团省委书记, 化名"开封",后取谐音"凯丰" 。 1931年5月,因叛徒出卖被捕。出狱后离开香港,于同年8月底抵达上海,任团中央宣传部长和《东方青年》主编。1933年春,根据中共中央的安排,凯丰同志赴中央革命根据地工作,任团中央书记。1934年1月,凯丰同志出席中共六届五中全会,被增补为中央委员和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随后又被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仍主要从事共青团工作。 长征中,凯丰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总供给部政委、并作为红九军团中央代表随军行动。 有这样的经历,难免会瞧不起毛泽东的军事斗争路线,并站在博古的立场上。 1935年1月,凯丰出席遵义会议,在会前曾帮博古做工作,也说了一些贬低毛泽东的话。毛泽东在1960年代初,曾讲到凯丰在遵义会议上,用反批评的方式来维护博古、李德: "遵义会议时,凯丰说我打仗的方法不高明,是照着两本书去打的,一本是《三国演义》,另一本是《孙子兵法》。其实,打仗的事,怎么照书本去打?那时,这两本书,我只看过一本——《三国演义》。另一本《孙子兵法》,当时我并没有看过。那个同志硬说我看过。我问他《孙子兵法》共有几篇?第一篇的题目叫什么?他答不上来。其实他也没有看过。从那以后,倒是逼使我翻了翻《孙子兵法》。"(毛泽东会见日本社会党由顾问铃木茂三郎率领的访华代表团的谈话,1962 年1月12日。) 毛泽东说他"知错能改,不搞阴谋" 事实上,毛泽东这一番反驳、教导后,凯丰很快改变自己的态度。面对着红军在毛泽东等同志的指挥下扭转战局的事实,他很快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转而支持毛泽东同志的正确领导。对于这一段历史,凯丰同志在6年后回忆说: "因当时对过去中央苏区所犯的错误还不了解,在遵义会上坚持了错误的方面,现在想起来真是幼稚可笑。经过中央的批评在很短的时期内就了解了自己的错误(大约两个月的光景)。" 在之后的长征途中,他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地反对张国焘的分裂活动。1937年2月起草了《党中央与国焘路线分歧在哪里》的材料,随后在3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发言,揭露和批评了张国焘的错误,还参与起草了《中央政治局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之决定》等文件,后来又参与对张国焘的帮助和挽救工作。 他参加了系列重要会议,1937年2月至12月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1937年11月,毛泽东让凯丰为抗大谱写一首新的校歌,以取代原来的《红大校歌》。凯丰(作词)和吕骥(作曲)很快为抗大写下这首校歌《抗日军政大学校歌》: 黄河之滨, 集合着一群中华民族优秀的子孙。 人类解放,救国的责任, 全靠我们自己来担承。 同学们,努力学习, 团结紧张、严肃活泼, 我们的作风。 同学们,积极工作, 艰苦奋斗,英勇牺牲, 我们的传统。 像黄河之水,汹涌澎湃, 把日寇驱逐于国土之东, 向着新社会前进,前进, 我们是劳动者的先锋! 在延安时期,凯丰同志与毛泽东同志友情逐步加深。1942年9月15日,毛泽东同志在给他的信中安慰说:"不愉快的事,过一会也就好了。"后来在延安整风运动中,凯丰同志又联系实际,解剖自己,对以前的教条主义错误和在遵义会议上的表现,作了诚恳的自我批评,得到党中央的谅解。 1945年4至6月,凯丰同志出席党的七大,会后担任中央政治研究室副主任和中央青年工作委员会委员。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央决定派遣大批干部挺进东北,并成立中共中央东北局。凯丰同志被调任东北局委员兼宣传部长。10月赴东北,参加了领导建立和巩固东北解放区的工作。后来,凯丰同志在东北写信给毛泽东,汇报创办《东北日报》工作情况,并请题写报头。毛泽东同志欣然为《东北日报》题写了报头,并对凯丰同志表示亲切问候。1948年8月,兼任中共中央马列学院东北分院副院长。 新中国成立前后,凯丰于1949年3月任中共中央东北局委员,1950年9月至1953年1月任中共沈阳市委书记,1951年2月至1953年1月任东北人民政府委员。1952年9月,凯丰同志调北京工作,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1953年3月至1954年11月兼任中共中央马列学院院长。1955年3月23日,凯丰同志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享年49岁。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在《回眸凯丰——纪念凯丰同志诞辰100周年》(《人物春秋》2006年3月)一文中评价他: "今年是凯丰同志诞生100周年。凯丰同志是一位忠诚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共产主义战士,一生先后主要从事共青团工作和理论宣传工作,是我们党杰出的理论宣传家。" ——综合《毛泽东年谱》《毛泽东传》《实录毛泽东》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