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些诗文之趣,畅饮又何妨
汉文帝霸陵确切位置最终确认,成为一段时间以来的文化热点话题。这件事之所以能够引发广泛关注,主要还是因为汉文帝曾经开启了历史上"文景之治"的盛世时代。汉文帝之后,汉景帝继续励精图治,使这一盛世图景得以持续,为后世所津津乐道。那么,汉景帝采取了怎样的治国之策,方才取得这样的历史成就?
从《史记》《汉书》等记载来看,汉景帝在有些方面继承了文帝乃至汉高祖以来的政策,如继续实行恢复农业、与匈奴和亲等做法,有效保持了政策的连续性;有些则因时因地而调整,体现出很强的灵活性。值得注意的是,他并不喜好文学,对文人相对疏远。比如,大名鼎鼎的司马相如,在景帝朝只做了一个小官,以至这位辞赋高手常有不遇知音之叹。晁错位居显要,也以文章名世,但对于景帝而言,晁错更是一位出色的文臣,而非只喜雕章琢句的文人。
作为一位明智的君主,汉景帝处理政事,自有聪明的取舍之道,对于前朝一些行之有效的政策,萧规曹随可省心省力,又何乐而不为?所以,我们看到,为了安定边境,汉景帝继续实行和亲政策。同文帝一样,以休养生息为根本,为了促进农业生产,他鼓励农桑,并下田耕作,亲作表率;遇到饥荒年份,同样下诏减轻租税。《汉书》中记载,后元二年,汉景帝曾下诏专门提到,"朕亲耕,后亲桑,以奉宗庙粢盛祭服,为天下先;不受献,减太官,省繇赋,欲天下务农蚕,素有畜积,以备灾害。"这些政策的推行,确实有效调动和保护了农民从事生产的积极性,也使国力获得快速提升。
再比如,他继续保留了商贾不能当官的政策,对商人从政保持着高度警惕。在后元二年的一个诏书中,汉景帝曾提到,"有市籍不得宦,无訾又不得宦,朕甚愍之",意思是说,按照规定,那些商贾虽然有钱,但不能做官,一些廉洁之士没足够的钱也没法做官,作为皇帝,自己对这种情况也感到很惋惜。于是,汉景帝下令,"訾算四得宦,亡令廉士久失职,贪夫长利",即有财产四万钱的就可以做官,以免那些廉洁之士因为钱不足进身无门,不能为官,反而让那些贪婪之徒得以长期居于官位而获利。在这之前,规定"訾算十以上乃得宦",也即拥有十万钱才能做官的,在汉景帝看来,这样的规定,对那些才能杰出的廉洁之士而言,无疑增加一个为朝廷效力的障碍,所以他下诏降低了"钱"的门槛。
当然了,"钱"的门槛虽然降低,但身份的审核标准依然不变。如果身份是商人,钱再多,也仍然没有做官的机会,即前所引"有市籍不得宦"。士农工商,商居末位。在汉朝,那些从事商品买卖的商贾,要另立户籍,被称为"市籍",对这些人而言,做官是"禁区"。这里所说的商贾,主要是指那种财力雄厚,有能力从政并且有一定社会影响的富商巨贾。因为,在朝廷眼里,这些有经济实力的商人,一旦有了其他心思,很可能会把财富转换为政治权力,从而形成不受朝廷控制乃至对抗朝廷的政治势力。有些商人也可能通过行贿等手段,扰乱正常的官员选拔秩序。正因此,西汉才给商贾划了一个不能为官的"禁区"。
在这方面,西汉政权有切肤之痛。按《史记》记载,汉初,因长期战乱,百业凋敝,财物匮乏,"自天子不能具钧驷,而将相或乘牛车,齐民无藏盖",连皇帝出行都找不出毛色一样的四匹马,可见财物之窘迫。但就是在这样的形势下,有些商人却钻到"钱眼"里,大行投机倒把之事,扰乱市场,聚敛财富。汉朝的开国皇帝汉高祖刘邦看在眼里,在形势基本稳定后,特别下令"贾人不得衣丝乘车,重租税以困辱之",规定商人不能穿好布料,不能乘好车,对商人还要加重收取租税,以打击削弱他们的力量。高祖晏驾,至汉惠帝、吕后时,"复弛商贾之律",对商贾的禁律有所松弛,但商贾及后代不能做官的规定仍然明确执行。
只不过,在社会现实运行中,商人还是通过各种途径,包括利用朝廷颁布的加爵机会,逐渐取得了做官的机会,获取政治权力。至汉武帝时,虽然依然推行抑商的政策,但又同时选拔了一些商人为官,结果,有的商人如桑弘羊,还成为政坛风云人物,风头一时无两。这时的抑商之举,实际已经名存实亡了。
汉景帝能成就"文景之治"的盛世,有沿用前朝政策之处,当然也绝非仅仅依赖前朝的"发展惯性",而是多有创新创造。例如,他下令允许民众自由迁移,鼓励民众从贫瘠之地迁移到适合农业生产的地方,开垦更多良田。前元元年春,他下诏称,因为年景不好,庄稼歉收,老百姓缺少粮食,甚至出现饿死人的情况,自己也很痛惜,现实的情况是,有的郡国土地贫瘠,没法种植农桑,养殖牲畜,有的郡国土地宽广肥沃,水利条件也非常优越,但是没法移民开发,所以明确"其议民欲徙宽大地者,听之"。按史书记载,鼓励移民的举措,大大提高了农民开垦土地、种植农桑的积极性,农业生产局面大大改观。
而且汉景帝行政绝不僵化,视现实需要灵活变化。汉文帝时,曾下诏命令"除关不用传",即废除关卡的检查制度。老百姓过关时,必须持"传"也就是相关证件,才能顺利通过关卡。汉文帝直接把这项规定废止了。至汉景帝前元四年,"复置诸关用传出入",亦即重新恢复进出关卡必须持"传"的规定。之所以恢复这一政策,一是吸取了"七国之乱"的教训,二是由此收取税费,当然也大大增加了国库的收入。
相对于文帝的节俭,景帝其实是逐渐往奢侈里走的。如《史记》称景帝"益造苑马以广用,而宫室列观舆马益增修矣",不断增修宫室苑囿,显然已渐离节俭之道。
年景不好时,景帝也曾下诏禁止卖酒,以节约粮食。但逢着国有喜事,心下高兴时,他又下令"大酺五日,民得酤酒",放开酒禁,大家可尽情聚会饮酒五天,老百姓也可以自由买卖酒水。可以想象,面对河清海晏、时和岁丰的大好局面,景帝又怎能拒绝举觞欢庆,开怀畅饮。与文帝相比,景帝此举也显出别样的豪爽。
令人有点遗憾的是,汉景帝"不好辞赋",因此,那些想象中君臣唱和的热闹场景,就这样与景帝擦肩而过。司马相如曾事汉景帝,但只做了个武骑常侍,这个职位对于司马相如而言,也是"非其好也",在景帝朝的郁闷之情可想而知。好在,汉武帝曾感叹"独不得与此人同时",在司马相如入朝后一度极欣赏他,司马相如感此知遇之恩,洋洋洒洒写了一篇《上林赋》,极尽铺张之能事,留下了一段君臣相知的千古佳话。晁错文章写得好,鲁迅先生曾评价晁错的文章为"西汉鸿文,沾溉后人,其泽甚远",然而晁错与汉景帝的"文缘",也不过是晁错不断递上的游说景帝削藩等策论,而景帝因为听从这些言论削藩,引发"七国之乱",晁错终被景帝赐死。
如此看来,景帝身边,虽少了点诗文之趣,好在有酒,也并不怎么影响畅饮的心情,毕竟眼前是一派前所未有的盛世繁华。(大众日报客户端记者 于国鹏 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