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败退台湾后，监察院院长于右任的下场如何？

　　1949年初，国民党政权已经摇摇欲坠，各机关也已由南京迁往广州。不久之后，解放军包围上海。此时，还停留在上海市内想看看风头的国民党要员个个惊恐万状，纷纷南逃去往广州。其中，也包括于右任。
　　1949年10月14日，广州解放，于右任随众撤往香港。11月26日，于右任在接到蒋介石的命令后，去到了重庆。
　　其实，于右任此次会去重庆，不仅仅是因为蒋介石要面见于他，还因为他的妻子与女儿也在重庆。所以这次于右任的重庆之行，他更希望的是，能够见到阔别已久的妻女。可惜的是，于右任的愿望并没有实现。因为交通不畅，于右任的妻女还没等到于右任，便已经去到了成都。
　　在重庆，于右任一直设法与妻子取得联系，想让她们返回重庆，但都没有成功。11月29日，于右任被迫飞往台北。自此之后，于右任在台湾度过了其悲凉的晚年，且再也没有能返回大陆。
　　一、
　　于右任原名伯循，字诱人，1879年出生于陕西三原的一户贫困人家。都说＂穷人的孩子早当家＂，于右任也是如此，自幼聪明好学的他，在11岁时便能吟诗作对，提笔写字了，到了17岁，他又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三原县学，后来更是去到了宏道书院、泾阳味经书院和西安关中书院读书。说他是神童，也不为过。
　　那时的于右任，因为接受了新思想，对于清政府的腐败统治极为不满，所以当1900年八国联军攻陷北京，慈禧、光绪不作为逃到西安后，于右任写下了不少忧国忧民、抨击时政的诗篇。后来也正是因为这些诗，使得于右任受到了清朝廷的通缉。
　　1904年，清朝廷下令拿办于右任。当时，于右任正在开封参加会试，于右任的亲友听到消息后，当即以重金雇人赶往开封给于右任报信。值得一提的是，当时西安的电报局和路驿都发生了故障，所以当于右任接到家书时，清朝廷缉捕于右任的公文还未到达开封。看到家书后，于右任迅即逃离开封前往上海。
　　在上海，于右任化名＂刘学裕＂，并在贵人马相伯的帮助下，于1904年5月进入了马相伯创办的震旦书院读书。入校不久后，因为于右任的学识，马相伯认为他完全可以担任教师这一角色。于是，马相伯唤来于右任，在一番推心置腹的交谈下，于右任成为了震旦的老师，也成为了马相伯的同事。
　　后来，因出现变故，震旦解散了。原本，于右任是想出国继续深造的，但他又觉得复校兴学的事情更为重要，于是便忍痛牺牲出国深造的机会，协助马相伯募集资金，创建新校。
　　1905年，马相伯终于另起炉灶，成功创建了一所新的学校。在于右任的建议下，这所新学校的校名从《卿云歌》＂日月光华，旦复旦兮＂中取＂复旦＂二字，定名为＂复旦公学＂，表示不忘＂震旦＂之旧，也暗含恢复中华之意。
　　学校创办伊始，于右任每天工作繁忙，根本无暇考虑其他的事情。当初他之所以来到上海，就是想在这座潮流涌动的大城市结交一些反清志士，做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而非在学校埋头苦读。所以，当复旦公学逐步走上正轨之后，于右任也开始去追求自己的理想了。
　　1906年，于右任怀着想要办一份报纸的愿望，从上海乘船去到了日本。也是在这里，他结识了孙中山，加入了中国同盟会，并被任命为长江大都督，负责上海一带同盟会事务，担当中国中部的革命重任，在上海相机而动。自此，于右任开始跟随孙中山进行民主革命。
　　革命的同时，于右任还在1907年4月创建了报社《神州日报》。其实，于右任所创的报社远不止这一家，在1907年到1912年这5年的时间里，他还创办了《民呼日报》、《民吁日报》和《民立报》。这段时间中，于右任大力宣传民主革命思想，揭露清王朝的腐朽统治，抨击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的掠夺，为辛亥革命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后，于右任一直跟随着孙中山做事；袁世凯窃国后，于右任也一直与国民党一起进行着反袁活动，所以到了1931年2月2日时，于右任轻而易举地当上了国民政府监察院院长。当然了，于右任能出任该职，也不仅仅是因为他是国民党的元老，还因为有蒋介石的倚重。
　　蒋介石为何如此看重于右任？笔者认为原因有二：
　　第一，是因为于右任与蒋介石在辛亥革命时的顶头上司陈英士交情颇深；
　　第二，便是因为在1930年中原大战时，于右任的旧部杨虎城率部入陕，截断了冯玉祥的后路，加速了冯军的瓦解，帮助蒋介石取得了大战的胜利。
　　所以，蒋介石如此倚重于右任，自然也变得合情合理起来了。
　　二、
　　于右任在＂监察院院长＂这一职位上座的时间很长，不仅在抗战时期、解放战争时期是，甚至在其迁居到了台湾后，还当了15年的＂监察院院长＂。当然了，于右任在台湾的权力肯定也不能和以前相比了，这里的＂监察院院长＂，也只不过是一个虚名而已。
　　虽然政治上不得意，但于右任的晚年生活还是颇为丰富的，除了作诗自娱，他有时还应友人之邀，为某些出版社题词作序，忙得不亦乐乎。
　　而除了以上这两件事外，于右任的其他时间便都用在了读书和看望朋友身上。其中，与于右任走动最为频繁的，是一个叫做莫德惠的老人。
　　莫德惠与于右任在台湾的经历大抵相同，他虽贵为＂考试院院长＂，但在1960年国民大会上竟连主席团成员都不是，后来一位东北籍的郭先生看不下去，自动请辞主席团，将自己的位置让给了莫德惠。
　　就是这样类似的处境，使得这两位老人成为了莫逆之交，每年夏天都相约至北投风景区的一座小洋房里谈诗写字，说古论今。
　　另外，于右任和年轻的小辈们也多有来往。
　　1958年，是于右任的80寿辰。一天，几位青年记者凑份子叫了一桌菜，邀请于右任赴宴，席间大家天南海北，海阔天空，无所不谈，后来竟然谈到了于右任的胡子。于右任的胡子，条条清晰，根根可数，最长的部分甚至有一尺六寸八分，白如银丝，状若神仙，真可谓是＂美髯公＂再世。如此漂亮的胡子，自然也成为了饭桌上最为显眼的存在。
　　席间，几位青年朋友趁着酒兴问他：＂您晚上睡觉，胡子是放在被子里，还是放在被子外？＂于右任回答：＂顺乎自然。＂聊得高兴了，于右任还给青年朋友们讲起了胡子的笑话，惹得满堂开怀大笑。
　　之后，待几位青年朋友端出寿桃寿面，于右任才恍然大悟，原来这宴会是给自己预祝80华诞的。
　　由于华诞当日，于右任家中必然是宾客盈门，每人只能寒暄几句，所以他们才会选择提前为于右任祝寿。对于这些青年朋友的良苦用心，于右任颇为感动，他连连拱手，深表谢意。
　　于右任书法
　　三、
　　于右任在台湾的官邸，坐落在台北市和平东路的青田街，是战前日本人建造的一座住宅，以木质结构为主。它的院落不大，也从不设门卫，所以也不用通报，可以直来直往，就和普通百姓的住宅一样，毫无大官公馆的排场。而这，在台湾官场中也是极其罕见的。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于右任在台湾的实际上是极度缺钱的，每月下旬，他便会闹起＂饥荒＂。缺钱了怎么办？借钱。可是，于右任是堂堂＂院长＂，怎么可能向别人开口借钱呢？所以，这借钱的差事也就落到了于右任的老副官宋子才身上。
　　宋子才自大陆起就一直跟随着于右任，对他的为人十分了解，也曾劝过于右任不要花太多钱在交友设宴上，但都没有效果，到紧要关头只得把自己的一点积蓄贴上，但都是杯水车薪，无济于事，最后只好到处借债度日。
　　张大千与于右任
　　有一年，张大千从国外回到台湾，在得知于右任有经济问题时，便主动接济了他一笔钱，让他偿还债务。然而，于右任的经济情况并没有因此好转，然而愈演愈烈，几乎到了生病没钱住院的程度。
　　1962年4月18日，于右任因喉咙发炎，住进了＂荣民医院＂。可是就在住院的第二天，于右任便嚷嚷着要出院了，为何？关于这个问题的答案，于右任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今日早起，疾已轻，有归去之意，开支甚大，如何能继？总而言之，还是钱的问题。
　　无疑，于右任是渴望钱的，但相比于钱，他更渴望的则是长寿。他想长寿，想活到100岁，是因为他想在有生之年能够回到大陆，见见亲朋故旧，更想再见见他的老伴高仲林。
　　于右任的发妻高仲林及长女于芝秀，并没有跟随于右任一起迁居台湾，她们一直都在原籍陕西三原。而除此之外，于右任的幼子于中令及其母沈建华在上海，大儿子儿媳在南美洲。本来美满的一家人，如今却分居大陆、台湾、南美数处，这是于右任心中永远的痛。
　　于右任证婚
　　1958年，在于右任与高仲林结婚60周年即将到来的金婚前夕，他从保险柜中取出了高仲林当年为他亲手缝制的布鞋布袜，抚视良久后，写下了《忆内子高仲林》一诗：两戒河山一支萧，凄风吹断咸阳桥。
　　白头夫妇白头泪，留待金婚第一宵。
　　高仲林比于右任小两岁，1898年与于右任结婚后，仅生了一个女儿于芝秀。1956年时，于右任曾通过香港友人吴季玉与大陆的亲人取得过联系，汇去了台币600元给高仲林和于芝秀。于右任在信中倾吐了对大陆亲人朝思暮想、心牵故国之情。此后，吴季玉每年到台为于右任祝寿，为他在海峡两岸传递家书。
　　四、
　　1961年3月中旬，章士钊先生由香港回到北京，给周总理写了一封信，信中说道：
　　胡子（朋友们对于右任的尊称）最近给香港吴季玉先生来信说：＂今年是我老伴的80寿辰，可惜我不在大陆，今年她的生日一定会很冷落，不会有人理睬她的。想到这点我十分伤心！＂
　　于右任与孙女
　　在这封信说，章士钊最后又说道：
　　胡子的这种心情，请总理予以注意。
　　周总理收到信后，当即表示理解，他让罗青长打电话给屈武，让他以女婿的名义去西安为于夫人做80大寿。当时于夫人的寿辰虽然已经过了一个星期，但按陕西风俗，如果亲人在外不能及时赶回，是可以补寿的。于是，屈武带了儿子、儿媳，以及于右任的外甥周伯敏赶往西安，为于老夫人祝寿。
　　在这场寿宴上，出席的人员有于右任的老友茹欲立、孙蔚如，以及当地统战部门的负责人和于右任的亲朋旧友等20余人。如此热闹的宴会，于夫人兴高采烈、形于辞色。事后，屈武把给于夫人祝寿的照片托人带给于右任。于右任看到后非常激动。
　　然而，吴季玉为于右任传递家书的事却被台湾国民党特务们查到了。1963年9月，特务们趁吴季玉再次赴台，于14日将其暗杀，凶手逃往香港。于右任闻此噩耗，不胜哀痛，他亲往极乐殡仪馆吊唁吴先生，而后又因哀伤过度病倒在床。
　　值得一提的是，在于右任卧病期间，蒋介石曾假惺惺地派蒋经国前往慰问，并向于先生保证一定将凶手遣返台湾法办，但最后，此事还是不了了之了。
　　1962年元旦，于右任在＂监察院＂参加了一次纪念会后，回首半个世纪以前的往事，不禁黯然神伤，加上身患疾病，心绪不宁，自知在世之日不会太久，因而在日记中写下了对身后事的意见：1月12日：我百年后，愿葬于玉山或阿里山树木多的高处，可以时时望大陆。我之故乡，是中国大陆。
　　22日：葬我在台北近处高山之上亦可，但是山要最高者。
　　又两天之后，一夜未眠的于右任在天微微亮时，写下了《望大陆》这首使人怆然涕下的悲歌：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大陆；大陆不可见兮，只有痛哭!
　　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故乡；故乡不可见兮，永不能忘!
　　天苍苍，野茫茫；山之上，国有殇！
　　《望大陆》
　　于右任在写了这首撕心裂肺的哀歌之后，在人世间活了两年零九个月又十七天。1964年7月2日上午11时，老人支撑着病体，应台湾大专学校本届毕业侨生之约，会见了12名侨生代表，同这些年轻人谈了＂立志＂的问题。不久便生病住院，入院前，他因医药费无着落，将病情拖了三个星期。
　　在医院的最后三个月中，于右任曾试图写份遗嘱，但最终还是没能留下只言片语。1964年11月10日8时，于右任与世长辞，终年86岁。
　　当天中午，＂监察院＂的人为了寻找所谓的＂于右任遗嘱＂，他们打开了于右任的自用保险箱。保险箱中，既没有遗嘱，也没有钱财珍宝，只有日记和书札，以及为其三公子于中令上半年出国留学筹集旅费所出具的借款单底稿，还有平日挪借副官宋子才数万元的账单，再有就是于夫人高仲林为其缝制的布鞋袜。
　　在场的所有人在目睹了这些遗物后，无不潸然泪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