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80年代的大裁军，最后关头怎么会从保留昆明军区撤销成都军区变为撤销昆明军区保留成都军区的？

　　1985年6月，邓小平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宣布，中国人民解放军减少员额100万
　　在20世纪80年代进行的百万大裁军中，酝酿已久的保留昆明军区、撤销成都军区的方案，在两区撤并定点的最后关头，改变为撤销昆明军区、保留成都军区，这被人们称为＂成昆之变＂。
　　邓小平提出，要对军队进行一次大手术——裁军100万
　　1985年，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发展历史上有着非凡的意义。6月4日，邓小平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郑重宣布：中国政府决定，减少人民解放军员额100万。说这话的时候，他伸出右手的食指在空中摆动了一下。一个手指，象征着100万，震动了整个世界。
　　20世纪60年代后期以来，由于军队建设立足于＂早打、大打、打核战争＂，军队规模不断扩大，比例严重失调，机构过于庞大、臃肿的问题相当突出，军队人数一度达600多万。这不仅制约了军队的质量建设，也影响了国家的经济发展。
　　在1975年，邓小平就提出军队要＂消肿＂。此后，人民解放军进行过数次精简。根据第三次全国人口普查的数据，1982年现役军人已减为423.8万人。但这个数字，仍相当于美军的两倍，与苏军的人数差不多。
　　1984年11月1日，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5周年国庆阅兵后一个月，中央军委召开了军委委员和全军各大单位主要负责人参加的座谈会。现场采写会议新闻稿的新华社解放军分社原社长刘回年，曾向我们讲过会议情况：邓小平准时进入会场，没有寒暄，也没有讲稿，坐下来后就开讲。他的开场白是一句设问：从哪里讲起呢？还是从这次阅兵讲起吧。这次阅兵是不错的，国内、国际反应都是不错的，国际友人说，很好。我说，有个缺陷，就是80岁的老人检阅部队，这表现军队的老化。这个问题不解决不行。中国军队高层年龄老化，这个在当时最敏感的问题，被邓小平直截了当地揭开了。邓小平由此讲到军队体制改革和进一步实行精简整编的必要性：＂消肿始终是我们军队的一个很大的问题。＂＂即使战争要爆发，我们也要消肿。肿，就是表现在我们指导战争的能力不高，虚胖子能打仗？＂＂我们的肿，又主要在高层。＂＂如果真正打起仗来，像我们现在这种臃肿状态的高层领导机构，根本不可能搞好指挥。＂＂一个从节省开支看，一个从提高军队素质看，都必须消肿。就是战争比较早地到来，也得消肿。不消肿就不能应付战争。＂
　　在这次会议上，邓小平还深刻阐述了对国际形势的判断，明确指出：讲战争危险已经讲了很多年，现在应该真正冷静地作出新的判断。仗打不起来这个话，我们多次讲过。过去讲10年，现在过了几年，还可以说10年。有了新的判断，才能真正安安心心地搞建设，才能把工作重点转移到建设上来。邓小平提出，要对军队进行一次大手术——裁军100万。会后，中央军委根据这一重大决策，反复研究裁军百万的整编方案，确定改革体制编制，加强合成，调整编成比例，精简机关，减少干部和保障人员，淘汰落后装备。其中，解放军三总部的人员和机构有大幅精简，11个大军区撤并为7个，陆军的35个军撤并升级为24个多兵种合成的集团军，团以上机关、部队、院校和机关中相当于团级以上的部门裁减5900多个，机关、部队的76种职务由军官改为士官担任，部分内卫、执勤部队移交公安部门，改为武警部队。
　　这次精简整编，是我军历史上的一次重大改革，数量大，变动大，涉及的单位和人员之多是空前的。尤其是这100万，涉及的是人，是一支支战功卓著的部队。人的社会关系和活动，会令这个数字成倍地增长，延伸到各种领域、各个方面，触及各种利益。无怪乎有人说，这是一次从上到下、从里到外的＂立体震荡＂、＂全方位波动＂。
　　军委座谈会后，为统一全军思想，保证体制改革和精简整编任务顺利完成，军委和总政治部组织全军各部队，广泛深入地开展了服从大局教育。
　　昆明军区开始了接收成都军区机关同志的准备
　　1984年初冬的一个早晨，春城昆明已有几分寒意。昆明军区领导踏着散落在大院路上的梧桐树叶，走向党委会议室，率先进行服从大局教育。我作为宣传部干部教育处负责人，是会议工作人员。
　　张铚秀司令员在会上说，今年，我国的军费只有191亿元，大约只占美国军费的2%，比苏联更少，而我军员额却是世界的首位，高达400多万人。官兵比例，我军是1 2.45，远高于美军的1 6和苏军的1 4.5。人头费占了军费开支的大部分，加重了国家负担，限制了武器装备更新发展。我军总体上是一支诸军兵种合成军队，但战斗编组缺乏合成性，难以适应现代战争的要求。进行体制改革、精简整编，抓住了军队建设的关键。
　　随后，他放缓了语速，以同大家谈心的口吻说，裁军百万，意味着部分单位将不复存在。一些老部队的光辉历史，有可能要在我们这一拨人手上结束，这一页是很难翻过去的。但是，精简整编是大局。今天在座的同志，都是跟党走了几十年的老党员，在关键时刻，一定要坚定地听党的话，个人服从组织，局部服从全局，感情服从原则，一切都要从大局出发。
　　谢振华政委在大家发言后讲了三条意见：一、要抓住一个环节，深入进行讲党性、顾大局、守纪律教育。百万裁军，思想先行，要把全区上上下下的思想，切实统一到党中央、中央军委的决策和部署上。二、要叫响一个口号，在大局下行动。全区部队都要服从大局、听从指挥、加强管理、保持稳定。只有立足大局算大账，才能算好单位和个人的小账。考虑到精简整编即将进行，要从严控制干部提升。三、要把握一个关键，以上率下。一级做给一级看，一级带着一级干。军区常委个人的安排，是上级考虑的事情，我们无条件服从组织，叫干叫退都不讲二话。全区团以上领导干部，都要增强政治责任感，以身作则，模范带头，为部属做出好样子。
　　军区所属军级党委班子也率先开展教育。云南省军区司令员李金桥、政委张志铭，贵州省军区司令员王争、政委焦斌，昆明陆军学院院长刘子波、政委赵坤等领导同志，分别在党委会或干部大会上表示，坚决听从党安排，宣布离休愉快服从，继续工作标准不降，调动单位不讲价钱。一个讲党性、顾大局、守纪律的浓厚氛围，很快在全区部队中形成了。
　　1985年春节前夕，昆明军区机关和部队，到处喜气洋洋，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中央军委副主席杨尚昆、总政治部主任余秋里，专程到云南看望部队，向指战员祝贺春节，祝贺对越作战的胜利。
　　胡耀邦等领导同志深入前线，亲切看望参战官兵，并多次发表重要讲话，充分肯定作战的胜利和昆明军区部队全面建设的成绩。视察期间，胡耀邦还为昆明军区挥毫题词：＂国威军威看西南＂。
　　2月19日，是农历大年三十。下午3时，杨尚昆、余秋里和同行的沈阳军区司令员李德生，在国防剧院接见了我们军区机关干部和驻昆单位师以上干部。随后，又参加了军区举行的春节报告会。杨尚昆、余秋里在讲话中高度评价昆明军区各项工作＂在张司令员、谢政委的领导下，贯彻党中央、中央军委的指示坚决，成绩是很大的，取得了整党、作战双丰收＂。
　　大年三十晚上，连续忙碌了几天的我正在家中休息。响起一阵敲门声，开门一看，是宣传部曹学文副部长。他拿着一盘磁带对我说，这是杨副主席下午讲话的录音，今晚务必整理出来。当晚，我一字一句地听录音、作记录，并参照听讲话时的笔记，认真进行整理，一直工作到大年初一清晨。根据军区首长的指示，＂国威军威看西南＂的题词印发到全区部队，并组织＂国威军威看西南，我们怎么办＂的讨论。这些工作，也是由我们宣传部承办的。胡耀邦等领导同志视察和看望昆明军区部队，引起很大反响。机关有的人概括说，中央、军委领导表扬昆明军区有四好：仗打得好，党整得好，干部年轻化搞得好，还有一条，张、谢首长领导得好。
　　当时，机关中就已经有保留昆明军区的传闻。一些同志分析：第一，在11个大军区中，昆明军区是唯一还在打仗的大单位。这几年南疆硝烟不断，军区处于战略前方、攻守一线。这是保留昆明军区最充分的理由。第二，昆明军区主要由原第二野战军主力第四、第五兵团组成，传承着二野的血脉，邓小平是二野的老政委。第三，胡耀邦为军区题词＂国威军威看西南＂，显然是保留昆明军区的前兆。
　　是年4月，全军各大单位参谋长会议在京召开。会议形成的倾向性意见是保留昆明军区，撤销成都军区，机关部分人员并入昆明军区机关。
　　随着情况的逐渐明朗，昆明军区开始了接收成都军区机关同志的准备。军区党委再次决定，严格控制干部提升，以便给成都的同志留位子。到6月1日前，军区司、政、后机关有26个二级部正副部长缺编。下面报上来的递补方案，军区党委一律不批。军事法院院长、军事检察院检察长缺编，连签署法律文书都成了问题，有些同志觉得就是从工作角度考虑，也应破例报批一下，但军区党委的答复仍然是：留待合并后统一考虑。
　　与此同时，军区抓紧动员临近离、退休年龄的同志离职，以便腾出位子；已离、退休的同志提前搬进干休所，以便腾出宿舍。军区政治部52号院刚修好一幢可安排50户干部的宿舍楼，一律不分，全部留给成都方面来的同志。
　　我当时是军区宣传部干部教育处的副处长，任副团职已有几年。1984年8月，原处长提升。宣传部刘连清部长与我谈话，明确由我代理处长工作。同时，军区政治部上报我任该处处长。军区党委考虑到精简整编，没有同意。1985年1月，军区政治部将这一方案再次上报，又因两区将合并，需要留位子，被军区党委再次否定。类似我这样情况的，机关中还有一些人。面对有位子不让提升，相关干部没有怨言，仍兢兢业业工作，大家理解这是大局的需要。
　　1985年二三月份，成都军区可能撤销的消息就传到成都。成都军区党委深感这是一次严峻考验。军区一方面组织部队开展正确对待精简整编、顾全大局教育；另一方面，为防止利用精简整编突击提拔干部，停止了提干工作，并加强部队管理和经费、物资管理，严防发生问题，保持高度稳定，确保各项工作正常进行。机关各大部坚持集体出操、点名，严格上下班和请销假制度。一天清晨，到军区检查工作的一位军委领导在大院散步，听到干部战士出早操嘹亮的口号声，看到宽阔的机关大院整洁有序，转身对陪同的王诚汉司令员、万海峰政委称赞道：＂你们这里一切如常，不像个要解散的样子嘛。＂不久，军委、总部通报表扬了成都军区＂精简劲不减，整编心不散＂的好作风。
　　1985年5月23日至6月6日，中央军委召开扩大会议，讨论贯彻减少员额100万的战略决策，并部署落实的步骤和措施。
　　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在京西宾馆举行。张铚秀、谢振华住进宾馆时的心情是坦然的，随行的军区军务部、干部部领导，带来了对成都军区合并到昆明军区有关问题的初步方案，以备在会议上汇报，并与成都军区的同志协商。
　　会议开始时提交讨论的精简整编方案，是将成都军区合并到昆明军区，定点昆明，称昆明军区。这无疑是军委已基本确定的意见，昆明军区到会的同志心中更踏实了。
　　王诚汉、万海峰作为成都军区的军政主官，此时的心情是复杂的。这两位从战争年代走出来的老红军，有很强的党性。他们对身边工作人员说，如果军委最终作出定点昆明的决定，我们无条件地坚决执行。在军委最后确定之前，出于公心，着眼大局，可以把想法按程序向上反映。
　　王诚汉曾亲笔签名赠送了我一本《王诚汉回忆录》。在回忆录中，王诚汉谈到了有关情况：我把成都军区参加会议的几位工作人员召集在一起，谈了我的想法，叫他们抓紧起草《关于昆明、成都军区合并后定点问题的几点想法》的建议信。信写好后，征得万海峰政委同意，以我们两个人的名义，分别送军委杨尚昆副主席和杨得志、余秋里、张爱萍、洪学智副秘书长。我们在信中提出，＂大军区定点要考虑到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交通、通信等历史因素和发展状况，要有利于作战指挥，便于组织部队向其他战区机动，因此设置上应具有一定的弹性和稳定性，不宜过于靠前＂。建议信的主要内容有：＂从四川和成都在西南的政治、经济、军事地理位置看，定点成都比较合适；从西南地区的作战指挥看，定点成都可以更好地兼顾西藏、云南两个作战方向；从后勤物资保障看，定点成都有利于整个西南战区的物资筹措、调运和供应；从利用现有军事设施看，成都到昆明、西藏的交通、通信设施比较完善，特别是成都到拉萨一线经过30多年建设，公路、通讯、仓库、兵站等，都比较完善，定点成都有利于减少新的投资；从军区空军的作战任务和指挥位置看，定点成都有利于整个西南空军的组织指挥。＂＂在军委扩大会议分组讨论会上，我又和万海峰政委按照这封建议信的内容，作了联名发言。会议内部简报刊登了我们的发言，发给与会人员并报送中央领导同志和军委首长。＂
　　＂成昆之变＂在这一刻成了定局
　　大军区撤并的定点问题，事关重大，参与军委扩大会议的领导同志，都在认真思考。
　　昆明、成都军区合并，一军军长傅全有拟任军区司令员。军委扩大会议期间，总参谋长杨得志专门为军区定点问题找傅全有谈话，征求意见。傅全有坦诚地谈了自己的想法：＂我认为，机关是领率，其驻地设在哪儿，应该从长远、从全面加以考虑。云南边境有战事，放在昆明固然有道理，但这一战事是阶段性的、是局部的，不是永远的战场。一旦战争结束，昆明偏于一角，对于整个军区部队建设和管控西藏方向，都是不利的。而成都西接西藏，南依云、贵，东临中原大地，地理位置十分重要＂，＂不论是物质基础，还是战略地位，机关定点成都，对军区部队建设和保障西藏供应，都是十分有利的＂。杨得志点点头说：＂你的意见很好。我们整理一下，会把你的意见上报军委的。＂
　　分管军务工作的副总参谋长何政文，兼任军委体制改革、精简整编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担负具体组织和落实工作的责任。研究确定军区合并的方案，是经过上上下下多次反复商讨、论证的。在讨论成都和昆明两个军区如何合并的问题时，包括何政文在内，基本倾向是成都军区合并到昆明军区，方案也是这么报的。但后来经过再三考虑，认为成都军区担负着保卫西藏、守卫边疆的重任，而且成都又是西南经济文化的中心，是历代的军事重地，交通发达，人口众多，物产丰富。军区指挥机关放在成都，可关照云南、西藏两个方向，且战略纵深比较广阔，一旦发生战争，部队的活动范围、机动余地比较大。此时刚卸任副总参谋长的何政文思忖再三，写报告向邓小平、杨尚昆提出定点改为成都的建议。
　　6月3日上午，军委常务会议集中各组对精简整编方案提出的意见，再次进行研究。下午召开大会，杨得志总参谋长拿着一份手稿，宣读了军委对这次整编讨论后的15点意见。其中第一条就是成都、昆明军区合并，机关定在成都，称成都军区。会场上鸦雀无声，人们安静地听着、记着，＂成昆之变＂在这一刻成了定局。
　　6月5日，中央军委任命了新的成都军区领导班子。万海峰继续担任政委，一军军长傅全有任司令员，十一军军长廖锡龙、二十八军军长张太恒任副司令员，六十四军政委李硕任副政委，四十二军副军长陶伯钧任参谋长，成都军区政治部副主任邵农任政治部主任，昆明军区后勤部部长马秉臣任后勤部长。随后，经党中央、中央军委批准，军区党委常务委员会由上述8人组成。新任常委分别来自南京、成都、昆明、北京、沈阳、武汉6个军区，平均年龄54岁，比过去老班子年轻10岁。
　　为搞好精简整编工作，军委决定向各合并军区派协调小组，协助军区贯彻有关指示和决定，执行军委赋予的任务。谢振华任成都军区协调小组组长，张铚秀、王诚汉任副组长。在协调小组的协助下，成都军区和昆明军区，分三步紧张而有序地开展了交接工作：第一步，7月17日至24日，张铚秀、谢振华带领昆明军区司、政、后领导赴成都，向成都军区介绍昆明军区成立30年来的军事、政治、后勤工作情况，介绍中越边境作战情况和作战预案，对部队的整编方案和拟去新的成都军区的二级部领导等提出了建议。根据领导的安排，我参与了情况介绍有关部分的起草。第二步，7月20日至7月30日，昆明军区在麻栗坡向成都军区移交作战指挥，介绍了作战部队情况及敌我态势，对进一步完成好军委赋予的作战任务提出了建议。第三步，8月4日至16日，傅全有、万海峰带领成都军区司、政、后机关同志赴昆明军区，对编制、装备、器材、物资、经费等进行了全面的对口交接。交接过程中，双方顾大局，讲风格，处处体现了团结精神。
　　经两区协商确定，昆明军区机关219名干部合并到成都军区机关工作。根据中央军委的命令，十四军参谋长魏兆生、十一军副政委杨德福、昆明军区后勤部财务部长刘伯然，分别担任成都军区司令部副参谋长、政治部副主任、后勤部副部长。我有幸作为219名机关干部中的一员，到成都军区宣传部任政治教育处处长。
　　8月17日，随着蒸汽机车的一声长鸣，昆明军区合并到成都的200多名机关干部，乘火车缓缓离开昆明站。当火车启动的那一刻，大家的感情闸门敞开了。车上的同志和车下送行的军区首长、机关战友，相互挥手致意，高声喊着：再见，再见。我们集聚在车窗旁，望着车下首长和战友们一双双饱含嘱托、期望的眼睛，更增添了不辱使命、干出好样子的责任感。
　　8月23日，在新落成的成都军区大礼堂，隆重召开了欢迎昆明军区机关干部大会。傅全有、万海峰作了热情洋溢的讲话。成都军区翻开了新的篇章。
　　——摘编自《百年潮》2021年第四期
　　作者：郭正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