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斯《谏逐客书》原文及鉴赏

　　李斯《谏逐客书》
　　臣闻吏议逐客，窃以为过矣。
　　昔缪公求士，西取由余于戎，东得百里奚于宛，迎蹇叔于宋，来丕豹、公孙支于晋。此五子者，不产于秦，而缪公用之，并国二十，遂霸西戎。孝公用商鞅之法，移风易俗，民以殷盛，国以富彊，百姓乐用，诸侯亲服；获楚、魏之师，举地千里，至今治彊（11）。惠王用张仪之计（12），拔三川之地（13），西并巴、蜀（14），北收上郡（15），南取汉中（16），包九夷（17），制鄢、郢（18），东据成皋之险（19），割膏腴之壤，遂散六国之从（20），使之西面事秦，功施到今（21）。昭王得范雎，废穰侯，逐华阳（22），彊公室，杜私门（23），蚕食诸侯（24），使秦成帝业。此四君者，皆以客之功（25）。由此观之，客何负于秦哉？向使四君却客而不内（26），疏士而不用（27），是使国无富利之实，而秦无彊大之名也。
　　今陛下致昆山之玉（28），有随、和之宝（29），垂明月之珠，服太阿之剑（30），乘纤离之马（31），建翠凤之旗（32），树灵鼍之鼓（33）。此数宝者，秦不生一焉，而陛下说之（34），何也？必秦国之所生然后可，则是夜光之璧不饰朝廷，犀象之器不为玩好（35），郑、卫之女不充后宫（36），而骏良駃騠不实外厩（37），江南金锡不为用，西蜀丹青不为采（38）。所以饰后宫、充下陈（39）、娱心意、说耳目者，必出于秦然后可，则是宛珠之簪（40）、傅玑之珥（41）、阿缟之衣（42）、锦绣之饰不进于前，而随俗雅化、佳冶窈窕，赵女不立于侧也（43）。夫击瓮叩缶、弹筝搏髀（44），而歌呼呜呜快耳者，真秦之声也；郑、卫、桑间、韶虞、武象者（45），异国之乐也。今弃击瓮叩缶而就郑、卫，退弹筝而取韶虞，若是者何也？快意当前，适观而已矣（46）。今取人则不然，不问可否，不论曲直，非秦者去，为客者逐。然则是所重者在乎色乐珠玉，而所轻者在乎人民也。此非所以跨海内、制诸侯之术也（47）。
　　臣闻地广者粟多，国大者人众，兵彊则士勇。是以太山不让土壤（48），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择细流（49），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却众庶，故能明其德（50）。是以地无四方，民无异国，四时充美（51），鬼神降福，此五帝三王之所以无敌也。今乃弃黔首以资敌国（52），却宾客以业诸侯（53），使天下之士退而不敢西向，裹足不入秦：此所谓藉寇兵而赍盗粮者也（54）。
　　夫物不产于秦，可宝者多（55）；士不产于秦，而愿忠者众（56）。今逐客以资敌国，损民以益仇（57），内自虚而外树怨于诸侯（58），求国无危，不可得也。
　　【鉴赏】《谏逐客书》为李斯的代表作。秦王政十年（前237）下令逐客，李斯上此书劝谏，力陈秦用客之利，逐客之非，竟奇迹般地打动秦王，收回成命。
　　首句“臣闻吏议逐客，窃以为过矣”为全文的中心，开门见山，推窗见月。“过矣”见其观点鲜明，“闻”、“窃”见其表述委婉，既有原则性又有策略性。同时，不言秦王下令，但言“吏议逐客”，避免与秦王的直接交锋，也非常巧妙。南宋文论家李涂的《文章精义》盛赞此句：“文章起句发意最好，李斯《上秦始皇逐客书》起句，至矣尽矣，不可以加矣。”
　　“昔缪公求士”一段，言昔秦用客成功，证之以史。作者先以“四君”为例，排比铺陈，以古证今，从正面论述用客之利：穆公“八方求士”而“遂霸西戎”；孝公“用商鞅之法”而“至今治彊”；惠王“用张仪之计”而“功施到今”；昭王“得范雎”而“使秦成帝业”。然后用“向使四君却客而不内，疏士而不用，是使国无富利之实，而秦无彊大之名也”一句，假设推理，从反面人手，阐述逐客之害，利害如此，逐客之“过”明矣。
　　“今陛下致昆山之玉”一段，言今秦重物轻人，拟之于物而理洽。作者先用“致昆山之玉，有随、和之宝，垂明月之珠，服太阿之剑，乘纤离之马，建翠凤之旗，树灵鼍之鼓”七个动宾结构，“秦不生一焉，而陛下说之，何也？”一个疑问句式，“必秦国之所生然后可，则是”“必出于秦然后可，则是”两个假设推论和“若是者何也？”一个设问，阐明秦王因“适观”而乐用非秦之物；然后从“跨海内、制诸侯”，统一天下的战略高度，将此与不讲实用而逐非秦之人作比证，轻重倒置，王者不为明矣。
　　“臣闻地广者粟多”一段，先用“太山”、“河海”作比喻论证，并由物及人，推出“王者不却众庶”乃“五帝三王之所以无敌”的原因；继而再用“寇兵”、“盗粮”的比喻，揭示“却客”、“退士”必“资敌国”、“业诸侯”的恶果，因果如此，秦王能不顿悟乎？
　　最后一段为全文的总结，“夫物不产于秦，可宝者多”概括“今陛下致昆山之玉”一段；“士不产于秦，而愿忠者众”概括“昔缪公求士”一段；“今逐客以资敌国，损民以益仇，内自虚而外树怨于诸侯”概括“臣闻地广者粟多”一段；“求国无危，不可得也”则总收全文，并照应开篇之“吏议逐客，窃以为过矣”。
　　文章结构严谨，层次分明，而又纵横捭阖，文笔恣肆。作者以“逐客过矣”一语，点明全篇主旨，接下来道古论今，证之以史，拟之于物，晓之以利害，明之以是非，动之以情感，纵笔挥洒，旁征博引，然处处不离“逐客过矣”四字，显得既严整中正、章法有序，又肆意通脱、潇洒风流。
　　文章说理剀切、议论风发，而又语重心长、委曲婉转。作者没有纠缠“郑国渠”而就事论事，也没有因自己“亦在逐中”而耿耿于怀，而是高屋建瓴，始终站在“天下一统”的战略高度，围绕“跨海内、制诸侯之术”立论，处处着笔于“民以殷盛，国以富彊”、“富利之实”、“彊大之名”、“彊公室，杜私门”、“无敌于天下”等秦国的现实利益和前途命运，显得义胆忠心，义正词严，理直气壮，切中要害，而又语语动听，句句动心，诚挚动情，发人深省。
　　在论证方法上，既有事理的结合，又有正反的鉴照；既有精当的喻证，又有鲜明的对比。文章前两段，即“昔缪公求士”和“今陛下致昆山之玉”两段，重在事实论证，文章后两段即“臣闻地广者粟多”和“夫物不产于秦”两段，重在理论阐述。“以客成功”用正面论述，“逐客之害”用反面推论。“太山”、“河海”、“藉寇兵”、“赍盗粮”的比喻论证也生动切贴，警示人心。有“今”与“昔”的对比，“用客”与“逐客”的对比，“重物”与“轻人”的对比，通过对照鉴别，是非更明确，利害更昭晰，观点更鲜明。
　　语言上，既骈辞俪句，整齐合谐，又间杂散句，错综成文，且多用排比铺陈，繁辞华句，对后世的辞赋、骈文有深远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