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文外编》主要内容简介及赏析

　　研究《说文解字》所收文字与先秦经籍用字、《玉篇》《广韵》中时俗用字间关系的著作。清雷浚撰。前十五卷成于清光绪元年（1875年）。第十六卷是补遗，后成。
　　雷浚，字深之，一字广文，号寓楼，又号甘。生于清嘉庆十九年（1814年），卒于清光绪十九年（1893年）。江苏吴县人。以刊书为业，精于校勘。雷氏研究文字训诂之学，特别注重于“说文学”的研究。他曾亲及江沅、俞樾之门，多见乾嘉学派的老前辈，其学术活动同时受到乾嘉之学中的吴派和皖派两家学说的影响。著有《说文外编》十六卷、《说文引经例辨》三卷。还将顾广圻《说文辨疑》、刘禧延《说文碎金》、雷浚自著的《说文外编》和《说文引经例辨》合刻为《雷刻说文四种》。雷浚认为，“凡经典字，《说文》不载，非不载也。读钮氏《说文新附考》可以知其大概。”于是，凡“《说文》所无，钮氏《新附考》、续考未及者”，雷氏“用钮氏法补所未及”，“从此兴发，遍及群经，旁及《玉篇》、《广韵》，分经字、俗字”，编辑成帙，为《说文外编》十六卷（见《说文外编》卷一）。
　　《说文外编》前十五卷，先以内容分为经字和俗字两大部分，其中第一卷至第十一卷是经字部分，第十二卷至第十五卷是俗字部分。每一部分中，又以篇幅分卷。经字部分，先举四书中字，其次则是其他先秦经籍中的字。俗字部分则举《玉篇》《广韵》中的字。共十五卷。共收字一千五百四十四个。《说文外编》第十六卷，是补遗。卷内先列经字，后列俗字。共收补遗字七十四个。全书十六卷共收字一千六百一十八个。其中经字一千一百六十八个，俗字四百五十个。书的后面还有两个附录。一个附录是“桂氏《说文解字义证》二条”，另一个附录是《刘氏碎金》。
　　《说文外编》所采用的基本方法是“字经互证”和“字字互证”。所谓“字经互证”就是从《说文解字》中找出先秦经籍用字的本字、源字、正字，或者以《说文解字》比校先秦经籍，找出同音借用字、同源通用字、俗字。清代俞樾在《说文外编叙》中将其归结为两句话，即“于《说文》中求其本字，于他书求其通字”。总的来说，这种工作是一种大规模地系联同源字，为同音假借字找本字，系联异体字的工作。例如，卷三经字《易》：“亨，《说文》无亨字。详卷二烹下。”卷二经字《孟子》：“烹，《说文》无烹字，经典烹字，多作亨。而《说文》亦无亨字。部首亯，献也。从高省。曰象进孰物形。《孝经》曰：祭则鬼亯之。许两切。又普庚切。又许庚切。即享、亨、烹三字之正字。三读俱通，后人之耳。”雷浚在从事这项工作当中，态度是比较严谨的。凡是没有确凿的证据，同时自己又拿不准的，皆存其疑。全书中雷氏存疑一百六十四个字。
　　《说文外编》附录中的“桂氏《说文解字义证》引二条”，所引的是《魏书》和“顾炎武曰”二条。雷氏有按语。附录的《刘氏碎金》（吴县刘禧延作），其中包括雷浚《刘氏碎金序》，刘禧延《古韵通说跋》、《答袁春巢书》、《袤轩琐缀》等。刘氏之作都是有关汉语音韵学方面的论述。
　　雷浚在《说文外编》中所做的工作是一项承前启后的工作，是对前人“说文学”研究工作的总结和发展。许慎作《说文解字》，寻求汉字系统与汉语系统的一一对应关系，即“形义统一”，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古人的造字意图。许慎作《说文解字》，以“形义统一”为原则，对于他所搜集到的汉字进行筛选分类，而得到九千三百五十三个正篆，一千一百六十三个重文。在此基础之上，许慎又以“部首统摄所从之字”为原则，编制成一部“其建首也，立一为端，方以类聚，物以群分，同条牵属，共理相贯，杂而不越，据形系联，引而申之，以究万原，毕终于亥”（许慎《说文解字叙》）的通字方案。许慎通过著《说文解字》建立起来一套以自然语言为基础的形式化语言，并且以此作为研究经学“知化穷冥”（许慎《说文解字叙》）的元语言。当然，从客观上看，或者从汉语文字学的角度看，许慎作《说文解字》，为后人留下了一部汉字优化方案。《说文解字》成书以后，关于它的性质及其功用，并没有完全为后人所理解。不过，在“五经无双”的许慎作《说文解字》是为其经学服务这个问题上，一般是没有异议的。然而，先秦经籍为后人传抄转写。多非本来的字体。而后来的学者却误以为他们当时所见到的通行本先秦经籍用字，仍然是先秦经典作家所用之字。同时，后代学者还有人认为《说文解字》所收正篆“有似乎隐僻而不适于用者”（俞樾《说文外编叙》），“有许慎注义序例中所载而诸部不见者”，“有经典相承传写及时俗要用而《说文》不载者”（徐铉《上新刊定说文解字牒》）。因此，从晋代的《字林》到清代的《康熙字典》，人们一起在不断地补充《说文解字》正篆数量上的“漏略”。从宋代开始，人们一直在增加《说文解字》正篆的数目（其中包括徐铉明增的十九字及其四百零二个新附字，暗增的至今不知何人所为），至使今通行本《说文解字》正篆数目远远超过九千三百五十三个。从宋代汉语文字学家到现代古文字学家，一直在“增补”《说文解字》在“古”“籀”方面之缺。以上这部分学者的作法是从汉语文字的量的角度出发研究和解决《说文解字》“功用”上的问题。另外，还有一部分学者则采用另外一种方式来研究《说文解字》的性质及其功用的问题。他们是从汉语文字的质的角度出发的。例如，钱大昕《潜研堂集》、陈寿祺《左海经辨》、李赓芸《炳烛编文字证古》、钮树玉《说文新附考》、郑珍《说文新附考》等都用经典相承之俗字“于《说文》中求其本字，于他书求其通字”。到了雷浚著作《说文外编》则集前人“说文学”研究之大成而“专纂一书成巨观者”（俞樾《说文外编叙》）。《说文外编》，对于后人来说，其意义有二：第一，《说文外编》分为经字、俗字两大部分，其意义在于有意识地把二者（即先秦经籍用字和时俗要用之字）作为两个历时相承的汉字系统，而把《说文解字》的文字系统作为连结这二者的中介和桥梁，这就为后人研究《说文解字》的性质提供了一种科学的历史的方法，即把《说文解字》所收正篆和重文放置在汉语发展史和汉字发展史的长河中去考察、研究。第二，《说文外编》大规模地进行“通字”的研究，为后人全面地进行汉语史和汉字史的研究开辟了新的途径，并且提供了丰富的文献语言文字资料。除此之外，还为汉字系统的优化（其中包括汉字改革）提供了新的启示。在这方面，我们可以从现代语言学家赵元任先生所编制的《通字方案》上看到清朝末年汉语文字学家的“通字”研究对于现代汉字系统优化工作（其中包括汉字改革工作）的深刻影响。
　　《说文外编》有清光绪十年（1884年）雷刻说文四种本、光绪十四年（1888年）向文书局石印本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