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弘道书》主要内容简介及赏析

　　哲学文集。上中下三卷。明清间费密撰。刊行于清初。费密，字此度，号燕峰。生于明天启五年（1625年），卒于清康熙四十年（1701年）。四川新繁人。明崇祯己卯举人。张献忠推进四川后，流寓江苏泰州，隐居不仕，以著述终身。所著较富，有《弘道书》、《中传正记》、《燕峰集》等。
　　所谓“弘道”，即所以广圣人之道。分上中下三卷，十五篇。上卷为统典论、辅弼录论、道脉谱论、古经旨论、原教、圣人取人定法论，中卷为礼乐祀典议五篇、先王传道述、圣门传道述、吾道述，下卷为圣门定旨两变序记。又有附表十张，图三幅，分表一张。
　　在《序》中，费密首先理出了圣人之道产生及传袭的几个过程，以为是“著在六经，七十子传之，汉唐先儒继之”，然后是宋明诸儒承治之。圣人之道的实质可看作是四教及文、行、忠、信，“所处不过饮食男女之间，所习不过兵、农、礼乐之事，非有高远绝伦杳渺难知之微妙也。”以为后儒高谈无极，静坐穷理，以此为道，离圣人之道甚远，无补于世。在《统典论》中继续描述圣人之道，以为“统”，即师本于一人，一人为帝王。此可分为“上之道”与“下之道”。上之道即先王立典政以为治，其统则朝廷，然后历代帝王传袭，公卿将相辅助；下之道为圣门授受而为脉，也历代相传为序，后世的儒家弟子守之。在这里，作者将大统归于帝王，视作“本”，公卿以此为行，师儒以此为言，则是“支”。它在过去都是“笃实可行”的，魏晋以后尚空言，到南宋私立道统，从而使其成为空谈的对象和非帝王的事业。《弼辅录论》详述良臣辅助帝王事业的道理、意义、职责等，分析德与才的关系，以为天下之治，群黎乐业，“特君相之功也”，言道而舍帝王将相，无补于世。《道脉论》讨论道学的延续过程，以为道定于先王，留下了经本，七十子传其绪，汉唐诸儒衍其脉。汉唐说经，还不离本旨，也助政教，而到了宋代，王安石开始倡说道德性命，以至引起理学的兴盛，理学脱离了日用实行和经说，成为一种空谈。《古经旨论》为古经作辩护，以为古经之旨来自于圣人“情见乎辞，惟古经是求而通焉，旨斯不远矣。大道之行圣王不一，皆敦本务实以率天下。”《六经》是先王用以格上下、通神明、肃典章、施教育、和风俗及安民生的实训，是可实行的。道用则举之为“行道”，不用则传之为“明道”，对于治理天下来说，两者的区别是明显的，“能行之又能言之可也，能行而不能言亦无不可也。”宋儒以来的学问不是教化所急需的，舍弃实用的而崇尚虚言，这在古人那里是找不到的，因而也不可以称它们是圣人之传。《原教》再谈汉儒与宋儒之别，以为汉儒因为二帝三王书不尽者，咸出口授，古今不同，因而借助训诂使其明了，只有通过训诂的阐释才能使道不至淹没，宋儒放弃汉儒的做法，自出其言，空文相争，论道益幽，使三代风旨文辞沦丧，难以再考察古道之尊。另一方面，道理要实用，就得让千万人明白，然而对宋儒所谓性理新学，知晓的人甚少，这种“欲千万人不能知不能行者以立教，则为道而远人，不可以为道矣。”独身之学，无法移风易俗，无法施于百姓，也无补于事。《先王传道述》以为先王之道所以立治，万世不变，使老百姓大化，依靠的是政典。但因时代的变化，真正的治道是善于通变的，因而提倡不泥古、不随俗，或革、或因，都要有利于治平，而近世儒生没有亲历政事，拘泥古人言理，不达世变，与现实的运用完全脱节，以至引起国家的灾难。《吾道述》正面阐述自己的主张，以为其核心是中与实，中而不实，或实而不中都不足取。“盖通诸四民之谓中，信诸一己之谓偏；见诸日用常行之谓实，故为性命怳忽之谓浮。”偏浮之说盛行则使先王之道沦丧，唯有在考虑国家大计时“无不出之于实，无不行之以中，而国治天下平矣。”《圣贤事业图》描绘“历代圣贤传大中至正之道”诸人系统。
　　该书收入《费氏遗书三种》，《遗书三种》又载于《怡兰堂丛书》、及《渭南严氏孝义家塾丛书》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