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文《修瑞娟为什么怕表扬？》原文及鉴赏

　　修瑞娟的事迹发表后，有两种反应：一是喜悦、支持和祝贺；一是不以为然，耸耸肩，嗤笑一声，在“但是”后面继续提出责难。据说这是一些有成就的知识分子和劳动模范在被报刊宣传表扬以后，常遇到过的情景，没有什么新鲜。
　　科学是不怕责难的。如果有谁从学术上向“修氏理论”提出责难，修瑞娟定会举双手欢迎。然而现在通常听到的种种责难，并不是针对科学，而是针对其女主人，于是事情就变得复杂起来了。道理是很简单的，天上圣人都有三分错，不用说地上一个普通的知识女性了，要找出责难她的理由，并不需要渊博的科学知识，甚至也不需要光明正大的理由。这一点修瑞娟倒是早就考虑到了，听说有记者要采访，她特地给卫生部长写信，恳请不要表扬：“我不是完人，也不是没有缺点和不足的。如果由于被表扬而引起一些副作用，倒不如不受表扬反而平静些。”谁不知道“平静”正是科学家从事研究的最基本的环境条件呢！
　　这些年来，人们常常说批评难，有些人由此而得出人生诀窍之一是“少栽刺，多栽花”。其实，栽花当然是指真正的花，而不是指没有生命力的塑料花、纸花之类，也非常困难。许多地方都有这样那样的情况，假若上级部门要表扬、提升某一个有突出贡献或才能的人，在很短的时间里，围绕这个人的各种流言，有关此人的所有缺点、不足，以至他的亲朋好友中有什么人与人吵过架，有什么人骑自行车违反交通规则被处罚过之类的“信息”，都会通过正式和非正式的途径传递到上级那儿，其效率远远高于组织或人事部门。面对这种似是而非的所谓“舆论”，我们有些领导同志的手就软了，决心也动摇了，最后只好美其名曰“搁一搁”“再考虑一下”，将本来应该表扬、提升的同志拉下去。修瑞娟过去两次没有被提级，大概就“搁”在这里。
　　这样的处境，古代和外国的贤才能人都经历过。《资治通鉴》就有这样的记载，一次，子思向卫侯推荐苟变，说他的才干“可将五百乘”，卫侯说：我知道他是个将才，但是他当小官的时候，吃过老百姓两个鸡蛋，所以我不用他。后来，卫侯总算被子思用人须“取其所长，弃其所短”之见所说服。但有意思的是，卫侯何以知道苟变当小官时吃过两个鸡蛋的事呢？书上没有说，不过可以断定是苟变周围的人反映上去的。吃老百姓两个鸡蛋在封建社会的官吏中，本是不值一提的区区小事，那些人为什么会将此禀报卫侯？英国哲学家培根从心理学角度对这类人作过分析：“嫉妒者必定是好打听闲事的。他们之所以特别关心别人，并非因为事情与他们切身利益有关，而是为了通过发现别人的不愉快，来使自己得到一些赏心悦目的愉快。”一个后起之秀，一个出类拔萃的人才，总是容易招人嫉妒的，“别人的上升足以造成一种错觉，使人觉得仿佛自己被贬低了”。培根之所以能对那些专门喜欢收集别人偷吃过两个鸡蛋之类缺点、不足的人，作出入木三分的剖析，想来他必定也曾受过其害吧！
　　于是，这个本来复杂的问题又变得简单起来。既然人才的贡献是突出的，缺点和不足也存在，那些非议和责难者所表露的心理更是一目了然。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坚决排除干扰，视那些嘁嘁嚓嚓的议论和怀有恶意的“反映”如粪土，敢于任用、提升、表彰人才，就要看领导者的胆识了。打破惯例，顶住“闲言碎语”，扶正祛邪，修瑞娟式的人才方能大展其才。
　　（1984年3月23日《人民日报》）
　　赏析杂文是离不开知人论世的。《尚书》中说：“知人则哲”，是指用智慧的钥匙，打开人们的思路。《修瑞娟为什么怕表扬？》抓住具体对象，由此及彼、由表及里、深入浅出地阐发对待修瑞娟式的人才的科学态度问题，文章娓娓道来，有理有据，很有说服力，也十分感人。
　　按理讲，修瑞娟怕表扬的现象已是普遍的社会现象。议论这样的问题如果不是立意高，生发妙，就很容易就事论事、失之空泛。这篇杂文没有一味地咬文嚼字，作者巧妙地运用哲理性的表述，深刻、形象地阐说道理，体现出一种生动、具体的逻辑力量。文章先从修瑞娟怕表扬的缘由说起，由此联想到近年来贤才和能人的种种遭遇，使问题由简入繁。面对这种棘手的问题，作者没有大发议论，而是旁征博引，引用《资治通鉴》中苟变被荐，却有人反映他曾偷吃两个鸡蛋的故事，再以英国哲学家培根对这种现象作出的心理学分析作结，连类喻义，触类旁通，使道理由繁入简，最后得出结论：打破惯例，顶住“闲言碎语”，扶正祛邪，修瑞娟式的人才方能大展其才。有人说，伟大的音乐家借他们的耳朵给我们去听。这是指我们本来听不真切的东西，经他们弹奏出来以后，我们就听得真切了。《修瑞娟为什么怕表扬？》一文与此有异曲同工之妙，本是我们看不清楚的问题，一经作者深入浅出地阐述，读者就很容易理解透彻了。
　　当然，这篇文章的成功是与见解的深刻、知识的丰富，以及哲理性的语言高度结合分不开的。文章思想深刻，但不深奥。作者没有让人摸不着头脑，在概念上兜圈子，而是注意运用日常生活中带有哲理性的语言，比如从“少栽刺，多栽花”一语生发出“栽花难”的看法，通俗易懂，又带有一定的哲理性。正是这些鲜明生动又具有哲理性的语言，在简洁、明快之中自然地渗出一种杂文味，既形象又有理论色彩，使文章耐人寻味，富有启发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