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舍《头条文章》原文及赏析

　　我们的杂志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它继承了我们民族数千年的传统。比方说吧，文章的排列顺序一律遵循梁山好汉排座次的办法，对号入座：尊者在前，卑者在后，不尊不卑者居中，各得其所。不用说，那打头文章的作者一定是那身份最高的人了。重要人物的文章一定是重要文章，理应打头，无可非议。
　　我是个技术编辑，从来不看稿子。我的任务是想办法使版面新颖活泼，端庄大方，注重形式美。内容方面的事情，那是“他人瓦上霜”，我是不愿去“管”的。
　　不过，技术编辑有时也会遇到大问题。比方说这一次吧，我在画版式的时候，发现打头文章没有署名，整篇文章一字未改，甚至连一个红点、红圈也没有。根据我的经验，这篇文章一定来头不小。于是，我拿稿子去请示主任。
　　“主任！这篇打头文章没有署名。”“这是马老的大作。”主任严肃地说。
　　我知道，在我们这个学科领域有一个权威，大家都尊称他马老，从来没有听人叫过他的大名。可是，总不能在文章的题目下面署上“马老”二字吧！没办法，我只好硬着头皮追问了一句：“主任！那应该怎样署名？”
　　“那当然是署马老的名字呗！这本来是你业务范围内的事情，还用问吗？”主任不耐烦地答道。“马老的名字是？”“怎么？你连这位赫赫有名的权威也不知道？搞技术编辑的也应该学点基础知识嘛！”主任有点生气了。“我今后一定加强学习。”我连忙检讨说，“为了慎重起见，请您把马老的名字给写上吧！”“这这”主任说话有点结巴了，白净的脸上泛起了红晕，刚才责问我时的那种如牛壮气，似乎也消减得多了。
　　尴尬的气氛是我造成的，当然也应当由我来缓解。于是，我给主任搬来了一架梯子：“主任！名人一般都有几个笔名，马老的这篇文章究竟署什么名，恐怕还得请示一下。”主任如梦初醒，连连说：“对，对，我马上请示！我马上请示！这是主编交给我的，我马上去找主编。”
　　一个小时以后，主任回来了。他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小声地对我说：“主编刚才打电话问过马老，马老说那篇文章不是他写的，而是他的儿子的学生写的。马老的儿子托马老顺便带给主编，是为了征求意见。”
　　“那为什么不署名？”“马老说是为了听到不带偏见的评论。”“哦”我默默地点点头。“那打头文章”
　　“不碍事，我这儿还有一篇周老的。”
　　选自《北京晚报》1984年11月4日
　　【赏析】在评说这篇微型小说之前，我们首先引用一位美国人在五十多年前的一段论述。
　　约翰杜威在《人的问题》一书中这样说：
　　“这些发挥权威作用的势力在个人中是如此普遍和如此深刻的一部分，以致我们没有想到或感觉到它们是外在的和带强制性的所以如果我们对于体现习俗传统的权威制度进行攻击，这自然会引起个人的抱怨；深深地抱怨这是对他本身中最深刻和最真实的东西所进行的攻击。”
　　这段话包含了这样两层意思：
　　其一，是权威对人的潜在影响。
　　其二，是权威的制约力量由外在变为内心自发的要求。
　　当我们反观作品，反观作者对杂志社传统的交代，对“我”的下意识以及部主任乃至主编行为的展露时，竟惊讶地发现，这一切全都导向了我们所理解的两方面，作品似乎在做一种形象的诠释，我们被诉诸这样的观念：权威的影响力量已经深入人心，部分或全部成为他们的集体无意识，以至于在举手投足之际他们都不得不考虑到它的潜在而深刻的影响。
　　马老们事实上的强大权威力量是显而易见的。只是我们所要做的当然不是满足于告诉读者这一现象，我们的任务还在于对事实本身作历史的剖视甚或批判。
　　必须承认，权威的产生有其深刻的历史原因。权威代表社会组织的稳定性，个人藉此而获得方向与支持。同时，我们也看到权威与自由之间的矛盾，因为质实而论，个人自由代表的是有意识地促使产生变化的各种力量，它与权威相生相克，成为永恒。
　　问题在于《头条文章》所展示的并非作为必然结果的权威以及它与自由间的矛盾，作者展示的其实是编辑、主任、主编们以抛却实践主体的自我意识为代价来接受权威，而且，如果说这种行为初始还渗和着勉强、不情愿的成分，那么，眼下却已进入了一种无比自觉的境界，也即“理所当然”（不能说出马老的真实姓名堪称展示其情感崇仰程度的妙笔）。
　　个体人格渐次衰退，代之以集体人格的逐步强化。在这种集体人格面前，马老们的权威被罩上灵光圈，甚至带有了人格神的色彩，人们禁不住要宣称彻头彻尾荒谬的不是人的神化，而是竟然敢对此持怀疑态度的“你”“我”“他”。
　　这就引出一个问题，如何方能廓清人们的“主体被动意识”，以现代精神之光烛照萎蔫的灵魂，真正做到在接纳权威的时候不失却自由。它要求我们思考，并进而校正自己的行为。
　　小说意义如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