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集传》序原文及赏析

　　或有问于余曰：“诗何谓而作也？”余应之曰：“‘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感于物而动，性之欲也。’夫既有欲矣，则不能无思；既有思矣，则不能无言；既有言矣，则言之所不能尽而发于咨嗟咏叹之余者，必有自然之音响节奏，而不能已焉。此诗之所以作也。”
　　曰：“然则其所以教者，何也？”曰：“诗者，人心之感物而形于言之馀也。心之所感有邪正，故言之所形有是非。惟圣人在上，则其所感者无不正，而其言皆足以为教。其或感之之杂，而所发不能无可择者，则上之人必思所以自反，而因有以劝惩之，是亦所以为教也。昔周盛时，上自郊庙朝廷，而下达于乡党闾巷，其言粹然无不出于正者。圣人固已协之声律，而用之乡人，用之邦国，以化天下。至于列国之诗，则天子巡狩，亦必陈而观之，以行黜陟之典。降自昭、穆而后，寖以陵夷，至于东迁，而遂废不讲矣。孔子生于其时，既不得位，无以行帝王劝惩黜陟之政，于是特举其籍而讨论之，去其重复，正其纷乱；而其善之不足以为法，恶之不足以为戒者，则亦刊而去之；以从简约，示久远，使夫学者即是而有以考其得失，善者师之，而恶者改焉。是以其政虽不足行于一时，而其教实被于万世，是则计之所以为者然也。”
　　曰：“然则国风、雅、颂之体，其不同若是，何也？”曰：“吾闻之，凡诗之所闻风者，多出于里巷歌谣之作。所谓男女相与咏歌，各言其情者也。虽《周南》《召南》亲被文王之化以成德，而人皆有以得其性情之正，故其发于言者，乐而不过于淫，哀而不及于伤（14），是以二篇独为风诗之正经。自《邶》而下（15），则其国之治乱不同，人之贤否亦异，其所感而发者，有邪正是非之不齐，而所谓先王之风者，于此焉变矣（16）。若夫雅颂之篇，则皆成周之世（17），朝廷郊庙乐歌之词：其语和而庄，其义宽而密（18）；其作者往往圣人之徒，固所以为万世法程（19）而不可易者也。至于雅之变者（20），亦皆一时贤人君子，闵时病俗之所为，而圣人取之。其忠厚恻怛（21）之心，陈善闭邪（22）之意，犹非后世能言之士所能及之。此《诗》之为经，所以人事浃于下，天道备于上（23），而无一理之不具也。”
　　曰：“然则其学之也，当奈何？”曰：“本之二《南》以求其端（24），参之列国以尽其变，正之于雅以大其规，和之于颂以要其止（25），此学诗之大旨也。于是乎章句以纲之，训诂以纪之，讽咏以昌（26）之，涵濡（27）以体之。察之情性隐约之间，审之言行枢机之始，则修身及家、平均天下之道（28），其亦不待他求而得之于此矣。”
　　问者唯唯而退。余时方集《诗传》，固悉次（29）是语以冠其篇云。
　　淳熙四年丁酉（30）冬十月戊子新安（31）朱熹书。
　　（“四部丛刊”影明本《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
　　注释“人生而静”四句语出《礼记乐记》。孔颖达疏：“言人初生未有情欲，是其静禀于自然，是天性也。‘感于物而动，性之欲也’者，其心本虽静，感于外物而心遂动，是性之所贪欲也。自然谓之性，贪欲谓之情，是情别矣。”“则言之所不能尽”句语本《毛诗序》：“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咏歌之。”教教化，教育感化。《毛诗序》：“风，风也，教也；风以动之，教以化之。”形于言之馀形，表现。言之馀，言言之所不能尽。郊庙天帝神祇和祖先。乡党闾巷乡里和街巷。这里泛指民间。巡狩天子巡视诸侯所守之土。黜陟谓进退人材。黜，贬斥。陟，提升。“降自昭、穆”二句谓周自昭王、穆王之后，国势逐渐衰微。寖（qin），逐渐。陵夷，衰落。东迁指周平王迁都洛阳。（11）籍典籍。此指《诗经》。（12）刊删。（13）“虽《周南》《召南》”句意谓《周南》《召南》之诗，都是接受了周文王的教化而体现其美德。语本《毛诗序》。《周南》《召南》，《诗经》十五国风之首二篇。（14）“乐而不过于淫”二句《论语八佾》：“子曰：‘《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丧。’”淫，指乐过分而失其正；伤，指哀过分而害于和。（15）自《邶》而下指国风中《邶》、《鄘》、《卫》、《王》、《郑》、《齐》、《魏》、《唐》、《秦》、《陈》、《桧》、《曹》、《豳》十三国的风诗。（16）“而所谓”二句意谓时世衰微，周初诸王之正风至此转为变风。正，正风，指反映周政兴盛的作品；变，变风，指反映周政衰落的作品。（17）成周之世成王、周公当政之时。（18）“其语”二句谓雅、颂的诗篇措词平和、庄重，含义宽厚、亲切。（19）法程法则。（20）雅之变者即变雅，和正雅相对，指《大雅》《小雅》中反映周政衰乱的作品。（21）恻怛忧伤，指忧世伤时。（22）闭邪阻绝邪恶。（23）“所以”二句因此下合于人事，上符于天道。浃，洽，符合。（24）“本之二《南》”句以《周南》《召南》为根本而探求其要领。（25）“和之于颂”句由颂声求其和而达到适度。（26）昌同“倡”，叹赏。（27）涵濡浸润，仔细玩味。（28）“则修身及家”句指学《诗》能把握住“察之情性隐约之间，审之言行枢机之始”的原则，则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道，就能从《诗》中求得。（29）悉次悉，尽、全；次，排列、编排。（30）淳熙四年丁酉宋孝宗淳熙四年，即公元1177年，岁次丁酉。（31）新安唐以前郡名（治所在今安徽歙县）。朱熹为婺源人，婺源属新安郡，故题名多用新安。
　　赏析朱熹撰写的《诗集传》二十卷（后人并为八卷），是宋以后《诗经》的重要注本之一。他杂采《毛诗》、《郑笺》及齐、鲁、韩三家之说，而以己意为取舍，旨在探求《诗经》本义。这样，就使他的“传”打破了《毛诗序》的迷信，在理解上另辟蹊径。同时兼顾训诂与剖析义理，而以剖析义理为主，在阐释诗义上多所发明。这篇序文抓住有关《诗经》研究的几个带全局性问题，阐明了自己的观点。
　　首先谈诗所以产生的原因。他既沿用《毛诗序》的说法，又引《礼记》加以补充，认为感物生情，情思生言，由于充分表达感情的需要，就产生了合于音响节奏的诗。他强调“诗者，人心之感物而形于言之馀也”，突出客观外物的作用，对《毛诗序》“情动于中”的观点作了补充。
　　其次谈诗的教化作用。他根据感物形言有邪正是非的观点，把诗的教化分为两方面：一是在上的圣人“所感者无不正”，故而“足以为教”，这是上以诗化下的一面；一是常人所感虽杂，但“上之人”加以选择“思所以自反”，“而因有以劝惩”，这是以诗刺上的一面。这些观点，是对《毛诗序》“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的进一步发挥。他又指出，“昔周盛时”，诗教大兴；及至衰微，“遂废而不讲”。但诗教“被于万世”，在于孔子的删诗。这是强调圣人在发挥《诗》的教化作用中所起的巨大作用。
　　再次谈诗的体制及其流变。朱熹认为，风、雅、颂体制的不同在于它们是不同性质的乐歌：风“多出于里巷歌谣之作”；雅、颂是“朝廷郊庙乐歌之词”。他还沿袭郑玄《诗谱序》“正经”、“变风”、“变雅”的说法，对诗的流变加以具体阐释，并认为诗是“正”与“变”两方面的结合，“诗之为经”正在于这种结合，从而使“人事浃于下，天道备于上，而无一理之不具也”。这显然不同于《毛诗序》将“变风”、“变雅”仅仅归结为“王道衰，礼义废，政教失，国异政，家殊俗”的产物。特别是强调风诗乃“男女相与咏歌，各言其情”，变雅为“贤人君子，闵时病俗之所为”等，发前人所未发，较之《毛诗序》显然更符合《诗》的创作情况。
　　最后谈学诗的基本原则。朱熹明确指出，学诗的途径首先是按照风、雅、颂的不同体制分别“求其端”、“尽其变”、“大其规”、“要其止”，也就是要从整体上把握诗的基本精神；然后“章句以纲之，训诂以纪之，讽咏以昌之，涵濡以体之”，即通过“章句”、“训诂”、“讽咏”、“涵濡”，来探究诗篇的具体含义。最后，“察之情性隐微之间，审之言行枢机之始”，诗的教化作用就能落实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实践之中。把握诗的基本精神，探究诗篇的具体含义，从而悟出“修身及家、平均天下之道”，鲜明地体现了宋学的时代精神。
　　以上所谈《诗》所以产生的原因、《诗》的教化作用、《诗》的体制及其演变、学《诗》的基本原则，可以说是朱熹研究《诗经》、撰写《诗集传》的指导思想，其核心固然是强调《诗》的教化作用。朱熹在宋代理学勃兴的背景下研究《诗经》，鉴于他在知行关系上坚持“知先行后”、“行重知轻”、“知行相须”，其中不乏可以拣拾的“真理颗粒”，故而在《诗经》的研究中往往能别出机杼，断以己意。这篇序文就超越了魏以来墨守《毛诗序》解《诗》的樊篱，明显地体现出对汉儒的诗学观念的修正和突破，从而成为《诗经》研究中的一篇重要文献。
　　这篇序文在写法上也颇具特色。全文采用问答方式，通过四问四答，自然地转移论题，使得论题醒目、条理井然，加之论说透辟、浅显，语言整饬、精炼，成为古代序文的名篇长久流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