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献通考》序原文及赏析

　　昔荀卿子曰：“欲观圣王之迹，则于其粲然者矣，后王是也。”“君子审后王之道而论于百王之前，若端拜而议。”然则考制度，审宪章，博闻而强识之，固通儒事也。《诗》《书》《春秋》之后，惟太史公号称良史，作为纪、传、书、表，纪、传以述理乱兴衰，八书以述典章经制，后之执笔操简牍者卒不能易其体。然自班孟坚而后，断代为史，无会通因仍之道，读者病之。至司马温公作《通鉴》，取千三百余年之事迹，十七史（11）之纪述，萃为一书，然后学者开卷之余，古今咸在。然公之书详于理乱兴衰而略于典章经制。非公之智有所不逮也，编简浩如烟埃，著述自有体要（12），其势不能以两得也。窃尝以为理乱兴衰，不相因者也。晋之得国异乎汉（13），隋之丧邦殊乎唐（14）。代各有史，自足以该（15）一代之始终，无以参稽互察为也。典章经制，实相因者也，殷因夏，周因殷，继周者之损益，百世可知，圣人盖已预言之矣（16）。爰自秦汉以至唐宋，礼乐兵刑之制，赋敛选举之规，以至官名之更张，地理之沿革，虽其终不能以尽同，而其初亦不能以遽异（17）。如汉之朝仪官制，本秦规也，唐之府卫租庸（18），本周制（19）也，其变通张弛之故，非融会错综，原始要终（20）而推寻之，固未易言也。其不相因者犹有温公之成书，而其本相因者顾无其书，独非后学之所宜究心乎（21）？
　　唐杜岐公始作《通典》（22），肇自上古，以至唐之天宝，凡历代因革之故，粲然可考。其后宋白（23）尝续其书，至周显德。近代魏了翁（24）又作《国朝通典》。然宋之书成而传习者少，魏尝属稿（25）而未成书，
　　今行于世者独杜公之书耳，天宝以后盖阙焉。有如杜书纲领弘大（26），考订该洽（27），固无以议为也。然时有古今，述有详略，则夫节目之间未为明备，而去取之际颇欠精审，不无遗憾焉。盖古者因田制赋，赋乃米粟之属，非可析之于田制之外也；古者任土作贡，贡乃包篚之属，非可杂之于税法之中也（28）。乃若叙选举则秀孝与铨选不分（29），叙典礼则经文与传注相汩（30），叙兵则尽遗赋调之规（31），而姑及成败之迹，诸如此类，宁免小疵？至于天文、五行（32）、艺文，历代史各有志，而《通典》无述焉。马、班二史各有诸侯王、列侯表（33），范晔《东汉书》（34）以后无之，然历代封建王侯未尝废也。王溥作唐及五代会要（35），首立帝系一门，以叙各帝历年之久近，传授之始末，次及后妃、皇子、公主之名氏、封爵，后之编会要者仿之，而唐以前则无其书。凡是二者，盖历代之统纪（36）典章系焉，而杜书亦复不及，则亦未为集著述之大成也。
　　愚自早岁，盖尝有志于缀缉（37）。顾百忧薰心，三余少暇（38），吹竽已滥（39），汲绠不修（40），岂复敢以斯文自诡（41）？昔夫子言夏殷之礼，而深慨文献之不足征（42），释之者曰：“文，典籍也；献，贤者也（43）。”生乎千百载之后而欲尚论千百载之前，非史传之实录具存，何以稽考？儒先之绪言（44）未远，足资讨论，虽圣人亦不能臆为之说也。窃伏自念，业绍箕裘（45），家藏坟索（46），插架之收储（47），趋庭之问答（48），其于文献盖庶几焉（49）。尝恐一旦散轶失坠，无以属来哲（50）。是以忘其固陋，辄加考评，旁搜远绍，门分汇别：曰田赋，曰钱币，曰户口，曰职役，曰征榷（51），曰市籴，曰土贡，曰国用，曰选举，曰学校，曰职官，曰郊社（52），曰宗庙，曰王礼，曰乐，曰兵，曰刑，曰舆地（53），曰四裔（54），俱效《通典》之成规。自天宝以前，则增益其事迹之所未备，离析其门类之所未详；自天宝以后至宋嘉定（55）之末，则续而成之。曰经籍，曰帝系，曰封建，曰象纬（56），曰物异（57），则《通典》元未有论述，而采摭诸书以成之者也。凡叙事则本之经史，而参之以历代会要以及百家传记之书，信而有证者从之，乖异传疑者不录，所谓“文”也。凡论事则先取当时臣僚之奏疏，次及近代诸儒之评论，以至名流之燕谈（58），稗官（59）之纪录，凡一话一言，可以订典故之得失，证史传之是非者，则采而录之，所谓“献”也。其载诸史传之纪录而可疑，稽诸先儒之论辨而未当者，研精覃思（60），悠然有得，则窃著己意，附其后焉。命其书曰《文献通考》。为门二十有四，卷三百四十有八，而其每门著述之成规，考订之新意，各以小序详之。
　　昔江淹（61）有言：“修史之难，无出于志。”诚以志者，宪章之所系，非老于典故者不能为也。陈寿号善叙述（62），李延寿亦称究悉旧事（63），然所著二史，俱有纪、传，而独不克作志，重其事也。况上下数千年，贯串二十五代（64），而欲以末学陋识（65），操觚窜定其间（66），虽复穷老尽气，刿目鉥心（67），亦何所发明？聊辑见闻，以备遗忘耳。后之君子，傥能芟削繁芜（68），增广阙略，矜其仰屋之勤（69），而俾免于覆车之愧（70），庶有志于经邦稽古者或可考焉。
　　（“万有文库”本《文献通考》卷首）
　　注释荀卿子荀子名卿，战国后期思想家，著有《荀子》。姓名后加“子”，是对有学问的人的尊称。“欲观”句见《荀子非相》。圣王，远古有名的君主，指黄帝、唐尧、虞舜等。迹，指流传后世的制度、措施等。粲然，鲜明的样子，引申为明显。后王，后代君主。“君子”句见《荀子不苟》。论于百王之前，研讨先前的许多君主。端，一种礼服；拜，即“拱”。端拜而议，穿着礼服，双手合抱，从容不迫地讨论政事。宪章法律规章。通儒通晓各种学问的儒生，即“博闻强志”的学者。“太史公”句太史公，即司马迁，汉武帝时曾任太史令，著《史记》。良史，学识渊博，记事“不虚美，不隐恶”的史学家。《汉书司马迁传》：“刘向、扬雄博极群书，皆称迁有良史之材。”“后之执笔”句意谓后世史家编撰正史都不能改变司马迁创立的体例。《史记》一百三十卷，由本纪、表、书、世家、列传五种体例构成，不同体例相互配合、补充，构成完整的历史体系。这种体例，简称“纪传体”，成为历代正史的通用体裁。简牍，供书写的竹片或木片。班孟坚班固字孟坚，东汉史学家。他编撰的《汉书》，专记西汉一代史事，是中国第一部断代史。后世正史多仿《汉书》断代为史。“无会通”句会通，融会贯通。《易系辞上》：“圣人有以见天下之动，而观其会通。”因仍，沿袭。“至司马温公”句司马光死后赠温国公。由他主编的《资治通鉴》，凡二百九十四卷，还有《考异》三十卷，“取千三百余年之事迹，十七史之记述，萃为一书”，总结了由战国至五代计一千三百六十二年间政治上治乱兴亡的事迹，成为中国第一部规模宏大的编年体通史。（11）十七史北宋曾汇刻十七史，包括《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晋书》、《宋书》、《南齐书》、《梁书》、《陈书》、《后魏书》、《北齐书》、《北周书》、《隋书》、《南史》、《北史》、《唐书》（指《新唐书》）、《五代史》（指《新五代史》）。（12）体要体制与纲要。（13）晋之得国异乎汉晋武帝司马炎原为曹魏大臣，咸宁二年（276）废魏元帝曹奂自立为帝，不同于汉高祖刘邦在秦末战胜群雄而夺得天下。（14）隋之丧邦殊乎唐隋炀帝杨广好大喜功，穷奢极侈，滥用民力，以致各种社会矛盾激化，隋王朝迅速土崩瓦解，不同于唐末藩镇割据，宦官专权，朋党倾轧，导致唐王朝日趋衰败以至亡国。（15）该通“赅”，概括。（16）“殷因夏”五句《论语为政》：“子曰：‘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损益，减少（原有者）增加（原无者）。圣人，此指孔子。（17）遽异忽然不同。（18）府卫租庸唐分天下为十道、六百三十四府，关内二百六十一府属于卫，军事由府掌管，合称府卫。唐代赋役制度：丁男授田一顷，一年交粟二石，谓之“租”；服劳役一人一年二十日，闰月加二日，不服劳役一日交绢三尺，谓之“庸”。（19）周指北周。公元557年，宇文泰子宇文觉代西魏称帝，国号周，建都长安，史称北周。同年灭北齐，统一北方。公元581年为隋取代。（20）原始要终从头至尾加以研究。原，察究；要，推求。（21）“独非”句独非，岂不是，难道不是。后学，后辈学子。所宜究心，应该专心研究。（22）“唐杜岐公”句杜岐公，杜佑字君卿，京兆万年（今陕西西安市）人。经历玄、肃、代、德、顺、宪六朝，官至司徒同平章事，宪宗时封岐国公。《通典》的体例仿纪传体正史中的志书，将断代体改为通史体，记载上起黄帝下至唐代宗历朝典志因革。全书二百卷，分为食货、选举、官职、礼、乐、兵、刑、州郡、边防九类。（23）宋白字太素，宋大名（今属河北）人，官至吏部尚书。曾编撰《续通典》二百卷，起于唐肃宗至德初年，终于五代周世宗显德末年。（24）魏了翁南宋思想家。字华父，号鹤山，邛州蒲江（今属四川）人。庆元进士，官至资政殿大学士。著有《鹤山全集》。（25）属稿撰写书稿。（26）纲领弘大指《通典》提纲挈领，规模弘大。（27）该洽赅备详实。（28）“盖古者”六句《通典》食货典将“田制”与“赋税”分类叙述，而《文献通考》合为“田赋考”；《通典》赋税中兼述土贡，《文献通考》于“田赋考”外另有“土贡考”。马端临认为，《通典》编排“颇欠精审”。任土作贡，按照土地的生产情况规定应贡献什么。包篚之属，包裹和竹器之类，都是装贡物用的。（29）“乃著叙选举”句乃著，指杜佑的《通典》。选举，通过荐举或考试以取士，考核官吏以定升降等。秀、孝，即秀才、孝廉，均为举士，唐朝属礼部掌握。铨选，按照资历、劳绩等以举官，唐朝属吏部掌握。《文献通考》分为两门。（30）“叙典礼”句指《通典》叙述祭礼的部分将经文与传注混淆。如《春秋》是经，《左传》是传，《杜预集解》是注。经文早，传注晚，说法不尽相同，不可杂乱引用。汩，扰乱、混杂。（31）“叙兵”句指《通典》兵门的叙述遗漏了赋调的规章制度。赋调，指征税以充军用，以足军食。唐朝赋役制度，行租庸调法：丁男一人，每年交绢二匹，绵三两。如果交布，加五分之一，麻三斤；还可以交银十四两，名曰“调”。（32）五行指五行志，记载自然界的稀有现象和灾害等情况。（33）“马、班二史”句司马迁《史记》有《十二诸侯年表》等，班固《汉书》有《异姓诸侯王表》等。（34）范晔《东汉书》范晔，字蔚宗，南朝宋顺阳（今河南淅川县东）人，官至秘书丞。《东汉书》，通称《后汉书》，有本纪、志（未完，由梁刘昭续成）、列传，无表。（35）王溥作唐及五代会要王溥，字齐物，宋初并州（今山西太原市一带）人，官至太子太师。补充唐苏、杨昭复所著《会要》成《唐会要》一百卷，又著《五代会要》三十卷。（36）统纪朝代传承。（37）缀辑编撰。缉，通“辑”。（38）三余少暇意谓没有时间读书。三国时魏人董遇常教学生利用“三余”读书，谓“冬者岁之余，夜者日之余，阴雨者时之余”（见《三国志魏志王肃传》裴松之注）。（39）吹竽已滥意谓没有真才实学，聊以充数。《韩非子内储说上》：“齐宣王使人吹竽，必三百人。南郭处士请为王吹竽，宣王说（悦）之，廪食以数百人。宣王死，湣王立，好一一听之，处士逃。”（40）汲绠不修比喻没有才能。绠，绳。修，长。《庄子至乐》：“绠短者不可以汲深。”（41）“岂复”句怎么又敢以文墨之事自欺呢？斯文，文墨之事，著述。《论语子罕》：“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自诡，自欺。（42）“著夫子言”句《论语八佾》：“子曰：‘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征，征实。（43）“释之者曰”句释之者，指朱熹。引文见《论语集注》，原文是：“文，典籍也；献，贤也。”贤，指熟悉掌故的人。（44）儒先之绪言以前学者创始的著作。绪言，发端之言。（45）业绍箕裘承接祖先的事业。《礼记学记》：“良冶之子必学为裘，良弓之子必学为箕。”绍，继承。箕，善于使木弯曲；裘，善于补缀兽皮。箕裘，比喻祖先的事业。（46）坟索古籍。《左传》昭公十二年：“能读三坟、五典、八索、九丘。”旧说伏羲、神农、黄帝的书是三坟，八卦之说是八索。（47）插架之收储指藏书。韩愈《送诸葛觉往随州读书》：“邺侯家多书，插架三万轴。”（48）趋庭之问答承受父教。《论语季氏》：“（孔子）尝独立，鲤（孔子的儿子孔鲤）趋而过庭。曰‘学诗乎？’对曰：‘未也。’‘不学诗，无以言。’鲤退而学诗。他日又独立，鲤趋而过庭。曰：‘学礼乎？’对曰：‘未也。’‘不学礼，无以立。’鲤退而学礼。”（49）盖庶几焉意谓差不多熟悉了。（50）属来哲托付将来的学者。属（zhu），同“嘱”，托付。哲，哲人，学识精深的人。（51）征榷国家专利事业，如盐、铁、酒、茶等的征税。榷，征税。（52）郊社祭祀天、地等的礼节。郊，祭天。社，祭土地神。（53）舆地地理。舆，车。《易说卦》：“坤为地，为大舆。”（54）四裔国境四围的边远地区。（55）嘉定宋宁宗的年号。（56）象纬天文。（57）物异自然界的奇异现象。（58）燕谈闲居时的谈话。（59）稗官野史、小说之类。原指小官。《汉书艺文志》：“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60）研精覃思仔细研究，深入思索。覃（tan），长、深。孔安国《尚书序》：“于是遂研精覃思，博考经籍。”（61）江淹字文通，南朝梁考城（今河南兰考）人。曾著《齐史》十志。下面的话为郑樵《通志序》引录。（62）陈寿号善叙述《晋书陈寿传》：“陈寿字承祚，巴西安汉人也。撰《魏吴蜀三国志》，凡六十五篇。时人称其善叙事，有良史之才。”（63）李延寿亦称究悉旧事李延寿，字遐龄，唐相州（今河南安阳市一带）人。继承其父李大师的学业，用十六年精力，编成《南史》八十卷、《北史》一百卷。《新唐书李延寿传》说李大师“多识前世旧事”。（64）二十五代唐、虞、夏、商、周、秦、西汉、东汉、魏、晋、宋、齐、陈、后魏、北齐、北周、隋、唐、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宋。（65）末学陋识没有本源的学问，浅陋的见识。（66）操觚窜定写作，改定。觚（gu），方木，古人在上面写字。（67）刿目鉥心意谓耗尽目力和心血。刿（gui），刺伤。鉥（shu），长针，这里作动词用。（68）傥能芟削繁芜如果能够删削其繁乱芜杂。傥（tang），倘或。芟（shan），删除。（69）矜其仰屋之勤顾惜其著书的勤劳。矜（jin），顾惜。仰屋，这里指著书。《梁书南平元襄王纬传》：“乃仰眠床上，看屋梁而著书。”（70）俾免于覆车之愧俾，使。覆车，失误。《汉书贾谊传》：“鄙谚曰：‘前车覆，后车诫。’”
　　赏析刘知几在《史通二体》中说：“班（固）、荀（悦）二体，角力争先，欲废其一，固亦难矣。后来作者，不出二途。”班固以其《汉书》所创立的纪传体断代史体制，“因（司马）迁而为一成之义例，遂为后世不祧之宗焉”（章学诚《文史通义书教下》）。荀悦用类叙法，“通比其事，例系年月”（《汉纪序》），“通体连用，以述《汉纪》”（《汉纪目录》），扩充了编年体史书的叙述范围，增强了史书记事的条理性。班固以其《汉书》和荀悦以其《汉纪》创立的两种史书体式，成为后世史家编撰正史的范本。
　　中唐时期，《通典》问世，改变了史书的编撰格局，突破了刘知几的理论框架，成为史学发展的一个重大转折。杜佑的《通典》系统地记叙了自唐虞至中唐历代典章制度的因袭沿革。在《通典》之前，由《周礼》创制以来，记录掌故的书不胜枚举；由《史记》、《汉书》创立书志以来，书志书目不绝如缕。《通典》“统前史之书志，而撰述取法官礼”（《文史通义释通》），兼取书志与掌故二者的优长，突破了“断代为史”的局限，撰写出由史以来第一部贯通古今的典志史，奠定了独立的制度史撰述的基础，开始了史书撰述和史学研究的领域。其后，宋人郑樵编撰的《通志》，其中的帝纪、列传诸部分同司马迁《史记》、司马光《资治通鉴》一样，带有通史性质；其中的精华部分“二十略”与杜佑《通典》相类，专讲历代典章制度，也是到唐朝为止。郑樵自称，“二十略”所载“总天下之大学术而条其纲目”，“百代之宪章，学者之能事，尽在于此”（《通志总序》）。《通志》的编撰，同《通典》一样，鲜明地体现了以“会通”为主的史学思想。
　　那么，马端临的《文献通考》又有什么史学价值呢？或者说，他编撰《文献通考》有什么必要呢？《〈文献通考〉序》从三个方面回答了这个问题。
　　首先，说明记述典章制度因革史的不可或缺。他认为：“考制度，审宪章，博闻而强识之，固通儒事也。”换言之，“通儒”应该明了历代典章制度的因革。因此，他非常赞赏司马迁和司马光这两位“通儒”及其《史记》和《资治通鉴》这两部通史巨著。司马迁的《史记》，“纪传以述理乱兴衰，八书以述典章经制，后之执笔操简牍者卒不能易其体”，但所记史事只到西汉武帝为止。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取千三百余年之事迹，十七史之纪述，萃为一书，然后学者开卷之余，古今咸在”，但《通鉴》“详于理乱兴衰而略于典章经制”；然而“理乱兴衰，不相因者也”，“典章经制，实相因者也”。司马光的《通鉴》只记载了“不相因者”的一面，“而其本相因者顾无其书”。所以体现“会通因仍之道”的“典章经制”是很值得后世学者专心研究的。言外之意，编撰一部重点记述典章制度因革的史书是很有必要的。
　　其次，说明已有记述典章制度方面的著作未能尽善尽美。杜佑的《通典》、王溥的《唐会要》和《五代会要》虽然是记述典章制度的，但前者条目的分合、叙述的详略，还有许多不妥的地方。诸如“叙选举则秀孝与铨选不分，叙典礼则经文与传注相汩，叙兵则尽遗赋调之规”，而且又缺天文志、五行志、艺文制、王侯年表等。这又进一步说明他编撰《文献通考》是有必要的。
　　接着，又从自己的经历说明编撰《文献通考》的原因。他“自早岁，盖尝有志于缀缉”，况且“家藏坟索，插架之收储，趋庭之问答，其于文献盖庶几焉”。他惟恐“一旦散轶失坠，无以属来哲。是以忘其固陋，辄加考评”，编撰成“为门二十有四，卷三百四十有八”这样一部大书。同时说明他的《通考》的内容及其体例。
　　最后，以谦逊的口吻说明编撰《文献通考》的苦心：“诚以志者，宪章之所系，非老于典故者不能为也”，“况上下数千年，贯串二十五代，而欲以末学陋识，操觚窜定其间，虽复穷老尽气，刿目鉥心，亦何所发明？”他似乎是“知其不可而为之”，但“有志于经邦稽古者或可考焉”，遂“略辑见闻，以备遗忘耳”。
　　对于一部三百四十八卷的大书，想用一篇序言说明编撰意图，以及全书的体例和内容，是很不容易的。在这一点上，这篇序文以其简明扼要的叙述，使读者了解于心，是难能可贵的。作者紧紧围绕编撰典章制度因革史的必要性引经据典，证明欲求“会通因仍之道”务必考核典章制度；接着说明已有的这类史书尚欠完备，从而自然地过渡到自己立志编撰《文献通考》的志向，以及此书的体例、内容；最后坦诚地说明编撰此书的一片苦心。
　　乍看，行文朴实、凝重；细品，运笔坦诚、淳厚。通读全文，不仅能让人感触到《文献通考》的严密体例及其所包含的丰富内容，也能使读者的触觉延伸到文本之外。也就是说，它具有一种超文本的气质。他虽然不便直言，但从序文的字里行间特别是通读《文献通考》，不难发现，他是怀着救弊拯危的历史责任感来编撰《文献通考》的。
　　马端临重实际，讲沿革，对义理、褒贬只字不提，着意于扩大研究历史的视野，试图从更广阔的范围考察社会结构。他不拘时俗，仿效《通典》“考制度，审宪章”，求“会通因仍之道”，不管义例褒贬，对于“忠臣、孝子、节义之流及理学名儒，类皆不载”（王圻《〈续文献通考〉自序》）。他以《通典》为基础，吸收了《通志》“二十略”的某些成就，在描述社会历史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步。首先，对于相当于《通典》的“食货”部分置于首位，而且增大比重，对土地、农副产品、货币和商业垄断，对人生的控制，以及各种形式的掠夺、国家的消费，全面地展现了封建社会的经济结构。其次，注意从时代相续的类例记载中推寻典章制度“变通弛张之故”，从各种不同角度去研究其形成演化过程，所以对整个封建制度的描述更加完整，揭示得也更为深刻。通过对典章制度“融会错综，原始要终”的考察，探索了历史发展进步的原因。在对田赋、户口、职官、封建等问题的考察中，明确地以“公天下”、“私天下”，是否分疆划土以及有无上下（尊卑、等级）之别、才智之殊、职官之分，作为评论历史变革、划分历史阶段的标志，比较准确地接触到了社会变革的实质性问题。因此，对历史上的改革、变法，表现出极大的关注和充分的肯定。在如何救弊拯危、适应社会变革方面，以其思想内容的新特点，沿着杜佑、郑樵的方向，走出了一条与已经规范化、程式化的“正史”所不同的治史道路，为传统史学的发展注入了新的血液。就此而言，“杜氏开其源，马氏竟其尾”（《樊谢山房文集》卷七），彻底动摇了官方垄断的纪传体“正史”的独尊地位，为传统史学的发展开辟了一条富有新意的广阔道路。
　　《文献通考》材料丰富，分类详细，具有很高的文献史料价值。清乾隆《重刻文献通考序》云：
　　会通古今，该洽载籍，综统同异，莫善于《通考》之书。其考核精审，持论平正，上下数千年，贯穿二十五代。于制度张弛之迹，是非得失之林，固已粲然具备矣。
　　《文献通考》的珍贵，就在于它保存了许多为它书所不载的珍贵史料。尤其是占全书一半以上有宋一代的典章制度弥足珍贵，因为《宋会要》已损于明，清人徐松就《永乐大典》辑出十七门，编为二百册，较之原本残缺甚多，《文献通考》的存在足以弥补这一缺憾。《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评论说：“条分缕析，使稽古者可以案类而考。又其所载宋制最详，多宋史各志所未备，案语亦多能贯穿古今，折衷至当。虽稍逊《通典》之简严，而详细赡实为过之。”
　　后人以《通典》、《通志》、《通考》合称“三通”，就其“酌古之要，通今之宜”而言，是不无道理的。但追本溯源，《通志》意在继承司马迁的事业，而《通考》则是《通典》业绩的发扬光大。从总的方面看，《通志》和《通考》在历史思想上赶不上《史记》和《通典》，但它们和《通鉴》一样，在继承和发展中国史学的“通史家风”上，其成就和影响是不可低估的。到清朝，又出现了《续通典》、《清通典》、《续通志》、《清通志》、《续文献通考》，合称“九通”；近年又有人加入近人刘锦藻编撰的《清续文献通考》，合称“十通”。可见此书学术地位之高，对后世影响之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