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乾盛世为什么是番薯盛世？真的是一个盛世吗？

　　对于清朝时期的“康乾盛世”，很多人一看到盛世两个字，脑子里就会自动脑补出一派盛世景象，到处可以说都是歌舞升平，也是非常令人向往的景象了。然而现如今却有越来越多的人认为，其实真实的康乾盛世应该说是番薯盛世，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这根本就是一个虚假的盛世，完完全全没有人们想象中那种祥和，这是真的吗？
　　1。康乾盛世简介
　　康乾盛世又称康雍乾盛世、康雍乾之治、康乾之治，西方称HighQ，是中国古代封建王朝的最后一个盛世。
　　该时期经历了康熙、雍正、乾隆三代皇帝，持续时间长达一百三十四年，是清朝统治的最高峰，在此期间，中国社会在封建体系下达到极致，改革最多，国力最强，社会稳定，经济快速发展，人口增长迅速，疆域辽阔。
　　康乾盛世国土辽阔，人口众多。中国清朝政府统一蒙古、东北、新疆、西藏、台湾，奠定了如今中国的版图，实现了中华民族的大一统。通过摊丁入亩、官绅一体当差纳粮、火耗归公等一列改革和发明推广御稻、双季稻等高产作物，增加了国家的收入，减轻人民的负担，中国人口历史上首次破亿，并连破三亿。为中国人口大国打下基础。废除贱籍制度，解放了社会最底层阶级的百姓，子孙代代不得翻身的命运。
　　盛世局面下隐藏着巨大危机，政治的腐败与社会矛盾愈演愈烈，各种衰败之象逐步显露出来，而清廷社会统治和管理能力日渐衰微。
　　2。为什么说是番薯盛世
　　细读历史便可发现，这个时期基本没有什么科技发明，文化也谈不上什么繁荣，思想更是停滞不前，工商业受的政府极力遏制，明朝中国商业和手工业繁荣景象在此时已经大为衰退。而与前代相比，唯一的发展就是人口显著增加了，而且是以往历史人口最高峰的四倍，从而形成了一个看似繁荣的社会时期。
　　为什么会形成这种人口盛世，那些清史学家认为是英明的满清统治者带来的。他们首条理由是，清朝的疆域扩大了。清朝扩大的疆域给中国带了多少人口呢？清朝极盛时期的领土面积是1300万平方公里，而明朝是920万平方公里；比较一下清朝与明朝的疆域，清朝多了蒙古和新疆北部，但是这些地方至今还是人烟稀少，很难说会为中国增加什么人口。而且清朝比明朝少了一大块东北和西南的疆土。因此，就疆域方面考虑，清朝的人口应该与明朝相差不大。
　　清史学者举的第二个理由便是清朝统治者多么勤政，多么重视水利和农业。比较下之前的中国人口，在被成为盛世“汉景之治”，“贞观之治”在不过6000万，而最多是宋朝和明朝中期也不过1亿。而且纵观之前历史，一旦中国人口一旦达到8千多万，人地矛盾就十分尖锐，容易发生农民起义。究其原因，中国土地能养育的人口是一定的，农业生产并非是“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是受生产力水平限制的。比较明朝与清朝的农业生产，生产方式没有什么改变；而农业生产唯一的改变是：番薯等从美洲引进的高产作物在中国推广开了。而正是番薯的推广造就了这个康乾盛世。
　　番薯是一种高产的作物，薯块中含有大量的淀粉和多种维生素，适应性强，抗旱，耐碱，抗逆性强，喜温暖、多光而不耐霜冻，是一种易于保收的作物。
　　番薯原产于中美洲，后传至吕宋（今菲律宾）。国际上，流行地认为番薯传入中国的时间是明朝万历年间（1594年），传入人是飘洋过海的中国商人陈振龙。
　　陈振龙祖藉福建长乐县，他早年在吕宋经商时，发现当地有一种薯类，清甜可口，可资食用，便密购其种。带回了福州，即在城边试种，获得意想不到的成功。此时，恰遇闽中大旱，五谷歉收。陈振龙让其子陈经纶向当时的福建巡抚金学曾进献番薯，并倡导广植番薯，从而使闽中民众度过了饥荒。为此后世在福州建有先薯亭，以赞颂番薯引进者陈振龙和推广者金学曾的功德。
　　明末，番薯已在华南地区广为种植，并逐渐向北推广。但是由于明末清初的战乱影响，番薯的栽培技术传播比较慢，直到康熙时期，番薯栽培技术才传遍全国。
　　番薯对中国影响可以从以下两方面来认识。
　　一、耕地面积扩大
　　有数据显示，清朝的耕地面积是前代的四倍。有人把这归功于清政府的劝垦政策。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是我们几乎可以得出结论：清代之前中国人是世界上最懒惰的人，有那么多的土地却不开发。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要认清“可耕种面积”的概念。可耕种面积不仅仅与土地本身质地有关，更决定于耕种的作物。而这是番薯适应性强，可以在水稻、小麦不能种植的山地耕种，从而把原来大片不可耕种的土地变成可耕种的土地。从而使中国的可耕地面积扩大了四倍多。
　　同时番薯的种植，反过来改良了土地的土壤，使原来贫瘠的土地变成了小麦与水稻可耕种的土地。这样一定程度上增加了水稻和小麦的耕地面积。
　　作为一个农业社会，土地是农民赖以生活的根本。因此只要有可耕种的土地，肯定有人会去抢的。中国人闯关东就是很好的例子。清朝为了满族八旗的利益，于康熙七年下令“辽东招民授官，永著停止”，对东北实行禁封政策。沿山海关一带遍植柳树墙，中间用绳索相连，满洲兵驻扎在那里严密地看守着关口，不允许汉人出关。即使这种政策并没能阻止汉人闯的关东，“担担提篮，扶老携幼，或东出榆关，或东渡渤海，蜂涌蚁聚”。为什么，汉人会不顾政府追捕，背井离乡来到关东这些荒芜之地？因为那里有土地。因此只要有可耕种的土地，勤劳的中国人都会去“抢”的，这不需要那些英明的领导人的鼓励。因此，且不论清政府的禁封东北政策，清政府劝垦政策对中国耕地的意义也是很有限的。
　　二、粮食亩产的提高
　　番薯的引入不仅可开发新的耕地。还可以与小麦，玉米等其它作物进行混种和间隔种植，丰富了中国耕作制度的内容，提高了土地利用率，增加了粮食的亩产。
　　中国古代提高土地利用率的方式主要有复种制、轮作复种制、间作套种及混作制等几种形式。复种制指在同一块田地上一年收种两熟三熟，我国自春秋战国已经创始；轮作是指有计划地轮换种植不同作物的农作制度，以区别于种植同一作物的连种制，魏晋以前我国已较普遍地建立了豆谷轮作制；间作套种指在某一作物生长期内，同期间隔播种两种作物或于预留空行内补种作物的栽培方式，我国早在汉代已经创始；混作则是指在同一地块上同时播种多种作物的一种种植制度。中国农民很早就认识到了这些耕作制度有着多方面的优点：可以充分利用光热和水土资源，提高土地的利用率和产出率；一定的组合可增加土壤的肥力，保障农业生产的可持续性；一定的组合有助于消灭杂草、减少病虫害，保障农业的稳产和高产。
　　番薯，玉米的引入丰富了我国多熟种植和间作套种的内容，而且可以不占水稻，玉米生产的农事，实现在一块土地的两熟和三熟。
　　从番薯种植的这两个特点来看，清代耕地面积和人口都增加四倍也就不足为奇了。而且即使清朝中后期如何战乱与饥荒，中国人口也能维持在3到4亿。那些提出康乾盛世的人，是否也认为清末也是盛世呢。可惜中国历史从来都是统治者的历史，从来不会关注农民如何，更不会关注番薯的引入有什么作用了。
　　但是也应该看到，番薯给中国带了人口盛世，但并未把中国带入强国。虽然中国的人口多了四亿，但是清朝的闭关锁国和对科技文化的摧残，使中国的社会发展停滞不前。人口的红利只能维持一段时间，真正能够带来盛世的还是科技的进步和社会的稳定。
　　3。康乾盛世的景象
　　贫富差距
　　康乾盛世对于上层社会生活来说是豪奢。而底层的人民来说则是普遍贫困。当时的中国官员对于吃饭十分奢侈，每天吃几顿饭，每顿都有许多道荤菜，而大众则是吃糠咽菜。
　　马戛尔尼来访中国时，他在中国所见到的房子，只有两种，一种是大富之家，一种是贫寒人家，“所经过的地方以及河的两岸，大多数房子都是土墙草顶的草舍。也有很少一些高大、油漆装饰的房子，可能是富有者的住所。很少看到中等人家的房子”。马戛尔尼副使斯当东认为中国的贫富差距之大，是他们见过的国家中最厉害的。
　　毁誉参半
　　马戛尔尼组团访华、并且记下了自己在中国的所见所闻。他对当时的中国有褒有贬，毁誉参半。
　　乾隆时期的马戛尔尼来中国以后，对中国各地进行观光游览，记录下来大量笔记。通过这些可以看到当时的社会以及人民生活。在觐见乾隆的路上，他发现沿路的小镇使得自己仿佛回到了英国的疆土之中。可见，当地或许不富裕，但也并不贫穷。而且，马戞尔尼在这里，夸奖了乾隆年间的中国人很有素质。在江南，马戛尔尼还游览了扬州、杭州、常州等城市。使他感觉带扬州商业繁荣；杭州人民富裕；而常州虽然不如从前那么富裕了，但依然是一个很有情调的江南小城。
　　马戛尔尼还看到，当时的中国社会里见到的却是一个封闭社会的典型。同时马戛尔尼也指出当时社会的混乱与不稳定，例如贫穷、饥荒、弃婴和民变、兵祸等，都造成了社会的动荡不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