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朝皇帝为何宁与舅爷共治天下也不信同姓

　　当一个伟大时代刚刚开启时，那些对未来遐思无限、自信满满却又经验全无的创始者们，往往会由于惯性思维的桎梏，或妥协于当时技术之局限，故而鬼使神差地在帝国运行程序中埋设下一堆低级错误。当程序运行到某一节点时，这些初始BUG就会诱发一系列程序错误，导致帝国彻底死机、被迫重启。
　　西汉初年，汉高祖刘邦众建同姓王，企图与兄弟子侄“共天下”。殊不料祸根深种，到高祖孙景帝时，关东刘氏诸侯王便企图凭“大家都姓刘”的血统资本抢班夺权，发动“七王之乱”，一时天下震惶。眼看同姓兄弟靠不住，抓狂的汉景帝只好放宽一步，以姑表兄弟窦婴督军平叛，外戚干政从此滥觞兄弟分家的闹剧逼得刘皇帝“牵羊悔亡”，于是与同姓共天下的国策，转变为与舅爷共天下。到景帝之子汉武帝刘彻时，与舅爷共天下之风更烈。他先后以卫青、霍去病、李广利等裙带亲戚统大军驰骋塞外，后又遗诏以霍去病弟霍光辅政。从此，凭藉着“大将军”（或大司马）名号掌控军权的外戚，逐渐压倒丞相领导的政府，成为西汉中后期的头号政治力量。
　　然而无论是与同姓共天下，还是与舅爷共天下，都是不折不扣的“家天下”，利益独占的背后是风险独担，帝国公司经营搞不好，天下怨府就要独集于统治者家族。西汉自武帝之后，世家豪族势力渐强，阶级分化所导致的社会矛盾日渐激烈。无奈斯时民智未开，虽不满于帝王统治，却仍然撇不开英雄崇拜他们最激烈的呼声不过是请刘皇帝让贤，另换个“有能力”的新人来干皇帝而已。绵羊们泣求豺狼退位，诚邀狐狸登台。
　　“篡汉”的王莽，就出场于这样的时代背景之下。王莽之姑母王政君为汉元帝之后、汉成帝生母。故从成帝朝起，王家先后九人封侯，五人拜大司马，前后执掌朝政数十年之久，地方官如郡太守、国相、州刺史也多为王家关系人。虽然裙带沾光，但成就王莽之崛起的，却不尽靠这些上层因素。和他那帮唯知奢侈享乐的堂兄弟比起来，王莽有明确的社会理想和清醒的政治头脑他知道谁是自己的潜在支持者，也明白如何争取他们的支持，更清楚自己想把这个帝国引上什么样的新轨道。他争取政治同盟军的策略是：交接当时尚属边缘政治势力的儒生寒士，靠走舆论炒作路线起家。
　　即便出自敌对势力之手，《汉书》仍不无褒扬地记载：“莽群兄弟皆将军五侯子，乘时侈靡，以舆马声色佚游相高，莽独孤贫，因折节为恭俭。”王莽早年拜沛郡陈参为师习《礼经》，衣食住行与同学儒生一般无二，不搞特殊化。此后他爵位愈尊，节操愈谦，出手也愈大方，“散舆马衣裘，振施宾客，家无所余”，自己的妻子竟至“衣不曳地，布蔽膝”，被来访的公卿列侯夫人当成是僮仆。王莽这种简朴亲民不端架子的作风，赢得了当时左右政治舆论的儒生寒士集团支持。
　　这些下层出身的士人，多靠钻研学术起家。无奈当时科举未兴，寒门知识分子要想挤入庙堂只能靠鼓唇游说，靠撞大运博取上层人物的青睐和支持。眼见王莽以舅爷党的显赫出身，却肯放下身段与己结交，还很实在地倡导和实践儒家道德纲常，自令这群书呆子大喜过望，深以朝堂中的政治代言人相期许。而在这帮政治舆论的营造者和操控者的卖力炒作宣传下，王莽的政治正确指数飙红上蹿至少，让人们看到的都是光辉的一面：如，姑表兄弟淳于长犯法，因王莽检举而伏诛。亲儿子王获杀死奴仆，王莽将他痛责一番，逼令其自尽偿命。这些举措，在那个豪强阶层气焰方张，奴仆贫民利益无所保障的时代里，自然使一向被草菅利益乃至生命的草根阶层，深将王莽视为自身权益的保护者。
　　公元2年，郡国发生蝗、旱灾，王莽带头献钱一百万，田三十顷赈灾；又废皇家苑囿为安民县以安置灾民。他还利用公权为民服务，在首都长安城中大造公租房五个社区两百套房子，让无立锥之地的贫民有了安身立命之所。公元前1年，王莽出任大司马录尚书事。掌握西汉王朝政治上的最高职权后，他立刻以王、侯、关内侯等爵位大封刘氏宗亲、汉兴以来功臣子孙及现任在朝官僚，同时也相应封赐王氏死党亲信数百人以贵族爵位。此举不但令在位权贵有狗得骨之喜，而意料之外的恩露均沾，更让一帮早已靠边站的太子党和老革命后代感恩戴德。由于“克己复礼”的政治路线正确，加之大众舆论宣传得力，“得道多助”的王莽仕途润滑顺畅，在群众呼声中一路飙升：
　　公元前1年，哀帝崩。王莽以援立平帝功，晋为大司马，平帝时年仅九岁，委政于王莽。公元1年，王莽被封为太傅、安汉公。公元4年，王莽号宰衡，位上公，加九锡。公元5年底，平帝崩，孺子婴立。在一片民意声中，王莽的姑妈、元帝后王政君封其为“假皇帝”，行代理皇帝之职。公元8年底，由于王莽之“功”在西汉体制内已无可酬庸，于是天意民心之呼声，只好转而要求他篡汉。公元9年元旦，王莽顺天应人，“即真”为“真皇帝”，国号“新”，成功完成篡汉大业。从甫登政治舞台，到公元9年元旦篡汉立新，王莽以不同利益手段争取社会各阶层，以神一般的捭阖手腕获得了全胜，成功地把概念股炒成了龙头股。然而概念和承诺，终究是需要兑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