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说屁事

　　不说屁事
　　张轩朝
　　我们的文明秩序中，人放屁这种正常生理现象是排斥在外，不能与正统、严肃的伦理秩序为伍的，俨然成了一种道德责任和形象戒律。“文字无凭下气通”，大概是文明压迫下对人的生理快感的最隐晦表达。“放屁君子，说屁小人”的古训在此，人在需要通“下气”时，大多是要忍戒的，有长尊辈在或公共场合，实在“忍无可忍”地通了一下，即使“俗”气熏天，也必不可拿来说事，甚至连皱眉头的表情都不能有，否则，就会掉入“小人”的行列。
　　但是，君子可以不说屁事，有时候屁却自己要站出来说事，这是任何人都防不胜防的。有个笑话，说一位小姐在公交车上，怕座位不干净，用卫生纸擦了又擦，临坐下时刚好放了个屁，旁人讥笑说：“小姐你真讲卫生，擦了这么久还要吹一下。”话虽隐晦，杀伤力却不减，不管这小姐的人品如何，照样把她羞得无地自容。倘若这小姐悄悄地忍了，就会顺理成章地成全其端庄雅净的仪态。可见，随意满足放屁这种生理快感，会招致不良后果的，更有甚者，如果这个屁是在非常背景下不识时宜地站出来说事，问题就更严重了，惹出的是非，有时不亚于叛国求荣甚至杀人越货。
　　我就有过这么一次“严重”的经历。
　　那是1976年9月，我刚升入初中一年级才几天，对新学校的新鲜感正浓，看学校的一切像刘姥姥进了大观园。我们的班主任是位女性，姓王，名清和（王老师，无论您健在否，请恕学生无礼），五十多岁，教我们班语文课，据说原是清华的老师（教授或讲师就不得而知），因为政治思想问题，被下放到我们这所中学。高年级的同学羡慕得不行，说我们班是虱子掉到牛身上，啃不过来了。然而，那时的我，除了固执地以为“菜很香”与“很菜香”没区别以外，别说什么大理想，甚至连小理想都不存在。因此，对王老师的来路根本不感兴趣。王老师上课时柔声细语，条理分明，并不时爆出一些我们无法理解的概念，她的务实精神与当时激越飞扬的社会现实明显不合辙。到如今虽然许多知识我已经还给她了，但她让我理解了文字与文章的意义，文学给予我那激动人心的心灵态度，就是从王老师的柔声细语里启蒙的。然而，这种醍醐灌顶的感觉才开始几天，9月9号那天，突然传来毛泽东逝世的消息，让我们这些读惯了“毛主席万岁”的人感到了文字庄严背后的欺骗性。随后，铺天盖地的哀乐声搅乱了我们刚开始的学习秩序，三天全国性默哀时，教室里的课桌椅被搬出。
　　第一天、第二天，我们班表现得很正统。虽然我不知道默哀时别的同学想了些什么，我自己却总是在仔细分辨同学的呼吸声，猜想别人的心思，甚至将哀乐与窗外的鸟鸣比高下，只要立正低头，表情严肃，至于思想的桀骜不驯，纪律是心有余而力不足的。
　　可是，问题就出在第三天。
　　我很不习惯五十多人涌进缺了课桌椅教室的感觉，同学们戴着黑纱绢袖，挪歩时摇晃着上身，很像赶鸭子上架。对我们这个年龄来讲，伤心这种感情付出是限定在一定范围内的，因此，哀乐声的感染力远比温度迟钝，如果不是几个戴眼镜的四眼同学的定力，我差点以为我们是临时纠集起来的准土匪。我们按自己的座位顺序列队，王老师站在空荡荡的黑板前，一起等待发自北京的默哀号令。
　　一切按前两天的惯例进行。哀乐声响起，默哀开始，教室里除了细微的呼吸声，安静得能听清自己的心跳，眼看鼻，鼻看心，心的空间在幽深里叙说存在，思想却在秘密通道里放肆。
　　这时，从我身后右侧传来“哔”的一声响，声音不大，但由于静，显得非常清晰，甚至连气流与皮肤摩擦的细节都可感觉，如果录制下来，足够音响发烧友们神魂颠倒一阵子。我意识到这个生理现象的主人强忍的痛苦，一边是教堂般庄严的仪式，一边是新陈代谢的迫切需求，在堵与疏的矛盾之间，我听到这位可怜的同学的神经束的挣扎声，以身体动作发出的悉悉索索的形式表现出来。可以猜想，这位同学正以极限的忍耐不让自己的生理行为上升到政治错误的高度。然而，肛门的肌肉毕竟没有胳膊发达，体内的废气最终冲破他的努力防线，时快时慢地释放出来，发出的声音，奇怪得超乎人的想象，而且时间也维持得较长，一高一低，一张一弛，犹如不懂事的小孩把玩着小提琴，以玩世不恭的态度冲破肃穆和庄严，肆无忌惮地抛撒着幽默的笑菌。严肃的主题被这声音丝丝缕缕地转移，身边的同学都在抿嘴克制，谁也不愿因这“俗气”感染了自己的忧国情绪，整个教室在静谧中忍耐并酝酿。恰在这时，惹祸的同学自己忍不住，天真地“嘻”出一声笑来，这一下，犹如打开了笑的洪闸，“哄”的一声，所有的程序瞬间打乱，全班无一例外地笑了，有的女同学甚至笑出了眼泪。
　　王老师也是笑了的，但她很快觉察到事态的严重程度，瞬间止住了笑，脸上的肌肉在调整中颤动，经过几秒钟的情绪回归，她成功地恢复到伤心状态，呵斥住全班的笑声后，开始了声泪俱下的弥补。王老师哽咽着说：“我真是无法理解，在国家和民族处于何去何从的紧要关头，你们竟然笑得出来？”
　　王老师的训话持续了很长时间，直到我们站累为止。后来我们才知道，其实王老师是在挽救影响，担心大家成为“屁事”的受害者。不出王老师所料，不久我们班就不断地接受各种工作组的调查，最后，全班被记大过一次并载入个人档案；这次“放屁事件”的直接受害者还是王老师，她被课以留校察看一年的行政处分。
　　事过境迁，那个金色的学生年代固然不堪回首，但这次放屁事件从此烙在了我的人生记忆里，甚至在以后的工作中数度出现过放屁恐惧症。现在想来，对屁的禁忌，其实不单是政治因素，还有历史和文化的原因。我相信为“屁”所害的人不只是我们班这一例，这种对生理机能的不公平待遇，即使到今天，仍给人带来不少心理生理的诸多伤害。
　　我们有儒、道、法诸家的戒律后遗症，再请进佛规清律，似乎从来就不怕活得累。早期的女人则更甚，除了以上枷锁，还要守闺，还要三从四德，外加“三寸金莲”，修炼之精诚，之艰苦卓绝，远超过苦行僧。因此，像屁事惹祸现象，是无法得到同情的；不能说屁事这样的小节，也自成定律，是君子与小人的分界线，大有势不两立的趋势。我们可以没有科学和信仰，可以躺在别人的专利下做一些卖浆引流者勾当，不需要争取什么人类的成功，哪怕像一群穿金戴银的猴子，意识自趣，善恶含糊，却依旧心照不宣地以“屁事”为耻，不察目的，不问意义，一旦越轨，轻则拙劣、野性、低俗、小人等帽子随“屁”而至，重则受到行政处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