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上墙与制度文化无关

　　当前仍有一些督导检查要求“制度上墙”。所谓制度上墙，是指将某一工作机构（或办公室，或车间）的人员职责、管理规范之类的文本，以某种形式张挂在该机构室内的墙面上，以此体现该机构管理制度建设情况。
　　“制度上墙”之要求，多少年来一以贯之，学校也不例外，变化的是将制度文本呈现在墙上的载体。在我的记忆里，近二三十年来，制度上墙的硬件不断改进，档次越来越高。现在一般是将制度用彩色写真的形式制作出来，称作所谓的“展板”，确实漂亮了很多。在此之前，所采用的方式是“装框”，即把制度文本装在镜框里，称为“制度框”，镜框多为铝合金材料，有时一面墙上数个“制度框”一字排开，也挺精神。制度框里所装的制度文本的制作也经过了两个阶段，在打印技术比较普及后，制度文本是印刷品，在无法打印的年代，则用手写，一般用毛笔。在“制度框”时代再往前，在那个连一个镜框都是奢侈品的时代，制度上墙的方式就是将制度写在纸上，再将纸直接贴在墙上。
　　1995年，我到一处农村小学教学点检查工作。这个教学点只有一个由一、二年级学生组成的复式教学班。在学校唯一的一间办公室里，坐着学校唯一的一名教师。办公条件十分简陋，但却没有忽视制度上墙。办公室的一面墙上贴满了写在红纸上的制度，如同“文革”时期的大字报。制度涵盖内容比较全面，办公考勤、教学常规应有尽有。我指着《考勤制度》中的一条“有事向校长请假”问这学校唯一的教师：“你有事该向谁请假？”教师笑了，其他人也一同笑了起来。那时像这样一名教师的教学点并不少见，根本不可能有人负责教师的日常考勤，教师的工作全凭自觉。教学点并非没有校长，它的校长在这个点所从属的那处学校。这个老师和大家一齐笑的原因是都能一眼看出那满墙的制度是抄来的，是做样子给别人看的。我从那时就思考这“制度上墙”或“上墙的制度”有什么用。记得有一次，上级要求各办公室都要挂上办公室人员职责，我也笑着问了一句：不知江泽民同志的办公室里有没有挂着《总书记职责》。
　　制度是用来执行的，这是最基本的道理。但制度上墙用来看的。给谁看呢，内部的员工不会看着制度依靠提醒干工作，外来人员不会看着制度依照条文监督工作，也就是说，没有人会去看那上面写的是什么。“上墙的制度”只是在告诉人们“我们有制度”，仅此而已。装璜精美的展板可以装点一下环境，而随手涂鸦、乱贴乱挂的制度只能是对环境的污染。
　　现在我们常常谈起学校文化或校园文化（校园文化应是学校文化的下位概念），学校一般比较重视文化建设。但人们又常有一种误解，狭义地理解为校园文化是校园里能给人视觉感受的东西，如展板、雕塑、标牌等等，于是就有了一种说法叫“参观”校园文化。在这种文化物化的观念下，也会认为将制度装框上墙是在建设制度文化。其实，制度本身不是文化，装着制度挂在墙上的展板和镜框也不是文化。制度只可以作为文化的载体，而且只有被成员认同和学习时，制度才承载起了文化，否则它什么都不是。执行制度当成为无需提醒的自觉，才真正建设起了制度文化。制度的文本作为制度建设的成果，存在档案里备案，或发至员工手里备查，是必要的。但若是挂在墙上，便是形式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