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经历的“文革”（四十）

　　大概就是在七三年栽秧子的季节，有一天上午，临近舅舅他们生产队的建设三队的一群社员在舅舅家旁边的一个田里薅秧。我听到有一个女社员问其他人说：“喂，你们听说过没有？说是马上就要开始限制生娃娃了！”，另外的几个妇女问：“怎么限制个法？难道还要把老子那个东西用针缝上吗？”！话刚说完就引来一阵哈哈大笑。这时，那个说要限制生娃娃的女人说：“我听说是要把一家人中的男的或女的其中一个逮去结扎，也就是像剡猪、牛一样！”。另一个女人说：“按你说的话，以前两个人打架骂人的时候说，老子把你剡了！这话还真是报应了呢！”。这是我第一次听到关于计划生育的话题，中午舅舅他们收工回家吃午饭的时候，我把这个话告诉了两个舅舅，两个舅舅都说不管他的，我们都还是光棍两条！
　　那时候，农村的社员除了明天干农活以外，还要去干一些修公路、修水利设施之类的活。每到冬天，生产队就要带上全生产队的劳动力人员到公路上去两天每人完成锤三立方的碎石，而我的两个舅舅因为家庭成分不好，就要完成五立方的碎石。所以为了完成任务，每天都是半夜才回家，第二天早上天还没有亮就要走到工地上，完成任务后，我的两个舅舅手都是满满的水泡。因为家庭成分不好的原因，我的大舅舅干的农活也是比其他人要累得多和重得多，别人挑一百五十的东西，而他却要挑两百多斤的东西。我每次看到这种状况，我的心里都特别特别的难受。有时候，下到生产队的那几个自贡知青还跑来把舅舅家养的鸡抓走而不给一分钱。因而那个时候在我的心里经常会想，为什么人与人之间会有那么多的不平等的现象呢？少年时期的我我想不明白，我的两个舅舅也说不清楚。
　　其实，那个年代的农村几乎都存在有一些作为现在的人想不通的事，比如那么多的人天天都在干活，一年365天，除了春节有几天假以外，我知道的舅舅他们周围的大队和生产队就没有放过假，往往是大年三十的当天才开始放假。上街赶场（北方人说的赶集）也只有半天的时间，一个人每个月的劳动天数不得少于二十八天半。地里的庄稼长得也还可以，可怎么就是全生产队的人90都说家里粮食不够吃，到了三、四月份生产队就开始借储备粮吃了。分的储备粮在下半年谷子和粮食收获后，分粮食时又把借的储备粮还给生产队，年年都是如此这般。
　　七三年的五月，在舅舅家生活了一年半之后，母亲看到我长期那样生活也不是一个办法。于是，母亲又去找二峨山道班的高洪玖班长，高班长同意我到道班当临时工，工资采取计时加计件的方式。得到母亲传来的消息后，一天早上，我的大舅舅又把我送到了二峨山道班。
　　道班里的人也走了来了换了不少的人，干的活还是那些，只是道班住地的红砖砌的墙上，那幅像其他地方用很浓的石灰粉写的“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标语口号，比以前泛黄了许多，我的年龄也长了一岁多，身高也长高了两寸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