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木箍条

　　父亲的木箍条
　　
　　我的父亲有着双重身份：在外是一个几百号人的大队（六七十年代的叫法）书记，人称“洪支书”；在家是一个手艺精、信誉好、颇有些“名气”的箍桶匠。性格呢，里外也判若两人：在外是一个无棱无角的和善的“老好人”，在家却是一个“缺少一根筋的死板倔”，是一头“冇得角的犟黄牯”（这些都是我母亲的话）。
　　父亲的木活堪称一绝。他箍的水桶、粪桶、脚盆、猪食盆，不光是外形好看，更重要的是不漏水，经久耐用。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他用来箍桶的木箍条，匀称，光滑，跟光过桐油似的；箍在桶上，没有一丝缝隙，那就跟长在上面的一模一样。常听别人说起，父亲的木活就“绝”在这儿；父亲自己也说，它是“桶好”的关键。因此，父亲也就在这小小的木箍条上花费了不少的工夫和心思。
　　父亲时常是跑到很远的大山里砍回那些又细又长、表皮光滑而且没有树结的小杉树条，然后小心对劈一分为二，剥皮，用“滚刨”刨平并将两端刨薄，在火苗上烤软；再比试桶身周长的大小将木条两端对接，缠绕，最后套箍在桶身上。由于桶身如肚略略隆起，箍条由底部套入渐挤（用一小木棰轻打）渐紧，两接头也就紧紧地挤压在桶肚皮上而不至于松散开。
　　父亲的木桶就是这样箍成的。
　　然而，我很害怕父亲的木箍条，因为我们兄弟三个都尝过挨它抽打的滋味；在我的眼里，它就是传说中的私塾先生手中的戒尺，附着威严和神圣不可侵犯。
　　兄弟三人中，我最小，也最“聪明”，平时最受家人宠爱，然而万万没想到，我还是同样挨了父亲的木箍条。
　　十岁那年，记得是仲秋一个周末的下午，我和塆子里另外两个要好的伙伴一起去放牛。吃过午饭，我们就兴高采烈地早早把牛赶到大山上，然后按照事先的“策划”，派一人看牛，一人扯公家田岸上种的黄豆，另一个（就是我）负责刨坑，架瓦片，拾柴火。
　　豆子差不多剥了一小碗，“土灶”也砌好了，我们开始炒豆子。不一会儿，在缕缕青烟中，慢慢散发出的豆香极诱人地直往鼻孔里钻。随着豆子开始蹦跳，炸裂，我们的心里也乐开了花。奇怪的是，吃的时候，我们谁也不说话，除了偶尔你望着我我望着你傻笑之外，眼睛就一直盯在豆子上
　　乐极生悲哦。我们不小心把山给烧着了，尽管附近有大人发现及时帮忙扑灭火势，但我们干的“坏事”就暴露了。
　　我像老鼠怕见猫似的战战兢兢回到家里，父亲也刚好从大队里赶回。一到家里父亲就乌着脸从墙角里拿出一根木箍条，一把将我扯过来，按在平时做木活的剁凳上一顿暴抽，抽得我屁股像炸裂的黄豆一样“开了花”，大腿上也是红一道紫一道的肉埂条条。
　　父亲好像从来没有发过这大的脾气，母亲当时也吓坏了，但她还是拼命上前想扯住父亲，可父亲根本不予理睬。他一边不停地抽打一边还大声吼叫：不打不成人！现在不学好，将来还不飞天！子不教父之过，平时总宠着你，今天老子就打死你！母亲的脸吓得灰白，急忙喊来隔壁的奶奶，才终于使父亲歇手。
　　我之后有一星期没上学，也有一星期没跟父亲说话。我当时真的恨父亲，恨他的木箍条，恨不得把他刨好的木箍条统统折断当柴火烧，只是我没有敢这样做。
　　母亲后来跟我讲：“你父亲也是为你好。他跟我说，‘那东西是伤不着骨头的，只是让他吃点苦头，长点记性’。”虽然我嘴上在驳着母亲“他不该往死里打呀”，但心里却已信了她的话。
　　后来，大队实行封山禁林，砍伐树木受到限制。山里人不久便有了塑料桶、洋铁皮桶，父亲就再不能操他的箍桶业了。记得有好长一段时间父亲郁郁寡欢，还时常莫名其妙地发脾气。身体也日见衰弱，还咳嗽的厉害，于是在他58岁上便从大队干部退了下来。5年后，因肺病加重又无钱医治，便在63岁时永远地离开了我们。
　　现在我时常在想，当初要不是父亲的一顿痛打，也许就真的没有我的今天。因为从那以后，我就变得很“驯”，一门心思地埋头读书，最后终于考上省重点大学，并且走出了大山，在古城黄州当上了一名教师。
　　我真的感谢父亲的木箍条啊！
　　我常对自己说，一生中能遇上这样一位父亲，并能受他的“木箍条”的抽打，这是我的福气！我将永存这根“木箍条”在我的脑海里，在我的心灵深处。
　　我将努力把我手中的“教鞭”变成“父亲的木箍条”，时刻抽打我懒惰、蜕变的思想，鞭策我的学生勤奋学习、健康成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