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化缘校长”走了，留下来的尴尬怎么化解？

　　30多年来，广西都安瑶族自治县高中校长莫振高用微薄的工资资助近300名贫困生，让他们进入大学；先后筹集3000多万元善款，资助1。8万名贫困生圆了大学梦。他说：“帮一个贫困生，就是帮一个家庭！”3月9日，这名“化缘校长”辞世。无数人在微博等社交平台纷纷表达了自己十分沉痛的心情。都安学校的学生自发举行“停电”仪式，数十间教室同时熄灯，时间长达3分钟，他们这样做只为莫校长默哀3分钟。
　　这名校长一心为学校、为学生的精神令人敬佩，但将其称为“化缘校长”，总觉有些不是滋味。从校长的个体行为看，他为贫困学生募捐善款，可谓“化缘”。可是，还有必要进一步从教育投入保障、学校办学角度分析，这一“化缘”行为的背后，是由于政府对教育的保障力度不够，还是其本身是学校拓宽办学资源的一种行为。如果是因前者，不能以校长“化缘”解决贫困学生入学，掩盖政府部门对贫困生救济的不力；如果是后者，则需要整个社会重新理解为学校办学募集更多资金，是非义务教育学校校长的职责之一，而不仅仅从道德角度看待募集办学资金的行为。值得注意的是，我国义务教育领域，也有校长被称为“化缘校长”，学校靠“化缘”维持办学，这在义务教育经费必须由政府保障的背景下，是不应该出现的。
　　对于一所示范性重点高中，当地政府是有责任，保障学校基本办学经费，同时解决贫困学生的求学困难的，不能把解决贫困学生的困难，交给学校、校长。广西作为西部省区，从2009年起，开始设立普通高中助学金，对全区4万名高中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进行资助。这是政府履行救济贫困生责任的重要措施。因此，如果在2009年之前，都安高中的贫困生靠校长“化缘”救济，是因政府没有相应投入的结果，那么，在2009政府已设立高中助学金之后，就不应该再由学校想办法救济贫困学生。
　　一所非义务教育学校的办学经费，应该由举办者（公办学校举办者为政府部门）保障，办学者在举办保障基本的办学经费的同时，还需要从学校更好发展、学生更好成长出发，拓宽学校的办学资源，寻求与社会机构的合作，获得社会机构、社会人士、校友的捐赠。像公办高中和大学，在国家设立国家助学贷款、政府助学金的同时，可以争取企业、企业家、社会人士、校友在学校设立奖助学金，给学生提供更多的奖学、助学渠道；可以与企业和社会机构合作，在学校建图书馆、实验室、生活中心，改善学校办学环境。简单地说，就是在财政拨款保障教育投入的同时，学校必须拓宽办学资源，不能单靠财政拨款。在国外，就是有的公立大学，财政拨款也只占学校办学总经费的50左右，其余的由学生学费、校友捐赠、社会募捐、学校经营所得。公办高中也类似，学校在获得政府拨款的同时，还拓宽办学资源，以为学生提供更好的成长环境。
　　而针对学校向社会募捐，整个社会也建立规范的教育慈善制度，形成良好的教育慈善风气，社会机构、个体向学校办学进行捐赠，是十分正常的，不会给人学校是在“化缘”，社会机构、个体是在“施舍”的感觉。
　　学校为获得更多的社会捐赠，还会组成专业的团队，联系社会机构、企业家，校友。在这方面，我国的大学近年来刚起步，但离专业化、规范化，还有很大的差距，而有的高中，也开始重视社会募捐，可很大程度取决于校长的认识。另外，我国学校社会募捐都与缺乏资金、贫困联系在一起，似乎学校办学资金充足，就不需要社会募捐。可在国外，一些办学资金充足的世界一流大学，照样十分重视募捐，从学校获得社会募捐额看，哈佛大学的校长可谓最大的“化缘校长”。
　　政府保障投入和学校拓宽资源，是不矛盾的，两者不可替代政府部门不能因学校拓宽资源，而不履行投入、保障责任，学校也不能全部依靠财政拨款（就是义务教育学校，也是可以扩宽社会办学资源的），寻求社会合作和社会募捐，是学校办学的常态，也应该是职业化校长的职责之一。如果这两方面责任清晰，也就不存在“化缘校长”一说，政府保障学校基本办学（包括救济贫困学生的责任），而校长则进一步通过慈善募捐拓宽学校的办学资源。目前正是因为这两方面责任不清，即没有明确政府的保障责任，以及职业化、专业化校长的职责，也没有形成重视教育慈善的环境，才让“化缘校长”，充满更强的道德色彩，并通过其“化缘”行为来解决政府部门没有解决的问题，以及是靠个体的自觉来扩大学校的办学资源，而不是政府和办学者（校长作为其代表）各司其职，把学校办得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