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新生：谁来监督法官？

　　继2003年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13位法官因受贿被绳之以法之后，2005年，安徽阜阳市中级人民法院10位法官因贪污受贿而被判处有期徒刑，2006年，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20多名法官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侦查起诉。人们注意到，在法官集体腐败的背后，是一大批注册律师因触犯国家的法律，或被移送起诉，或被行政机关吊销执业证书。可以毫不客气地说，司法系统腐败案件的频发，标志着中国法律职业共同体的整体陷落。
　　司法为何频频腐败？何以根治司法腐败？
　　陪审团制度与外部监督
　　长期以来，人们把司法机关的腐败行为归咎于法官的业务素质不高，而事实恰恰证明，正是那些业务素质较高，甚至担任一定领导职务的法官，才更容易中箭落马。可见，当前中国司法界存在的问题，并非业务素质问题，而是司法体制出现了整体性垮塌。
　　在现实生活中，当前我国的司法改革，由于各级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缺乏专业的法律知识，所以很难对法院的日常审判工作进行有效的监督。在这样的体制结构下，一旦进入法院的门槛，被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任命为法官，就几乎进入到了权力失控的状态。特别是随着我国司法体制改革的深化，强调法官独立办案，法官的各项审判工作越来越不受监督。因此，如果不从体制上着手，解决法官不受约束的根本性问题，那么，今后将还会出现法官集体腐败的案件。
　　那些倡导建立法律职业共同体、主张司法独立的学者们，可能万万没有想到，一旦建立高素质的法律职业共同体，产生的将不是公正和正义，而是集体性的腐败。人们倡导司法独立，但司法机关独立的结果，却酿成了一个又一个集体犯罪案件。
　　在现代民主社会，没有不受监督的国家机关。司法机关必须接受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监督，必须随时接受公众的监督。但是，司法机关的工作特点又决定了法官必须进行独立审判。
　　一方面，法官必须独立办案；另一方面，法官又必须接受监督，如何解决这种体制上的悖论呢？西方国家经过长期的探索，找到了一个十分有效的解决方案，那就是在法院审理案件的过程中，将普通公民引进法庭，通过建立陪审团制度，由陪审团对案件的事实部分作出判断，然后由法官根据法律规定对整个案件作出判决。陪审团制度不仅仅是司法民主化的表现，也是有效克服司法腐败的重要制度保证。在陪审团参与审理的案件中，既有法官的法律判断，也有陪审团的价值判断，如果陪审团认定无罪，那么法官就不能再作有罪的判决。这种审判程序上的平衡安排，确保案件的审理置于公众的监督之下，防止法官与案件的当事人或者当事人的代理人恶意串通，枉法裁判。这种司法过程中的内部监督，有别于国家权力机关的外部监督，也有别于公众体制外的非法律监督，是一种影响案件的整体判决效果，并且在程序上确保法官公正审理案件的制度设计。
　　但令人遗憾的是，中国的法学界长期主张实行司法的神秘化，拒绝普通民众参与案件的审理。一个流传甚广的比喻是，法官就像医生一样，怎么能够让那些没有经过医学培训的人上手术台呢？在这样的思维方式引导下，精英主义教育、法律职业共同体这些冠冕堂皇的法律概念，充斥着中国的法学刊物。正是这种神秘化倾向，使得各级法院表面上虚心接受社会公众的监督，接受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的监督，但是在骨子里却拒绝任何监督。一些法院的法官抱怨办案人数不足，可是却对我国现行的陪审员制度不感冒，他们对法院聘请的陪审员敬而远之。即使由陪审员参与审理的案件，在制作判决书的过程中，也是千方百计地将陪审员的意见排除在外。总之，法院成为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法律堡垒，成为不受外界监督的独立王国。
　　从技术改革到体制改革
　　西方国家的陪审团制度是一种独立于法官制度之外的、对案件事实作出判断的司法制度。这项制度的价值就在于，将公民的常识判断、经验判断引入到司法实践中，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防止法律事实背离客观事实的现象发生。由于公民来自于不同的阶层、不同的行业，具有不同的文化背景，因而在案件的审理中会作出不同的价值判断，将这些人集中起来，组成陪审团，共同参与案件事实部分的讨论，有助于在一定程度上校正法律判断之不足，防止当事人的代理人利用证据制度中的漏洞，争取不合理的法律利益。陪审团制度的应用，并不能彻底避免冤假错案的发生（美国著名的棒球明星辛普森案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但是，陪审团制度至少可以对法官的权力产生抗衡作用。
　　然而，陪审团制度在中国的诉讼法律制度中却很难站稳脚跟。这是因为，中国的法学界认为，陪审团的出现无疑将打破司法权力的垄断，不利于法律职业共同体的塑造，也不利于法律职业共同体整体福利的提高。在我国已经着手修改的诉讼法中，无一例外地排除了西方国家行之有效的陪审团制度，而只是在诉讼的程序上做文章，这样的司法改革，显然无助于从整体上解决司法机关的集体腐败问题。如果司法机关既不愿接受权力机关的监督，又不能接受公众的日常监督，在法院审理案件的过程中，缺乏公众参与的陪审团制度，那么，徇私舞弊、枉法裁判也就不足为奇了。
　　主张在中国的诉讼体制中引入陪审团制度，不是对法官缺乏信任，而是基于这样一种基本的价值理念，那就是权力不受监督必然会导致腐败。陪审团成员的常识性判断和经验判断，不但有助于发现客观事实，而且有助于从根本上克服司法腐败的问题。
　　司法体制改革是一个系统性工程，但观念更新是司法体制改革的首要任务。如果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司法观念落后的问题，不能从司法教育阶段开始，培养司法民主意识，在司法实践中坚持透明公开原则，鼓励公众参与诉讼活动，在每一个环节监督法官的行为，那么，就不可能有成功的司法改革。当前我国司法改革问题重重，根本原因就在于，改革导致司法神秘化越来越严重，司法改革越来越背离民主的原则。现在我国正在推行的一些司法改革形式主义严重，从法官的法袍，到法庭的法锤；从法院的豪华大楼，到法官不断增长的福利，所有这些改革与现代司法理念都背道而驰。如果不尽快引入陪审团制度，或者不增加司法审判的民主性，那么，今后还会出现集体司法腐败行为。如果满足于现状，或者由最高司法机关主导进行技术性的改革，那么这些改革即使能够解决某些公民诉讼难的问题，不会从根本上消除司法腐败现象。由司法机关自我改革，无异于揪着自己的头发站起来。司法改革必须从外部着手，维护公众的参与权，让每一次司法审判都置于公众的监督之下。（权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