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飞龙：香港的校园民主现象学

　　香港的校园民主历来被视为香港公共文化的一部分，以及香港反对派引以为荣的精英文化建制。笔者曾在占中前后长达一年时间访问研究于香港大学，除了对其学术国际化深有感受并受益良多之外，对香港的校园民主亦有近距离观察：校园闭路电视的特色节目编排；中山广场的学生评议会议与时政论辩会；民主墙的涂鸦海报与政治化表态；学生会选举的有模有样与本土专横；校内事务参与和决策的高调身影甚至暴力化；以及对香港社会运动的引领塑造，等等。
　　这些活跃于校内外的校园民主本应当成为一国两制与基本法秩序的守护力量之一，本应成为国家及特区互动发展的协同力量之一，然而，香港校园民主正日益蜕变沉沦为颠覆一国两制与基本法、宣扬与动员港独运动的青年平台网络。看看各校民主墙上单调划一的港独宣传以及空洞乏味的价值宣示，这样的民主质地已经虚浮无比。
　　这几日，一位内地女生的勇敢行为引起了多方关注。她来自内地，在香港中文大学读书，未敢留下姓名，但却勇敢地揭下了中大民主墙上的港独海报并用英文与港独学生论辩。论辩视频中，这位小女生躲闪无助，折射香港校园氛围之蜕变。小女生孤身抗“独”，而且非常害怕遭到港独学生的网络暴力，但她还是站出来了，巾帼不让须眉。这是一种认同国家并维护最基本政治道德底线的勇气。网络上有些人称这是“小粉红”，是一种无知无耻的污蔑，并不真正知道这位内地女生到底在做什么样有意义的事情。
　　小女生的孤立行为暴露了香港公共教育和公共文化的国家认同漏洞。香港教育塑造的不是中国公民，而是反国家的分离分子。香港从教师到学生，无法完成政治人格中最关键的“国家性”塑造。对国民教育的无理性抵制，对言论自由和院校自主的无节制滥用，终于酿成了严重的港独分离运动和青年教育恶果。而特区政府及香港社会既往并未足够重视及付诸行动。
　　还有两个事件可以充分印证香港校园民主的低劣化：其一是不少未成年中学生加入激进的社会运动，破坏了民主政治的“成年人”底线；其二，香港教育大学有人在蔡副局长丧子之际弹冠相庆，毫无人道人性，只是因为蔡是推动国民教育的健将。
　　港独大学生自诩为天之骄子，代表学生与社会，而且无节制滥用其言论自由，并不理解这样的行为已违反基本法及香港本地刑事法律。这种精神困顿与败坏实在来自于香港教育体系内部的局促狭隘和不负责任。
　　中大管理层进行了积极干预，反对港独，但也支持言论自由，只是说明言论有界限，但到底是什么界限以及如何维护这样的界限，语焉不详。在学生会的压力下，校方竟然声明拆除港独海报需要得到学生会的共识，校方完全罔顾法律及自身教育管理责任，屈从于港独学生的民粹化压力，诚可悲也。
　　香港校园民主的现象学是一幅混乱不堪、秩序扭曲的图景：
　　其一，反港独需要得到港独学生会的共识，霸道的校园民粹式民主凌驾了基本法与教育管理者伦理及责任。
　　其二，言论自由有边界，但就是没有任何具体机构和人员来划定这个边界，最后变成说说而已，不了了之，变相纵容。
　　其三，香港高校是基本法保障下的依法自治，是国际化的教授治校，但如今日益演变成过度政治化的“学生治校”，氛围趋近曾经的大陆文革。
　　其四，香港公共教育没有“国家”和“义务”，只有“权利”和“本土”，最后只能引导青年走上激进对抗的不归路，由刑责提供最后的教育和惩戒。看看旺角暴乱和占中的参与者，看看黄之锋现象，即可明了。
　　其五，对港独言论，香港发声各方大多套话套路，圆润无比，原则模糊，无人具体行动，无人承担责任，无人主动检讨，无人真正道明危机，最后只有内地小女生冒险抗“独”。
　　反港独是一国两制的底线，是一项众人事业。香港校园民主已经异化，严重损害香港高等教育环境及青年成长条件，需要反思改革。但论道太多并无实际效用，还需要知痛者自己疗伤，需要香港特区政府的检控行动，需要香港司法的严正裁判，以法治方式划定校园民主、言论自由和院校自主的法律界限，使之不成为颠覆一国两制与基本法秩序的破坏性力量。
　　如果不及时行动会怎么样？有一天，香港民主的墓志铭上只有两个字：港独！老派泛民最钟情的香港民主事业可能毁于港独，这是他们最痛心的。面对香港公共教育和公共文化的“反国家”危机，香港必须通过足够有力的公民社会行动与自治法律行动进行自救，否则贻害无穷，一国两制与基本法宪制必然遭受根基松动之祸。
　　（原载多维新闻网2017年9月9日，作者系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全国港澳研究会理事）